世界政府的限度与全球治理的可能性

"反对民族国家"是西方学界基于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遭遇挑战这一现实而形成的重要论调,它倡导建立"世界政府",主张用"全球治理"替代民族国家。分析表明,世界政府是基于全球经济政治现实而做出的合理设想,但其中存在着难以忽略的理论漏洞;它洞见到了问题之所在,却在解决问题时选择了错误的方式;它否定国家主权的观点是建立在对当代国家主权新变化的错误理解之上的。而全球治理的问题在于,它的预设条件"国家无能论"并不成立;它以国家主权为基础,它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的终结;它主张关注全人类的共同命运,这一价值取向并未得到国际社会的公认;而不同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不平等地位也导致全球治理至少在目前并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全球治理时代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的调适

处于全球治理时代的民族国家常常在维护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面前陷入困境和两难选择,这就需要我们对此二者进行理论审视.全球利益的思想源头发端于古希腊罗马的自然法理念和万民法思想,中经格老秀斯和康德的和平思想阐发,于现当代成为全球治理中的超越民族国家利益局限的人类共同利益诉求;民族国家利益则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而形成,其起源可追溯到16世纪意大利和17世纪英格兰的国家理由、王朝利益等概念,而自17世纪之后逐渐形成以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为本位的国家利益概念.在全球治理时代,我们必须具备对以上二者的理性认知,坚持一种全球利益关照下的国家利益观:正视全球性危机的严峻挑战以及全球治理向深度发展的时代趋势,在认识和行动上呼应全球治理中人类共同利益维护的急切需要;尊重国家的基础性地位,维护合理的国家利益;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机制,实现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的调适.     

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国家

全球化是一股巨大、深厚且广泛的力量。20世纪中后期全球化的加速推进,对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体系以及世界格局和区域形势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在此过程中,作为人类群体的民族也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改变,不仅生成了新的民族类型,使族类群体趋向于多样化,而且极大地改变了国家的民族构成和族际关系,导致族际关系的复杂化。全球化过程带来的这些变化,有的已经成为现实并日渐凸显,而有的正处于量变的阶段,目前还只能偶见其端倪。今天,人类仍然处于民族国家时代,国家仍然是人类社会最为有效的治理形式。因此,有必要在新的形势下重新审视民族与国家的关系,确立适应形势需要的民族观、国家观和民族政策观,促进民族与国家关系的协调发展。     

全球化时代国家利益的定位与维护

国家利益概念原本就有争议 ,而在全球化时代更面临着来自国际制度、全球问题、全球利益与全球意识等方面的挑战。在此情况下 ,民族国家必须树立新的国家利益观 ,把握以下原则 :坚持全球利益观照下的国家利益 ;注重把握国家利益的层次性和动态性 ;在确定国家利益的优先顺序基础上 ,在国际制度的框架中实现国家利益。     

“民族国家消亡论”新解

民族国家的主权在全球化时代受到多方面的挑战,一些西方学者据此提出了“民族国家消亡论”,实际上推销的却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观.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认为,国家消亡的条件在全球化时代远未成熟.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历史学方法,使来自于黑格尔辩证法这一错误思想根源的“民族国家消亡论”得到了科学的解析.     

论全球治理中和谐世界的构建

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的构想,不仅是中国国内政策的延续,也符合世界发展潮流,与当今世界流行的“全球治理”观念不谋而合。在全球治理中可以实现和谐世界的构建,因为全球治理从全球观念和价值层面上反映了对和谐世界的追求;在全球治理所倡导的共存、共治、共荣中能够实现国际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和谐;全球治理在解决全球性问题的目标中可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国就是要努力推动“和谐世界”的构想在全球治理的进程中变成现实,使中国真正成为“负责任的大国”。     

论两种制度国家全球治理问题的合作与纷争

随着全球性问题的增多,全球治理危机日益凸显;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日益增多,无论是在政府层面、国际和地区性组织中还是在非政府组织中,合作都呈现日益加强的趋势;同时,两制国家在国家利益、国际地位、价值观以及全球治理体系等方面纷争难以弥合。全球治理任重而道远。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及其意义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裹挟着浓重的意识形态偏见,因其虚无的历史观、抽象的人性论和疲软的现实解释力,而沦为脱离实践的理论空想。中国现代化道路是以实践逻辑为主导、以实际问题为基点、以现实的人的问题为切口而生发和造就的实践探索与理论成果之集合,从根本上驳斥了“历史终结论”的理论预设,揭示了“历史终结论”的非理性本质,证明了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中国的现代化实践道路在价值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为发展中国家实现自身发展、开辟多元现代化路径提供了独特的经验智慧和有益参考。     

认同的分化与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挑战

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面临的认同分化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在这里作者主要探讨的是横向的阶层分化：首先从认同整合的角度回顾了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公民权”和“人民”两种认同整合机制;其次,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阶层认同分化的角度分析了民族国家面临的政治挑战;最后,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民族国家以及当代中国在这一问题上面临的双重挑战。     

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理论与指数化

在全球治理中,社会逻辑是显性逻辑,国家逻辑和资本逻辑则是隐性逻辑.社会逻辑在全球治理理论中占有核心位置,而国家逻辑却在全球治理实践中处于主导地位.鉴于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笔者提出一种共和主义的国家参与全球治理观.指数构建对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指数”(SPIGG)项目组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指标体系,并就这一指数的数据采集、数据标准化、权重设置和计量模型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SPIGG指数的创设可以有助于推动全球治理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也有助于把中国知识传递到全球治理的实践中去.     

全球化与国家、民族文化的发展前景

全球化是指它的超地域性 ,也就是人类活动和社会关系与特定领土框架的连接变得越来越松散的趋势。领土距离的日趋有限和疆界意义的日益淡化 ,从根本上冲击着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的传统职能及其价值 ,国家本身及其作用必然要有一个历史性的调整和转变过程 ,但国家不会失去对其领土范畴内的社会进行管理的合法性。全球化松懈了空间与文化的关系 ,对民族文化 (尤其是非西方的文化 )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挑战 ,但全球化越加强 ,民族性也就可能会越高涨。在此背景下 ,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将出现杂交化的发展走向     

西方现代政治的歧途:走火入魔——兼评“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

政治的好坏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当认真思考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时,我们不得不面对当今的西方政治本身,考察它是如何踏上走火入魔的歧途的,并再次审视名噪一时的“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     

“意识形态终结论”的衍变、实质与悖谬

“意识形态终结论”作为资产阶级的理论论调,其终结直指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意识形态终结论”及其变种极具迷惑性,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不利影响。为此,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正确认识“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实质及其悖谬。“意识形态终结论”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幻想。     

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民族国家——民族政治学视野下的现代国家分析

民族具有族群性和国民性.在现代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其族群性和国民性相互交织.在不同群体被权益所驱使而建构成诸多民族的同时,以民族为主体构建现代国家的模式也在不断蔓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既相互抵牾又相互促进,并最终在国家政治层面得到统一,即形成国家民族认同.现代国家理论虽有诸多的不同,但各种理论均对国家及其内部成员的民族性给予了极大关注.现代国家建立的现实基础依然是民族或族群,以民族为代表的群体权力的彰显就是民族政治与国家认同.     

构建新发展格局：基于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互动的逻辑

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经济内外循环,需要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也是一个治理过程,表现为治理主体、对象、制度、目标和观念的多元互动。统筹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加强两者的互动协调,有助于塑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提高经济循环效率、保障经济运行安全、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在宏观经济、产业经济、贸易投资和货币金融等领域为新发展格局形成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以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域下的政府责任论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域下的政府责任可从概念、关系、方法三个角度进行厘定与考察。就政府责任的概念而言,其包括行政宪制责任、行政治理责任、行政行为责任三个在结构与功能上内在关联的复合层次,最终统一于行政法治。就"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而言,"共建共治"要求这三元治理主体之间应互动协同,政府责任体系必须置于治理格局之中,通过化解诸多法治风险予以重构。就政府责任的落实方法而言,应遵循"责任法定"的基本原则,依归法治方法,使政府既能回应蕴含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中的责任嬗变,又不失蕴含于依法治国方略之中的行政法治本色。     

“小说界革命”与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

“小说界革命”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分水岭。在20世纪初,面对国家危难的局面,为宣传救亡图存思想,迫切需要一种文艺形式唤起人们的爱国意识。梁启超提倡的“小说界革命”正是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因契合探索拯救祖国危亡的社会整体心理,一时间如晴空霹雳给小说带来新的发展契机。借助小说“变易风俗”的作用,中国人从“天下”想象中清醒过来,意识到中国只是“世界”的一部分,并在此基础上完成现代民族国家的觉醒。自此,中国现代小说都有强烈关注社会现实的意识,并在作品中构建出一个中国社会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蓝图。     

自媒体时代的“文学终结论”

希利斯·米勒提出的“文学终结论”引发了学者们对于电讯时代文学发展的讨论和思考。尽管米勒并不是宣判了文学的死亡,但是仍然揭示了电讯时代文学的困境。作为时下最热门、影响最大的新媒体代表,自媒体因其传播媒介和方式的特殊性,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作为制造者的媒介本身成了文学作品的一部分。就文学语言而言,自媒体平台上的文学作品的施行性特征更为明显,这使得基于自媒体平台进行阅读的伦理性也需要被注意。自媒体的“圈子化”特征使文学的社群关系得到凸显,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学的发展。自媒体时代为米勒的文学终结论提供了新的研究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