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诠释"理"的三种路向

王国维关于"理"的诠释表现为三种路向,即知识论路向、形上学路向和伦理学路向.王国维诠释"理"的根本原则是知识论原则,并因此否定"理"的伦理学意义和形上学意义,由此显露出王国维改造中国传统哲学的神秘意向;但这种意向的实践忽略了"理"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特殊内涵与特殊价值,从而也损害了王国维诠释"理"之实践的完整与意义.诠释主体如何在使其价值得到张扬的同时又照顾到被诠释对象的固有意义,这是王国维诠释"理"的实践留给人们思考的难题.     

王国维哲学、宗教观念与“人生”诗学

王国维体素羸弱,性复忧郁,这使得他更为敏锐地关心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等问题,并以此开始他早年的哲学研究之旅。王国维由叔本华等人的哲学著作介入到宗教领域,带着对哲学、宗教的双重失望进入文学领域,并将早年的哲学、宗教观念带入到文学理论之中。他认为苦痛才是人生之真相,诗人要首先深度体验苦痛,才能更好地表现苦痛。王国维的文学观念与其哲学认知、宗教情怀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王国维与中国哲学学科的建构

王国维对于现代中国哲学学科建构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通过对于康德和叔本华哲学的介绍,他提出了自己的哲学观,认为哲学是追求真理的学问。他还对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进行了分析,并试图根据西方哲学的范式来整理中国哲学的资料,从而对20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具有重大影响。     

王国维：中国新诗哲学精神的潜在先驱

新诗的哲学精神不同于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而表现为对超越现世的另一个世界的追问,对宇宙真理的追问。这种哲学精神的先驱者是王国维。王国维的诗学思想以严格的哲学思想为基础,认为诗歌与哲学一样,都是真理表现的手段。王国维的诗学思想虽出现在白话新诗产生之前,但它属于现代人的精神生活范围,广义地讲也应属于"新诗",新诗的哲学精神也一直沿着王国维所指引的方向前进。新诗精神的探讨虽然从"诗界革命"就开始了,但"诗界革命"不曾涉及哲学;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等著作,虽然有西方哲学思想的支撑,也明确地提出了"形而上学"这一纯哲学概念,但在诗学的哲学观念上,王国维比鲁迅更明确、更彻底、更系统,也更早提出,且王国维除了理论外还有哲学诗创作实践。只是,由于王国维观念的先锋和产生在白话诗之前等原因,致其诗学观念至今无人注意,但他事实上已构成新诗哲学精神的先驱,一位潜在的先驱。     

王国维对尼采的译介——兼及王国维对“自杀”的阐释

王国维虽然不是第一个将尼采的名字介绍到中国的学者,但他是将尼采生平和重要学说比较全面地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同时,他也结合康德和叔本华哲学,把尼采的思想转化吸收到他的美学理论之中.本文论及王国维所翻译的三篇尼采论文以及他自己的一篇重要撰述<叔本华与尼采>;文章在接受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讨论了尼采思想对王国维的影响;笔者在搜集王国维与尼采关系时发现了王国维有关论自杀的文字,于是也就从叔本华、尼采的"天才"和"意志"论附带探讨了王国维对自杀的阐释.     

论加字哲学——从金岳霖先生的一个区分谈起

金岳霖先生针对中国哲学史研究区分出"中国哲学的史"与"在中国的哲学史"。如果把"史"字去掉,金先生的区分就变为"中国哲学"与"在中国的哲学"的区别。若再把"在中国"这个地域性限定表述去掉,他的区别实际上是"中国哲学"与"哲学"的区别。这一区别的实质在于:通过加字形成一种加字哲学,从而形成与哲学的区别,具有超出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围的、富有启示性的普遍意义。     

现代意识的微光──王国维哲学的意义

本文试图给予王国维哲学以新的评价，认为：王国维早年所进行的哲学探讨实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声，在中国近代哲学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其一，王氏融汇欧洲理性主义哲学，以崭新的视角对中国数千年的哲学和文化进行了深入反思，标志着中国传统哲学的终结和现代哲学的开始。其二，王氏从康德哲学中体会出实证哲学的观念，为乾嘉以来的求是学风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并以其史学实践促使其向现代意义的科学观念转化。第三，在经世学风和功利主义盛行的维新时代，王国维以其对人生问题的探讨和对个体生命的执着关注而显示出独特的思想指向，预示了“五四”个性解放运动和现代意识的觉醒。     

辛亥革命以前王国维论哲学及人文学的分科

1898年到1907年是王国维专攻哲学的时期。其时他认为哲学是出于人的精神的内在需要,具有其内在的价值,并强调哲学是人文教育的根本。针对清政府于1902年、1904年分别颁布的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王国维在《奏定经学科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一文中提出了他的大学人文学分科方案。这一方案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以哲学来代替经学的地位,其背后隐含的是以哲学代替宗教的思想。1907年,王国维宣布放弃哲学研究。后人常常根据他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的自述,认为他是出于情感和兴趣上的原因而放弃了哲学,其实真正的原因在于他对科学的认同使他无法再相信他原本就喜欢的形而上学。而这也是他转向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科学的方法可以充分运用于史学,且史学也是接引古典教化传统的一种方式。他写于1911年的《国学丛刊序》实质上就是为可以充分运用科学方法的史学张目。1912年,王国维在日本以烧毁《静庵文集》的激烈行为明志,从此明确走上了以史学接引古典教化传统的道路。     

王国维与康德哲学

康德哲学于19世纪末开始传入中国,其后经历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其传入主要凭藉日文书刊之转介,以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为代表;在第二阶段,中国知识界不再以日文书刊为媒介,而是开始直接阅读德文原典,甚至有人亲赴德国学习康德哲学,其代表有蔡元培、张君劢、郑昕等人;到了第三阶段,现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三大思潮──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与新儒学──鼎立之势已形成,它们对康德哲学各持不同的立场。笔者曾发表《康德哲学在现代中国》一文,讨论近代中国知识界吸纳康德哲学的历程。但在该文中,笔者忽略了王国维对康德哲学的吸纳与评介。该文之作,即是要弥补这项阙漏。事实上,王国维对康德哲学的吸纳介乎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之间：他一方面藉由日本学者的著作了解康德哲学,另一方面阅读康德著作的英、日文译本。此外,他又借用康德哲学的概念与学说来讨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问题,譬如借用康德的知识论架构讨论中国传统的人性论（见其《论性》）,借用康德的理性学说讨论“理”的问题（见其《释理》）,借用康德的自由理论讨论“命”的问题（见其《原命》）,均表现出一定的哲学深度。     

寻觅"人生问题"的解答--析王国维的哲学追求

王国维是位饱受传统文化价值观儒化,而又受西方文化洗礼的一代国学大师,身处近代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变时期,从文化价值层面着手,由对康德、叔本华哲学的信奉到以实证科学的精神对其责难,孜孜以求既"可爱"又"可信"的"真理",希望困扰他的"人生之问题"得到解答.然而事与愿违,哲学使他陷入两难的困境中,不得不放弃哲学研究,走向文学寻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