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诗学中的性情论及其心学内涵

作为清代浙东学术的开创者,黄宗羲诗学中的“性情”论尤为突出。黄宗羲诗学中的“性情”论具有丰富而深刻的理论内涵,并富有时代性。黄宗羲提出的一些重要的诗学命题诸如“情至之情”和“不及情之情”、“一时之性情”和“万古之性情”、“各自成家”等以个体的“性情”的优先和真为中心,构成了统一而严密的理论体系。黄宗羲诗学思想的底蕴则在其哲学思想和学术理念之中。     

清初顾黄王性情诗学的文化内涵——以儒家风雅诗学复兴为背景

清初学者开始有意识地扬弃明代文学思想的浮华、世俗、放纵成分,重新以儒家诗教指导评价文学创作,重构儒家诗学体系,儒家风雅诗学一度复兴。最值得注意的是三大思想家顾、黄、王。顾炎武希望以名教之倡导挽救世风,认为文学之价值在于明道,文学只有处于儒家道统之中才有意义。黄宗羲的诗学实为其社会理想的组成部分,其核心为性情论。王夫之强调诗的抒情性,将比兴视为诗之根本,以儒学传统为依托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和诗学体系。     

上博简《孔子诗论》的诗学结构及其意义

《孔子诗论》是“性情”诗学,也是“礼义”诗学。一方面,《孔子诗论》强调以“情志”论诗,将“志”落实在“性情”上;另一方面又强调礼对情感的约束和教化,以礼节情、以礼论诗的思想倾向十分明显。对各篇诗旨的阐释也体现出不同的情感层次和审美层次。通过运用一系列富于哲学思辨色彩的评论术语,《孔子诗论》成功地构建起诗学评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在诗学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重倡儒家诗学的格调与神韵——李梦阳诗学再解读

在对李梦阳诗学的评价中出现了一种重格调或重情感的“二难”现象.实际上李梦阳诗学本身并不存在这样的矛盾.他论格调是在重倡生动有力、富于批判精神的儒家传统诗学的框架内展开的.对新兴市民文学的认同,正源自于李梦阳对传统儒家诗学的深刻理解,其思想的敏锐性亦来自于对儒家诗教中风雅颂三体之别的深刻体认.对《潜虬山人诗序》的再解读,可证明清诗学格调、神韵两派之分,颇为牵强.李梦阳诗学不能简单概括为格调论.     

“味”论与东方共同诗学

要确认“东方诗学”的存在，就要首先确认“东方诗歌”的内在联系，要确认“东方诗学”的内在联系，就要分析“东方诗学”内在结构，就要去发掘、发现它们共有的基本诗学概念。通过古典诗学文献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庄严”与“韵意”两个概念统括南亚诗学，“风”与“气”的概念流贯东亚诗学，“对比”与“律动”的概念贯穿西亚诗学。而以“味”这个共用诗学范畴为纽带，南亚、东亚、西亚三个区域诗学又形成了三元一体的“东方共同诗学”。     

论中西学术语境下对"poetics"与"诗学"产生误读的诸种原因

无论是在印欧语境下,还是在汉语语境下,“poetics”和“诗学”都存在着从字面上被误读的可能性。在英语语境下存在着欧美学界对“诗学”概念产生误读的三种可能性,在汉语语境下存在着中国学界对“诗学”概念赋予的四个层面意义及其误读的可能性。为了使“诗学”这个概念不再引起误读,笔者主张:诗学就是指涉文艺理论而不是“关于诗的研究”,而比较诗学就是指涉中外文艺理论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中的汇通性比较研究。     

邓显鹤的诗学观及其昭示的近代诗歌新走向

邓显鹤是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诗人和诗论家,他的诗学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诗歌的本质--性情根植于忠孝;学诗的宗旨——学唐也需宗宋;学诗的途径--别材还需读书。他的诗学观昭示了近代诗歌新走向。     

中西文论化合中的郁达夫感伤诗学

郁达夫的诗学是一种感伤诗学,它在追究什么样的情感才是最适合文学表达的问题上,是对中国“言志”、“缘情”诗学传统的丰富和发展,而这种丰富和发展则是中西文化、诗学激荡化合的结果。     

重估寄寓在文学本文中的诗学

探寻和感悟本文诗学实际上就是要探究作家的思想情感图像如何通过自己独特的语言表达而获得确定的形象创制的过程,这一过程是服务于作家创作实践的,作家通过对本文诗学学习和研究而获得自己的创作经验和创作智慧,事实上,对本文诗学的感悟过程与自己的创作过程是相辅相成的。本文诗学立足于文本自身,以创作作为自己的理论指向,这样的诗学才能实现诗学的“诗性”。本文诗学直接服务于文学作品的创作,它是创作者自由自觉的理性意识,创作者可以通过这种具有原创性的意识在文学创作中进行诗学试验。一旦创作者的诗学原则在文本的创制中获得成功,创作者的思想原创性就获得了一种特殊的诗学意义。     

德里达诗学与中国传统诗学之比较

本文通过解读雅克·德里达 (JacquesDerrida)的《何谓诗》一文 ,阐述了德里达的诗学 ,并指出了德里达的诗学同中国传统诗学的一些相似之处。德里达不落西方传统诗学的窠臼 ,用两个词回答了何谓诗这个问题。这两个词就是“记忆”和“心灵”。     

"志"与"情"的契合——读陈文韶先生诗集《雪泥诗苔》

《雪泥诗苔》(一、二集)是陈文韶先生抒发几十年丰富人生经历中深切感受的诗作。第一集为:江山多娇、仰贤怀古和人生履痕;第二集为:山水行吟、俯仰兴怀和晚霞之韵。笔者从“志”与“情”的角度,结合诗集内容,对诗进行读解,并认为,诗固然有其艺术审美娱乐功能,但最主要还在于它能陶冶性情、启发思考和完善人格。     

“诗中有画”辨析

“诗中有画”是中国古代诗学的经典批评术语,围绕着它,生发出了诗画转化说、诗画相异说和诗画一致说。究其本意,苏轼所认为的“诗中有画”,是指诗歌要像绘画一样具有相似写意风格,并且这种艺术风格是由绘画主导产生。围绕着“诗中有画”的争论,反映了不同时代对诗歌形与神关系的不同看法,是一种话语运作的结果。     

皎然“诗教”说暨《诗式》创作动机考论

皎然所提的＂诗教＂不同于儒家所谓＂诗教＂,而是教人如何写诗之意。这层意义在字里行间及编排体例上都有充分表现。他教人写诗并非是为了参加科考,主要是借对诗美、诗境之体悟,实现更好地证心之目的。     

宋词中的节日习俗与民族文化

在中国诗歌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史上,宋词是一个光彩夺目的亮点。大量以节令习俗为题材的优秀作品,不仅描绘了大自然在不同的季节里的壮丽图景,表现了词作者的社会文化观念和对自我生命价值的关注,也通过“词”的载体传承了民族文化中的节日习俗的特点和意义。     

书法艺术与诗歌意境的关系

中国艺术家把＂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内心＂的和谐为宗旨的中国哲学,渗透到艺术创作的精神领域。作为中国传统艺术形式的书法和诗歌,体现出传统哲学生命理念中强调个体生命和精神自由的精髓,两者在含蓄蕴藉的审美旨趣上相互融通,书法作品给诗歌意境的阐发和拓展开辟了无尽空间,诗歌意境对于书法创作进行了诠释和解读;同时,作为不同的艺术形式,两者又大有异趣。研究二者的关系,对于书法和诗歌创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看杨万里诗歌的理学内涵

杨万里的诗歌在南宋诗坛独树一帜,其深厚的理学内涵是其自成一体的重要原因.程颢所提出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理学命题与杨万里诗歌有着密切联系.杨万里诗歌中所体现出来的盎然生意、仁者情怀和“乐”意都是由对“与物同体”这一理学境界的体察中延展出来,从杨万里诗歌的这三个层面入手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揭示出杨万里诗歌内在的理学意蕴.     

王鹏运的词学思想及对临桂词派的影响

王鹏运在推动词学发展上,除了数量甚众、风格卓异的词作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词学思想及其对临桂词派其他词人的影响。他以词体为尊,推重词的比兴寄托,倡导“重”、“拙”、“大”“作词三要”,重词之体格,讲求体格与声律二者并重,推重空灵而厚重的梦窗词,这些思想直接影响了临桂词派的重要词学理论《蕙风词话》的建构与形成,为临桂词派形成自己独特的词学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论维柯“新科学”的人文启示

维柯的文化诗学将人文科学置于自然科学之上,因为人文科学遵循想像的逻辑,这种逻辑是对人性全面而真实的体现,这就要求人文科学应该脱离技术理性的分析逻辑,而成为一种建立于综合方法之上的人性科学。     

山西历史战争景观诗歌及诗人空间分布及形成动因研究

战争诗人笔下的以人类战争活动为题材的诗歌及战争诗作者本身都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此类诗作的内容风格、作者籍贯的地理空间分布都表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山西作为我国历史战争的重要策源地,出现过数量众多的战争诗人,他们的籍贯往往集中分布在特定的地域、甚至家族之间;而诗作内容所依托的城市、河流、山脉等地理景观,则更为集中,形成了“诗城”、“诗河”、“诗山”等战争文化地理景观。这种空闻分布形成的动力机制不仅是区域历史战争的反映,同时也受着地域政治和文化教育水平的影响。     

论中国古典音乐“天人同构”艺术精神的文化情趣

中国传统关学思想精髓可谓是从现实生活立足的、具有实用体征的、内容与形式融合贯通的哲学思辨体系,更注重艺术理应遵循于特定的伦理学和美学的价值规范。可以说,“天人合一”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潜质”,也是华夏审美文化的“中坚思想”,它在人类文明历史长河中成为艺术精神流变的一种支配力量与文化底蕴,始终渗透于中国古典音乐审美的诸多时空。因此,中国古典音乐崇尚“天人同构”的自由、和谐、恒定、隽永的生命状态,并成为东方艺术苑囿中一朵靓丽的文化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