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修辞研究的新成果

李建军博士的新作<小说修辞研究>是我国小说美学研究中的可喜成果.作者以其广博的知识储备、深刻的理论素养、锐敏的美感能力及明确的道德视界,对小说修辞作了全面新颖的思考和分析,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意义的新观点,并结合中外小说修辞的现象分析,显示了他的小说修辞理论的深刻性和实践性.     

小说积极修辞的理论倡导

20世纪著名的小说理论家E·M·福斯特在他的<小说面面观>一书中说:"小说是一个不容易对付的庞然大物."[1](P7)正是由于它的庞大,在它的身边也吸引了无数的好奇者和征服者.李建军的<小说修辞研究>是当代中国学者中试图征服小说这个"庞然大物"所做的努力的结果,是中国小说修辞学建设的重要基石.     

《小说修辞研究》笔谈——小说积极修辞的理论倡导

李建军博士在他的《小说修辞研究》中认为 ,小说修辞的目的在于说服读者接受作品 ,从而使作者与读者之间建立一种精神交流关系。创作主体在小说修辞中具有主导作用 ,主体积极的修辞态度对于小说的可理解性有决定性的影响。“现代小说”的修辞方式把写作本身当作写作目的 ,把可写性置于可读性之上 ,造成了读者阅读和理解的困难 ,妨碍了精神交流的进行。《小说修辞研究》的出版 ,对建立中国的修辞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刊组织了 5篇笔谈文章 ,对该书进行评述 ,以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论布斯小说修辞理论的贡献和意义

布斯的《小说修辞学》的贡献体现在 :指出了作者在小说中修辞性介入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解决了讲述和展示的关系问题 ;对传统小说和现代小说的修辞技巧作了细致的研究 ;强调道德和伦理的意义 ,把小说修辞道德化和伦理化 ;强调了作者与读者进行交流和沟通的意义。布斯的小说理论还有助于人们认识和克服 2 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和创作中存在的种种反修辞的消极因素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文学观和文学批评理论

追溯了"文化批评家"、"后现代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文学思想发展,从他的系列文化研究经典论述中挖掘其卓具特色的文学观点和文学批评理论,指出他的文学观是建立在马克思的辩证法基础上的开放、多元、具有包容性的阐释体系,他的文学批评理论辟出了一条文学与社会,尤其是与生产方式相联系的新途径,对当前的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都有很大的启示.     

关于九十年代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

九十年代女权主义批评体现出两个新的特点，一是批评的视域相对缩小，基本上集中于女性文学；二是从西方现代多元化理论的运用上寻求突破。究其成因在于时代、社会、文学及批评多方面的友展以及创作和批评主体构成的变化。女权主义批评因此进入了一个迥异于八十年代的新阶段。     

继承传统,建构现代小说修辞理论

李建军的新著<小说修辞研究>,在国内众多相关(叙述学)著述中独树一帜.他不仅批判性地承继了布斯<小说修辞学>的许多观点,而且广泛地借鉴了世界上哲学、文学大师的有关论述,提出了许多十分有益和中肯的论题及观点.表现出继承传统而又突破传统,创建符合中国国情和读者审美鉴赏习惯的小说修辞理论.     

为小说扬幡招魂

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现代主义和先锋派作家,从理论和创作上把小说颠覆得魂飞魄散,面目全非:隐没了人物,淡化了情节,消解了故事,害得小说不像小说,颇有点像自我渲泄、表现自我、心灵剖白的散文了.从此小说远离民众,躲进象牙塔,成了仅供少数人把玩品鉴的宠物.小说起源于民间传说,这是一个不庸置疑的事实.汉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明确指出:"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小说脱离了民众,也就置广大读者的喜闻乐见于不顾,把"读的艺术"与"写的艺术"割裂、甚至对立起来,一厢情愿地只在"写的艺术"上下功夫,使小说远离民众,就像断了根的林木,绝了源的江河,难免枯竭生病.病在哪里?怎么医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编审、博士李建军推出的新著<小说修辞研究>,专为小说招魂治病开出了良方.     

克罗齐的文学批评观

本文目的是想把克罗齐的批评方法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加以说明,并对这种方法所提出的几个基本问题进行讨论。克罗齐把一切精神生活,一切人类活动分为四种形态:通过直观(艺术)来认识个别事物,通过逻辑(哲学)来认识一般事物,(通过经济学)来选择个别或有用的事物,以及(通过伦理学)来选择一般或善的事物。关于文学和艺术批评,克罗齐认为:一个正确的批评定义应该适用于一切艺术。这是与他的这一假定相符合的,即艺术是一个统一体,它的不同的形式只是经验上的、人为的区别。批评就是判断,而作为判断看,它是属于哲学或历史编纂学范围的。批评是对艺术对象的认识,是某一项个别活动的历史叙述,是上面提到的四种形式之一。克罗齐批评主张的实际含义(暂时丢开他的批评方法的理论意义)的基本特点是对于艺术品的人文主义的判断,是发现和分析艺术品的人性内容,再加上对于内容是否变成形式或仍停留在材料阶段,以及对于一件艺术品是不是诗歌或其他东西等问题的判断。他认为批评家的职责在于寻求作者的根本情调;他只企图指出某一特殊人生境遇之下的自觉的情趣,而不想对它作理智的认识,或强调实际行动的意志,或表示感到因利害关系而要求参与的愿望。实际上我们可以在克罗齐的艺术理论中看到两个方面:首先,他说明艺术是什么(艺术是直观),接着他就要用消除法说明艺术或直观不是什么(不是逻辑,不是实用,不是正义)。照克罗齐说来,批评家应该在艺术作品中把真正的直观(一种已经成为具体完美形象的真实感情)跟其他的东西,跟非诗歌区别开来。这就是批评任务的目的。他的批评方法的两个核心论点是:艺术个性的准则以及艺术个性和一般历史的关系,对待艺术作品唯一不矛盾的方法就是认识它的绝对个性,否则就容易忽视它的具体的现实性。严格说来,只有个别作品才是审美判断的对象。     

论格非的文学批评

格非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专职教授,也是当代文坛中的实力派作家。作家、学者、教师三种身份的结合,使得他的文学批评在理论建构、话语方式和文体风格上都具有难以复制的独特性。由于既要投身于艺术创作又要从事学术研究,他更能体察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的各自范式及其规律,从而达到一种可贵的平衡。     

徐志摩的语言观、修辞观和修辞实践

徐志摩,作为一个唯美主义的诗人,对语言文字的美有着特殊的偏爱,在不懈地追求语言艺术化的道路上,理智地认识到,语言本是一种具有缺陷的交际工具,并且从表达者和接受者两个方面考虑,语言文字的不完善性,深刻地揭示语言文字的本质。徐氏在认识到语言文字的缺陷和不足后,却更为重视修辞,并以弗洛贝尔为榜样,努力实现其唯美主义的修辞理想,把语言表达,把修辞活动同人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高度重视“诚”和“适度”。文章还论述了徐氏修辞实践的失败与不足、追求与成功。徐志摩的语言观、修辞观对中国语言学、修辞学的跨世纪的转向,非常重要,很有意义     

钱穆文学批评观述略

钱穆以史学名家,他的文学批评多在史学语境中展开,突出表现于两方面,即一是用历史的眼光分析文学作品以及相关的理论问题,二是以文学印证历史,阐发文学的“心史”意义。与20世纪前期中国文学批评趋新思潮相左,钱穆操持的是两千多年大文化传统的典雅文学观。在他看来,文道合一即人生之文学,因为文学与学术相通,都是人生精神的展示,这既是他提供给我们的广义文学视域,又具“纯文学意态”的人生的文学观念。     

亚里士多德的实用修辞观

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理论对学习、借鉴西方修辞理论 ,寻求和开拓修辞学新领域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旨在介绍和评析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理论     

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修辞性研究

哈贝马斯(Habermas)是当代西方具有影响力的批判理论家,其对修辞学的贡献在于将归属于批判理论的交往重要性进行理论化。他对各种形式的公共性的历史叙述,尤其是18世纪的公共领域的叙述,以及他对交往行为理论的阐述,构成了他对20世纪修辞学理论所作的贡献。本文拟从修辞学的角度探讨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以便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对他的理论进行解读。     

张爱玲作品的命名风格

张爱玲作品的命名风格主要有四点:色彩和字眼的华丽、字词和意境的苍凉、运用双关辞格、沿袭传统文化的一些成分。     

弗吉尼亚·沃尔夫文学批评观摭论

从“局外人”立场出发,以普通读者的视角去审视文本,以抵抗主流体制豢养的所谓专业人士的话语霸权;提倡揭示人类心灵世界底蕴的“精神主义”,否定只注重对外部世界描摹的“物质主义”;主张与文本面对面地交锋,用作者的眼睛去透视作品中的世界。这些构成了弗吉尼亚.沃尔夫文学批评观的主体。     

文学批评言语行为意义观

意义既是语言哲学的研究重点也是文学批评的研究目的。语言哲学中的言语行为意义观认为言语行为是语言使用的最小单位 ,话语的意义是言语交际中实现了的言语发出者的言语意图。各文学批评流派虽然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学作品的意义进行了研究 ,但却都具有片面性和主观性 ,是静态研究。运用语言哲学言语行为意义理论研究文学的意义不仅可以避免文学批评意义研究的不足而且切实可行。     

论刘勰的幽默文学批评观

刘勰出于主、客观多方面的原因对幽默文学持的是轻视的态度 ;他过于强调文学的教化作用而忽视其娱乐价值和情绪价值 ;他对当时已初具规模的幽默文学现象的概括是不全面的 ,对纯粹逗笑的笑话幽默一味排斥 ;他对性格机智诙谐的幽默家的人格持鄙视态度 ;其幽默文学批评观助长了儒家载道文学观的声势 ,进一步把幽默创作推到俗文学和民间文学的阵营里去 ,不仅阻碍了后世正统文人参与幽默文学创作的实践 ,也妨碍了幽默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发展     

论金圣叹文学批评的读者观

金圣叹强调读者主体性的发挥对阐释文本意义有着的巨大作用,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要进行深层的心理体验和理性判断,充分发挥读者的联想和想象;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欣赏水平,才能真正理解和阐释文本。金圣叹的这种观点,在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具有全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