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学观与陈寅恪的佛教研究

陈寅恪治学,有一个探索中西文化交融汇合之"正道"的情结隐伏其中,由此,其治学便与宋学结下不解之缘.陈寅恪视宋学为传统文化发展高峰,而宋学离不开佛家义理的滋养,故由宋学返之佛教研究便成逻辑之必然.从陈寅恪先生精研佛学中,可洞见其"历史情怀"中的"现实关照".     

唐代"山人"考论

张国刚探讨了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礼法名教的发展脉络.他认为,作为先秦时期百家中的一家,历经汉代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儒家经典被内化为士大夫风操,士族之家各有家法.唐代以来,士族开始与官爵脱钩,礼法文化也为更多的社会阶层所接受.随后兴起的理学,则是针对业已下移普及的礼法文化完成了一次理论化重建.牟发松对唐代"山人"作了考论,他认为,唐代"山人"大抵可分为为皇室神圣化、王朝正当化提供宗教论证型,身在山林、心在朝阙、走终南捷径型,参与政治又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型,以服食、医药等致长术之术为主的专业型.不过就"山人"身份的本来意义而言,应该是处山林之远,以在野的身份与朝廷之士相对.杜文玉根据<刘中礼墓志铭>等资料对唐代内诸司使中的牛羊使、武德使、客省使等使职职能作了补充研究,并对威远军的设置与罢废以及威远军使的设置情况作了详尽考述,指出了威远军使与监威远军使的区别.孙继民认为,社会史观与唯物史观是陈寅恪、唐长孺解读<桃花源记>的两个维度,在解读<桃花源记>过程中,陈寅恪是开拓者,并给后来者以启示;而唐长孺则是踵继者,自质疑始,又在质疑中继承,同时蕴涵超越.     

陈寅恪学术思想的精神义谛

虽然近年来学术界、文化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陈寅恪其人其学,但迄今为止,人们对这位大史学家的了解还有限得很,对他的学术创获、学术贡献和学术精神尚缺乏深在的研究。陈寅恪之学的精神义谛大致可以归纳为九个方面:第一,陈寅恪是最具独立精神、最有现代感和历史感的历史学者。第二,陈寅恪的基本文化态度,是不忘记本来民族之地位。第三,陈寅恪的主要文化理念,是文化高于种族。第四,陈寅恪从根本上说是一位贵族史家。第五,陈寅恪是一位学术奇迹的创造者,他的后三十余年的著述,都是在目盲体衰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完成的。第六,由于陈寅恪对为学的材料资源的特殊重视,在观念上扩大了材料的应用范围。第七,陈寅恪创立了独特的解释学,即"古典"和"今典"双重证法的阐释学,认为阐释者必须具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方可达致对古人"了解之同情"。第八,陈寅恪一生的最大著述是《柳如是别传》,其历史书写的旨趣是"借传修史",即通过为一代奇女子立传来撰写明清文化的痛史。第九,陈寅恪的"哀伤"与"记忆",实与百年中国的文化与社会变迁以及他的家族的命运遭际有直接关系。     

王阳明龙场"臆说"两条——《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与《易》"贞"之略解

<五经臆说>是阳明先生于龙场留下的重要佚著,但无论是古本<王文成公全书>还是今本<王阳明全集>,均只见其一十三条而未见完絷.其中<春秋左传>之"元年春王正月"条与<易经>中"贞"一条,阳明对之作了疏解,充分反映了阳明"龙场悟道"之初"以经注我"并"甚觉吻合"的基本理路.     

陈寅恪与藏学研究

近二十年来,中国学者在继承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近现代著名学者陈寅恪(1890—1969)的学术研究史尤其是藏学(Tibetology)研究进行了深入探讨。这篇论文本“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之旨,就陈寅恪先生与藏学研究之关系作一论述。分为三部分内容:⑴陈寅恪研究藏学之脉络;⑵陈寅恪影响下之藏学研究;⑶陈寅恪研究藏学之“经世致用”思想。     

陈寅恪、傅斯年之关系及其他 --以台湾中研院所见档案为中心

本文以台北史语所和近史所所藏"傅斯年档案"和"朱家骅档案"之有关信件为基础,探讨陈寅恪名字的读法和他与老友、史语所上司傅斯年之间的关系.这些信件显示,陈寅恪在国外求学时,一直用标准发音拼写他的名字.另外,他与傅斯年之间的关系,自20世纪30年代末期开始,也曾有一度十分紧张.这一紧张关系的造成,与傅斯年的"学霸"作风有关,也与陈寅恪追求学术独立的立场有关.从中,我们亦可看到陈寅恪1949年决定去留大陆的一个因素.     

辑夏承焘论诗书一通

夏承焘先生为一代词学宗师,词学精深,自不待言.其各种著作自民国以来即陆续出版.1997年,其弟子吴熊和、吴战垒、吴常云诸先生将其论著汇成<夏承焘集>,共八册.通观<夏承焘集>,我们不仅发现其在词人年谱、词乐研究、词学批评上的巨大贡献,也可以发现夏先生早年在宋史研究、诗学研究方面的雄伟抱负和杰出成就,如<天风阁学词日记>中即屡屡可以发现其论诗之语及治史之言.近日笔者在检阅民国学术刊物时,又发现夏承焘先生论诗书一通,刊登在无锡国学专科学校的<国专月刊>1937年第五卷第五期,此书<天风阁学词日记>未收,今录之如下,以见夏承焘先生诗学之一斑,企治现代诗学者及之.     

"了解之同情"--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简释

陈寅恪所作<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内容极精要,却涉及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和中国历史研究的许多重大问题,可以视作寅恪先生治中国学问的思想纲要和心得总结.本文对上册审查报告提出的学术观念和有关问题略加释证.     

陈寅恪与季羡林——一项学术史的比较研究

比较佛教语文学在陈寅恪先生和季羡林先生的学术史上的不同作用与地位,可以明显看出,陈寅恪先生的“史学三变”和季羡林先生的“佛教语文学三转”之不同,佛教语文学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完全不同的演进轨迹从而显现。陈寅恪先生因“史学三变”而灿烂夺目,季羡林先生则因“体”一“用”一“体用圆融”的“佛教语文学三转”而彪炳辉煌。     

陈寅恪"合本子注"说新探

通过对"合本"与"子注"相关文献的考察,认为两者属于不同性质的概念。以"广义合本子注"为线索,进一步指出陈寅恪先生"合本子注"概念中的"子注"实为"子本"。"合本子注"的提法不够严谨,其含义实等同于"合本"。最后指出,陈氏从佛学而非经学中寻找《洛阳伽蓝记》等书的体裁渊源,与其对史料的重视有关。     

从管制发展史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变更

本文以西方管制的实践和理论发展脉络为线索,通过分析近几百年来自然垄断产业管制改革的主要经验以及理论发展的历史逻辑,揭示政府管制和市场竞争关系的演变和发展。     

高校共外资料室的图书管理与利用

要提高高校共外资料室书刊资料的利用率 ,需精选书刊资料 ,按国家标准分类、编目 ,并编制专题目录等 ,使其发挥更大作用     

试论汉代碑铭序文中的变体、破体现象

汉代碑铭文兴盛,是当时盛行的各文类中的显学,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是,汉代碑铭序文中出现的大量变体、破体现象,却一直没有在文学研究中得到应有的关注。其主要表现是：碑诔文体功能的接近引发以诔文笔法作序;非事功化带来的志怪传奇体渗入;碑铭形制变化影响——碑传文私人化增强,叙述方式由单一描述加入对话;文人的逞才显能心理使赋体、诗歌体流入序文。     

以科学发展观推进党的建设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浅谈期刊的特色意识

期刊是靠特色存在的,拥有特色是期刊成熟的重要标志。期刊的特色意识在于锁定读者市场,体现自己的思想和价值导向,为读者提供独到内容的刊物和服务。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试论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的媒体责任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媒体担负着重要责任,媒体是公民认同和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媒体及其工作者要加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解,准确把握其丰富内涵和基本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贯穿到宣传报道之中,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挥积极作用。     

对国情的认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作用

对于国情的认识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起着决定性作用。翻开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到，正确认识国情是党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的根本保证，党史上的重大失误又都与对国情的错误认识有重要关系。总结这些历史经验，深刻理解我国现今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适时调整政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