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访巴西会议会址

今年,利用难得的休假,我沿着红军长征的路线走了一次草地。我是逐步实现重走长征路的愿望的,红军走过的路,我差不多都走了,只剩下这块草地。     

红军两次到我家乡

我9岁时,红军曾经两次到过我的家乡。第一次,红军由樟树过赣江,北上到了我家乡旁边的经楼镇,在那里驻扎了两天。红军打土豪杀了有民愤的既是地主又是茂昌布庄的老板黄某,还在万寿宫的戏台上向贫苦农民发放了打土豪来的布匹、棉纱和铜板钱及价值10个铜板的小票。我奶奶带着我也领到了一匹土布和     

侍卫在周恩来副主席身边

在北京市区东北的一幢普通居民楼宅里,住着一位忠实的江西老俵,曾随侍在周恩来身边4年多时间。周恩来4次历险时,他都贴身护卫在侧。为之,他身上至今有着两处枪疤。然而,他却鲜为人知…… 神枪小鬼 我1918年出生在江西赣州于都县。1933年红军攻打赣州来了,那时我才15岁。听人说,红军专门打土豪、杀土匪。我就背着家人参加了红军,那时我最大的愿望是每天能吃饱肚子。 我参加红军不到一年,就踏上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路程。长途行军,万里征战,使我练就了一手好枪法,百步之内,一甩手就可以打中目标。我在陕北曾经与邓发的警卫员比试过一次枪法。 那是一个夏末季节,中央党校饺长邓发对我说:“小鬼,听     

在纪念红军长征出发80周年暨《讴歌伟大母亲一一长征女红军》革命传统教育网上线研讨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今年是红军长征出发80周年，今天又是母亲节。我是女红军的后入，也是红军战士的后人。我以红军后代的身份讲几句话。     

周付主席在长征途中亲率我們战斗

在纪念敬爱的周总理诞生八十周年的日子里,一个红军战士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回忆红军长征初期的艰苦岁月,周恩来付主席三次到我们红一师三团,亲率我们行军、作战,突破层层封锁线,向着毛主席指出的路线胜利前进的情景,使我更加深切地怀念周总理。他在红军艰苦长征、革命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所立下的卓越功勋,永远激励着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奋勇向前。     

陈毅智夺渡口绝路逢生

1940年7月初,我刚参加庆祝保卫郭村战斗胜利大会回来,脑海里仍在回响着第一次听到陈老总讲话的声音,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不几天,我们火线起义的八支队改编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独立支队,我被调到特务连警卫班,跟随政治处主任周文在同志任警卫员。特务连的邱指导员调来不久,江西人,早年在他的家乡就参加了红军,是经历过三年游击战争的老战士,他组织我们青年突击队活动时,常向我们讲红军的故事,尤其陈老总的故事,我们最爱听。其中记忆最深的,是“智夺渡口绝路逢生“的故事。那是昏天黑地的1935年,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红军主力已踏上了长征的征途。陈毅是留在江西云山城的红军领导人,此时,云山城已被国民党反动军队占领了,城里一片白色恐怖,大街小巷贴满了印有陈毅相片的通缉令。     

向“长征”学习什么?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为追寻红军足迹,我去了一趟贵州。走在遵义红军街的石板路上,我一遍又一遍地想,今天的我们,究竟应该向长征学习什么?     

固原县峁家堡子地下党的活动

峁家堡子在固原县新集公社,属于红河上游。1936年红军西征部队过来后,为团结抗日,建立了“救国委员会”,后又发展了一部分地下党员。从1939年开始,成立了接待我地下工作人员的交通站。现就我参加革命的经历回忆如下: 一、从接触红军到我入党前后 1935年古历8月间,红军刚过来时,人们对红军一点不了解,一听说红军来了,就全部跑了。随着红军的宣传和与红军的接触,就慢慢消除了原来的恐惧心理,对红军的认识也就逐步加深了。 红军对贫苦人民特别关怀,所以,红军过后,劳苦大众对红军更加怀念。红军的大部队过去之后,在红军走过的地方,流落了     

试述中央红军长征前的准备工作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的长征,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由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到抗日战争兴起的第二次历史性转变的序幕。那么,红军长征前有无准备呢?我认为,一方面王明左倾路线领导人在退却中实行了逃跑主义,没有在广大红军干部战士和根据地群众中作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动员;另一方面长征前中央领导核心已有打算,并在政治、军事、物质上进行了一定的准备,当然这些准备对于一次战略大转移显然是不够的。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上)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震惊世界的伟大壮举,是响彻云霄的惊雷,是中华民族觉醒的呐喊!在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铭记这段可歌可泣的英雄历史,缅怀红军英烈,弘扬长征精神,对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意义。我是80年前三大主力红军长征胜利在陕甘会师时,在陕北出生的红军娃、延安娃。今年的纪念会,对我有着特殊的意义。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就是我的命、我的脊梁。     

一段历史的回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

回忆自身参加红军和长征中的往事,生动翔实,很清晰地反映了红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及长征途中的千辛万苦、英勇献身的大无畏精神。我是江西省兴国县永丰乡十区一乡的人,在南京离休,今年95岁。去年南京市鼓楼医院给我检查身体,说我的五脏没有问题,能活到100岁。我听了很高兴。一个红军战士能活到100岁,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考虑为党再做些工作,把过去我参加红军以后所经历的主要几件事写出来让青年人知道红军战士为革命所经受的艰险与作出的奉献,让他们珍惜今天安定     

共产国际和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在中国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国民党曾对我中央苏区发动了五次反革命军事“围剿”。前四次“围剿”都被我中央红军英勇地粉碎了,但第五次“围剿”却没有被粉碎,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一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和中国的“左”倾冒险主义者抛弃了毛泽东的正确的军事路线,而推行了与之相反的错误的军事路线。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的军事理论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分析和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它包括红军的建军原则和红军作战的战略战术原则两个方面。建军原则主要是:红军必须全心全意地为着党和全国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必须担负起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这三项任务。     

途经藏胞区

红军长征开进西北的藏民区时,急需就地筹集一部分粮食。由于该地区藏胞穷人居多,他们屡遭国民党军队的抢劫和抓丁,在与其反抗和斗争中,先后夺得100多条枪。红军到达后,当地藏民百姓闻讯躲进山林,还不时在隐蔽处向我红军打冷枪。我们的战士为此伤亡不少,连炊事员出去挑水也遭枪击而牺牲。红军知道,这些都是由于藏民兄弟对我红军不够了解,因此     

毛主席和红军战士同甘共苦

一九三三年十月,蒋介石调集五十万反动军队,对我中央苏区所在地——瑞金,发动了第五次“围剿”,敌人不仅在军事上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而且在经济上对中央苏区实行了严密的封锁。当时,红军的生活非常艰苦。在敌人严密的经济封锁的困难情况下,红军战士平均每人     

红军长征战略转移新论

一般认为,导致红军长征进行战略转移的原因,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但是,深入研究红军长征的整个过程会发现,导致红军长征这一史实发生的原因有四:一是中共党内连续发生的三次"左"倾错误,使党和红军的自身发展受到限制;二是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对根据地和红军的存在发展构成威胁;三是寻找战略依托,寻求苏联援助;四是北上抗日救国.前两个原因是被动原因,后两个是主动原因.在长征的前期,即懋功会师之前,被动原因有重要的影响,红军不得不为了生存而离开根据地,转战于高山大川之间.后期,主动原因开始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明确了长征的方向,扭转了党和红军的命运.     

长征研究中需要再认识的两个问题

本文对长征研究中的两个问题进行了再认识,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第一,关于长征的根本原因问题,过去人们一直认为是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严重危害和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笔者认为这只是红军长征的直接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当时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第二,关于长征初期“战略转移”的提法问题,过去人们一直把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仓促退出中央苏区这一行动,称之为“战略大转移”,我认为这一提法值得商榷。     

论中原大战后南方红军向北方转移的历史必然性

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造成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才使红军第一方面军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而转战到陕北,南方其他红军主力也不得不随之转移。似乎若无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南方革命根据地便不可能丧失,红军主力也不可能转战陕北。事实上,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造成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仅是南方红军转战陕北的主观原因之一,中原大战后国内外客观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共产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曲折征程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出征,是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已成定局的形势下,为掩护主力红军即将开始的战略转移,而主动实施的一次外线出击行动。尽管在"左"倾错误路线的指导下,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进军在怀玉山遭受失败,但是由方志敏、寻淮洲等领导的广大红军指战员在艰难征程中的英勇牺牲精神和不朽的战斗业绩,在我军80年的光辉历程中留下了值得永远纪念的英雄篇章。     

关于长征研究中需要再认识的两个问题

本文对长征研究中的两个问题进行了再认识,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第一,关于长征的根本原因问题,过去人们一直认为是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严重危害和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笔者认为这只是红军长征的直接原因,最根本的原因则是当时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第二,关于长征初期“战略转移”的提法问题,过去人们一直把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仓促退出中央苏区这一行动,称之为“战略大转移”,我认为这一提法值得商榷。     

想起了斯诺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我想起了斯诺。埃德加·斯诺,是中国人熟知的名字,特别是我们这些上了一些年纪的人,无不知道他多次来过中国,而且几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等领导人的接见并与之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