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县政演变的逻辑

20世纪中国县政权力架构的演变是具体历史情境下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具体演绎,又因其自身权力的“两面性”表现出了相对于整体国家制度构建的独特的演变进路。在20世纪前半个世纪县级权力结构关系重点表现在“官治”与“自治”的不同结合方式上。在20世纪后半个世纪则突出表现在党与政、国家与社会的不同结合方式上,其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构成县级层面党与政结合方式的政治生态。     

村庄治理：一种“权力谱系社会学”

既有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主要从实体论的角度探讨国家与社会的对立或合作关系,对中国治理经验的解释存在明显的不足。通过对村庄治理实践进行历时性、空间性的解读,建构一种“权力谱系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治理体制中的国家—社会关系。权力谱系社会学本质上是探讨各种权力主体中的国家成分、社会成分、自我成分的互动互构机制在治理层级和时空层面的渐变规律。总体来说,它具有三大理论要素,一是成分论,二是互构论,三是渐变论。成分论是将国家—社会关系视为国家成分、社会成分、自我成分在各种权力主体中的组合关系。互构论是将国家—社会关系视为上述三种成分相互构造的结果,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网络。渐变论是将国家—社会关系视为上述成分相互构造的模式在不同层级、不同时空相对稳定的变化规律。从这一理论框架出发,可以清晰地辨识中国治理体制的优势及风险,并可以此为基础重新审视西方和全球的治理经验。     

十年建设时期之左倾错误对中共权力运行秩序构建的危害

1956-1966年这一社会主义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期,因各种因素而产生的“左”倾错误,给党的权力运行的实践、权力运行秩序本身的规范化构建带来了危害：在政党文化层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倾向,严重干扰了权力运行的正确方向;在政治社会化层面,日益呈现“革命”性和庸俗化倾向,封建观念未能消解;在组织权力运行体制层面,日益高度集权化,削弱了权力监督内生动力;在权力运行体制内部关系层面,法制建设衰退化,加剧了制度规范的总体缺失;在政治关系层面,党际关系、党与社会组织关系日益封闭,造成权力外部监督群的缺位;在政治行为层面,初步探索的制度型反腐路径逐渐摒弃.     

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发展现状评析

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在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发展任务中具有重大现实价值。近十年来,党和国家根据不断变化发展的内外环境,将改善民生、发展民主与社会建设等政治发展的具体目标高度统一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过程中,发展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与实践。同时,中国在开创国家与社会关系新格局的过程中,还面临着实现理念转变、进一步改善民生、发展健全公共服务体系等艰巨任务。通过总结经验、正视问题,我们应当在转变理念、培育社会成长、持续改善民生、改善相关政治关系和寻求社会共识等领域持续推动改革,从而开创出中国特色的国家与社会互强共赢的崭新格局。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对政治文化的影响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与变化对政治文化有无可置疑的影响。在国家与社会高度同构的状态下,政治文化呈现出依附与服从、权力崇拜、平均主义等特征。在国家与社会适度分离后,一些民主政治的文化因素如个体自主意识,平等、公正意识,权力淡化意识等逐渐孕育生长起来。     

风险社会中的专家体制:困境与出路

风险社会的来临,要求我们反思基于专家体制的决策风险及其发生机制。专家体制困境的重要根源在于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权力分配的结构失衡,因此,从结构层面上来说,专家体制的出路是走出“政治技术化”路径下国家中心主义的治理危机,纠正政治权力对决策过程的过多干预,通过建构国家治理机制、市场治理机制与公民社会治理机制之间的均衡治理网络,实现专家体制合理有效的权力分配。随着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小政府、大社会”目标的确立,政府与科技、商业、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都在重新界定与建构的过程中,专家体制也在不断改变其决策行动框架,降低决策风险。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政治文化变迁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与变化对政治文化有无可置疑的影响。在国家与社会高度同构的状态下,政治文化呈现出依附与服从、权力崇拜、平均主义等特征。在国家与社会适度分离后,一些民主政治的文化因素如个体自主意识,平等、公正意识,权力淡化意识等逐渐孕育生长起来。     

执政方式的政治学思考

政党执政是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党的执政方式归根结底就是执政党在国家权力系统内怎样运作的问题,集中表现为党政关系或党政运行机制。民主是政党职能的“内核”与“原点”。完善政治体制的重要课题,是正确处理党同国家,党同权力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以及党同社会的关系。党的领导体制的改革和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紧密联系、相互交错,必须同步进行。在现代法治国家中,执政党必须在法治的框架内活动,它有依法执政的责任与义务,而不能享有任何超出法律范围之外的特权。     

刘少奇的权力制约理论研究

如何有效地监督与制约权力是一直困扰着我们党和政府体制建设的重大战略问题。刘少奇在长期领导执政党和国家政权建设的过程中,提出权力制约的基础是健全监督和制约权力机制,主要提出党的监督、群众监督、民主党派的监督、新闻舆论监督四种监督途径。他不但提出了公检法与党政相互制衡、限制国家领导人的权力和"公开的反对派"等重要的权力制约理论,而且结合中国的政治实践,提出健全民主和法治制度是权力制约的保证,并进一步提出了正确处理党与政府、党与非党组织的关系,以实现权力制约的要求。刘少奇关于权力制约的理论,对我国深入开展廉政建设工作、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非典"流行时期的国家与社会

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已经走上了良性的发展轨道,但总体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仍然是一种"强国家-弱社会"的模式."非典"流行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了某种变异,"非典"流行事实上打断了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发展进程,正是由于社会缺乏自救能力,也无可以自救的组织资源,才使国家有了大规模介入社会的可能,国家不得不依靠强化政府权力的方式和传统的动员渠道来控制疫情的扩散,也在事实上强化了对中国社会的控制.在处理突发事件或者社会传染病时,能否不以伤害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关系为代价?"非典"之后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应建立在公平、平等、民主、自由与正义的基础之上.     

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探析

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是在马克思社会发展观的基础上建立的,他将技术作为决定社会形态更替的根本力量,试图预测人类未来社会的发展前景是一个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连接起来的新的社会形态。通过对贝尔“后工业社会”理论的探析和批判,既有助于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也有益于理解、把握当代社会发展的新动态。     

论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及其现代意义

马克思在不同的语境中对市民社会概念有不同阐述,“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是市民社会的实质,“交往形式”是市民社会的表现,“社会组织”是市民社会的载体,“资产阶级社会”是市民社会的典型形态。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二者经历了从同一到分化,再到融合走向新的统一的历史发展规律,人类社会超越国家与市民社会之日,也是无产阶级和人类彻底解放之时。社会主义政治国家的长期存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兴起使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兴起成为可能,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也为当前的和谐社会建设给予价值启示。     

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冲突及协调构想

本文从国家安全、集体要求、个人交往、人权保护等四个方面分析了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冲突,从形成虚拟社会的主体、客体、交互方式三个侧面提出了协调的构想.     

构建和谐社会应当首先创建法治社会

法治社会是和谐社会的首要特征和核心内容,是和谐社会的前提基础和制度保障,因此,和谐社会实质上就是一种法治社会。法治社会的终极目标就是和谐社会,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与保障,所以,构建和谐社会应当首先创建法治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法治理念,构建和谐社会的法治目标,构建和谐社会的法治途径。     

熟人社会还是半熟人社会？——乡村人际关系变迁的思考

随着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的推进,农民外出务工长期化、村民之间关联市场化,思想观念多元化,由此导致村民关系日渐生疏,乡村传统文化日益退潮,传统组织和权威弱化,灰恶化现象增多,乡村传统的熟人社会正在向半熟人社会变迁。     

“三个社会发展目标”和艰苦奋斗

党中央先后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节约型社会等“三个社会发展目标”。实现这“三个社会发展目标”需要艰苦奋斗作动力支撑。为此,必须在强认识、树形象、讲沟通、求实效等方面下功夫。     

改革以来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

中国乡村社会结构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逐渐进入重大转型时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工的出现、乡镇企业的发展以及农村城镇建设等新事物、新现象的出现,为乡村社会从封闭到开放、从同质单一性社会到异质多样性社会的过渡和转变带来了动力和契机,乡村社会结构开始从传统向现代转型。     

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及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

现代社会本身也是风险社会,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加强对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是社会学的一项重要任务。主要对乌尔希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做简要介绍,并结合我国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指出风险社会理论研究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     

知识社会与思维更新

依据人类的智力或能力 ,人类社会可分为蒙昧社会、文明社会、知识社会。知识始终是社会进展的要素 ,随着知识的积累 ,人类社会逐渐由文明社会过渡到知识社会 ,目前正值这一转型期。知识决定一切、知本成为资本 ,知识使政治统治弱化 ,知识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行为方式 ,知识作为整个社会的最大变数使社会的不可控因素增加 ,这些是知识社会的主要特点。面对着知识社会可能给我们带来的诸多影响 ,我们必须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与思维习惯 ,来一个思维上的革命     

公民社会的价值诠释与现代意义

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的摇篮,它孕育着民主所需要的一切。在社会管理民主化、国家政治文明化的发展进程中,公民社会是不可或缺的强力支撑。公民社会的建立,可以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主体的健康人格之塑造和完满,推动我国公民社会的不断成长,提高社会资本存量,为构建和谐社会开辟出一条新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