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百济略有辽西”记事初探》

《"百济略有辽西"记事初探》一文中所论述的"百济略有辽西"之说,无论从史料记载还是从其他方面考证,都是不可信的,而且是错误的.     

西汉辽西郡的防务与交通

辽西郡承担"北边"重要防卫区段。其守备条件和军事地位的特殊性,与同时联系沿海地方的交通形势有关。在战国环渤海地区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因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形成,西汉辽西交通获得了更好的发展条件。秦二世巡行辽东与秦二世时代"治直道、驰道"的关系,不宜忽视。辽西地方实现"北边道"和"并海道"的交接,在军事地理和交通地理位置上均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并海交通道路的规划和建设,利用了辽西走廊"地势平衍"的自然地理条件。     

略论百济外交政策对朝鲜半岛局势的影响--以420年至475年为例

百济作为朝鲜半岛三个时代的一个国家，其奉行的对外政策对朝鲜半岛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旨在通过对百济对外政策进行梳理，来阐述百济在朝鲜半岛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     

佛教在高句丽、百济和新罗的传播足迹考

公元4世纪,佛教经由中国传入朝鲜半岛。此时,正值高句丽、百济、新罗鼎足而立之际。虽然三个国家都接受了佛教,并把它看成求福护国的工具,但由于三者的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的不同,而使得佛教在传入三国的时间上,高句丽最早,百济次之,新罗最晚。     

百济族源与丽济交融过程之考察

百济族源是多元的,不过其族源大多可以追溯至古老的秽貊族系。活动于辽东东南部及朝鲜半岛的秽貊族系经长时间发展,演变为秽人、貊人、古朝鲜人、夫余人、沃沮、高句丽、三韩、东秽等部族和部族集团。百济立国于马韩之地,国家主体民众多为马韩人,由此马韩人被视为百济人的主源。在百济族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夫余人、高句丽人、汉人扮演重要角色,自然亦是百济族源。百济与高句丽在朝鲜半岛共处7个世纪之久,两国并非始终处于敌对状态亦存在交流与融合。早在汉四郡时期两国就有接触和交流,在百济建国之初与高句丽互为兄弟之国。三国争霸时期两国互有攻守,大量兼并民户,直接促进丽济交融。在三国争霸后期,丽济关系趋于缓和,偶有合作,在和平时期广泛而频繁的民间交往自不待言。丽济灭国后,两国遗民在统一新罗的统治下,最终实现融合。     

“突破辽西北”生态建设的伦理依据

针对实施＂突破辽西北＂战略中不能忽视生态建设这一现实问题,采用理论分析与现实结合的方法,论述了＂突破辽西北＂生态建设的哲学依据和现实基础,表明生态建设要以生态伦理学为哲学依托对辽西北生态建设和保护有现实意义,而且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相互依存方面有着更为深远的实际意义和理论意义。     

借鉴大连经验建设“辽西大连”的思考

2008年以来，锦州市委提出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十学大连”的活动，并进一步将这种活动落实到建设“辽西大连”的战略目标中，文章分析了大连城市的发展模式及其转变过程，指出大连城市发展的特色，并提出了锦州建设“辽西大连”的一些意见。     

“民族-文化走廊”--辽西走廊研究述评

辽西走廊位于东北游牧区、渔猎区与中原农耕区的交汇地带,历来是连接中原与东北的民族—文化廊道,承担着民族迁徙、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等多方面多层次功能。学界对辽西走廊的研究不断深入,涉及交通、地理、文化、民族迁徙、文化融合等多方面,同时仍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或不足。     

辽代奚族的地理分布

奚族一直是中国北方一个重要的民族,与契丹异种同类。为解决辽代奚族地理分布的问题,采用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着重从奚王府管辖的各部和辽国直接控制的七部奚族两方面来论述辽代奚族的地理分布,进而动态地阐述奚族演变、迁徙、融合的过程。该成果对东北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略论辽朝民族政策的区域性特征

辽朝民族政策的重要特征是其明显的区域性,即按照各民族在地理上的远近,分别采用不同的统治政策。这种区域大体上由内至外可分为核心、外围和外延三部分,辽朝与不同区域各民族的关系存在由紧密到松散的变化,并对其分别实行直接控制、半羁縻半直接控制、纯粹的羁縻和封贡三种统治方式。这种区域性民族政策是对中原王朝统治经验的借鉴,而且其创新之处也对后世各王朝的边疆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     

辽代高僧“杖锡”“挂锡”及相关问题探究——以石刻文字资料为中心

辽代高僧之＂杖锡＂与＂挂锡＂可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类,其目的较为明确。高僧们＂杖锡＂游方之路线长短不等,＂挂锡＂住止之地点多寡不一;他们每次＂挂锡＂住止之时间主要与欲达之目的相关。尽管如此,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高僧们圆寂荼毗后,都将回归于出家之寺院塔葬。此外,辽代＂杖锡＂＂挂锡＂之高僧多非专属一宗一派,遂致辽代佛教呈现显、密合一之态势。     

广东府志门目设置探析

将广东府志的门目名称归纳为十八个大类,门目内容的组织具有门目繁多、有交叉现象、高频词等的特征和现象;门目排列的结构普通平列体、纪传式平列体、普通纲目体和纪传式纲目体四小类合并为平列体和纲目体两种大类,明代广东府志较多使用平列体,清代广东府志较多使用纲目体。     

论从汉四郡到统一新罗时期的中韩法制关系

汉四郡时期当地官府陆续发布了一些单行的成文法令,汉四郡灭亡后,当地的各种习惯法就又成了占主导地位的法律规范,"土俗"压倒了"华化"。高句丽在占领汉四郡以后,吸收了一些汉四郡时期遗留下来的中国法的思想。隋唐时期,高句丽文化之"华化"有加速的趋势,但在法制的层面,仍以土俗为主。从南北朝时期到隋唐时期,中国文化的影响已深入到了百济习俗的层面,其法制有向中国法接近的趋势,但主体仍是本国固有法。统一新罗时期,唐代法制虽然对其法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华化"程度不高,仍以"土俗"为主。     

辽朝燕京佛教述论

辽朝皇帝多崇奉和提倡佛教,在燕京幸寺饭僧,刻印佛经,修建寺塔,敕赐名额,作碑护持,礼敬名僧,对燕京佛教加以扶持。辽朝时期,律宗、华严宗、密宗、禅宗、净土宗、法相宗等各宗均有名僧在燕京弘传佛教,修建佛寺46所,形成北京佛教史上的第一次繁盛。不过,辽朝佛教虽然繁盛,但仍落后于中原地区。观察辽朝的燕京佛教,既要看到它的繁盛一面,也要意识到它的不足,这样才是比较全面而客观的认识。     

台湾当代诗的后现代理论轮廓

摘要：在台湾当代诗的后现代文化思潮中,后现代的“后”同时具备“现代主义之后”及“对现代主义的反动”两种意涵。居于台湾“主流”位置的后现代论述,恒以简化的标签横扫文学界与文化界,昌言文类泯灭、意义崩解、游戏当道、解构至上,造成1980年代之后,文学创作者向边缘靠拢的风潮。权宜性的“后”字,极贴切地表述了后现代思维中的解构精神：既解构外于自我的一切,也趋向自我消解。台湾现代诗界对于后现代状况的发生与取名的意见大致可分为两派。不赞成或不喜欢后现代艺术表现的学者、炒作或消费后现代主义的评论者、及从文化角度研究后现代的学者除外,对于后现代思想的论述意见也有分岐明显的两派。通过探讨理论演绎后的台湾后现代论述轮廓,从时间上与美学上的后现代意涵,可把握台湾现代诗坛理解中的后现代诗特质,追溯历史发展中的各种派别与意见．进而讨论奚密、廖炳惠、简政珍对后现代的思索。     

宫玺论

宫玺是一个蓝天诗人。他从人生的蓝天、海洋和大地上提炼出了许许多多精妙的诗句和深邃的哲理，这是他对中国新诗坛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