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宋隐逸文化的特质

北宋的隐逸文化独具特色,是隐逸文化的集大成时代,也是隐逸文化的转折时代。本文从隐士人数的剧增、隐士对社会风气的影响、隐逸之风对士大夫日常生活的影响、隐逸之风对品评人物的影响四方面,探讨北宋隐逸之风的兴盛,认为北宋隐逸之风兴盛的原因有:士阶层的空前壮大增加了入仕的难度;社会分工细化,经济、文化的发达为退隐提供良好的生活土壤;庞冗的政治机构、名目众多的闲官制度催生隐逸闲情;频仍的党争和三教合一是隐逸兴盛的政治土壤和思想土壤。北宋的隐逸文化实现了转型,隐逸方式由小隐山林逐渐向大隐朝市发展,文人普遍追求"心隐",隐逸精神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其精神内核是淡泊名利、进退合道,外在表现则是追求自由与超然。     

政治窘境中的隐逸选择--郁达夫迁杭之举探论

1933年 4月郁达夫举家迁杭出于家庭、政治和其本人精神意趣三重原因 ,它是郁氏在遭受左右夹击的政治窘境中被迫进行的政治规避 ,同时更是其主动的文化选择———选择隐逸。这一选择具有合乎郁氏情性逻辑的必然性 ,也表现出中西隐逸文化在现代中国的合流 ,体现着中西交融的新文化特质     

试论中日隐逸文学的异同——以陶渊明与西行法师为中心

中国与日本古代文学史上都出现过隐逸文学,陶渊明与西行法师是其中的优秀代表。陶渊明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西行法师被称为日本隐逸文学的第一人。陶渊明与西行法师都在隐逸生活中创作了大量的优秀诗歌。他们所处的时代特点、隐逸动机、所创作的诗歌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点。生活于乱世,是他们的共同之处;从隐逸动机上来看,陶渊明及中国的隐逸者更多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而西行法师及日本的隐逸者则更多是出于宗教上的理由。     

试论隐逸文化视域中的齐文化

就齐文化所独具的内涵而言,它跟隐逸文化有冲突的地方,但隐逸文化在齐文化史上却并没有因此而消亡.齐文化中的隐逸文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齐人豁达和不拘泥的民风,使之能够对古代中国士人均面临的仕与隐的问题做出自如选择;二是在齐地尤其发达并进而影响到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方术神仙之说,对齐地隐逸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作用明显.这既是在看似与隐逸文化相冲突的齐文化中却又能够产生出隐逸文化的原因所在,同时也是齐文化对中华隐逸文化的最大贡献.     

从“岩穴之隐”到“林泉之隐”——中国早期隐逸中的山林传统嬗递

中国隐逸文化中的山林传统,以儒道隐逸理论的核心价值为思想资源,围绕"道统"与"政统"之间的文化调节而产生,逐渐成为相对于朝廷、政治的自足的文化系统,是士人维系个体独立、缓解与政治威压紧张关系的重要平衡力量。在山水审美的自觉意识萌发并融入隐逸文化的魏晋之前,中国早期隐逸中的山林传统经历了从"岩穴之隐"到"林泉之隐"的嬗递。考察这种嬗递的历史动因和演变形态,有助于理解在专制政治环境下"山林"所彰显的隐逸精神价值,也可以从中厘清山水审美依托隐逸活动而发生和发展的逻辑脉络。     

传统隐逸文化与白居易之隐

隐逸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重现象,对中国文学艺术及士人的心态产生了深远影响,呈现出多样形态。唐代诗人自居易将“中隐”作为晚年立身行事的准则,在大量闲适诗中表现出其中隐心态。在传统隐逸文化的背景下,白居易的中隐思想是一种随遇而安、既求超脱之境又无法彻底超脱的并不纯粹的折中之举,但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政治环境之下又有积极的意义。     

隐逸:仕途憧憬的逆向缓冲--唐末诗人的隐居与诗歌创作

隐逸是唐末诗人的生存状态之一 ,由于时代不同 ,他们的隐逸方式也各具特色 ,在隐逸中表现了不同的思想感情。隐逸对唐末诗人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使他们的作品在思想和艺术等方面均表现出不同的特色。     

论阮籍、嵇康的隐逸诗

魏末阮籍、嵇康处于全身远害的忧患心理状态之下,在诗歌中大量抒发了渴望隐逸的思想感情,因此,表现出由忧患避世到企慕隐逸的思想发展轨迹。但由于他们企慕隐逸此时只是存在于思想层面,诗人并未真正归隐山林,因此以隐逸缘由叙述与希企隐逸的志向表述为主要结构模式,由于性格、观念的不同,他们的隐逸诗中意象、情感也分别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陶渊明与王维山水田园诗意境的比较

陶渊明、王维均有隐逸遁世的倾向 ,崇尚隐逸文化。他们以自己的杰作奠定了山水田园诗自然、素朴、简洁、含蓄风格的主流地位 ,涵育出山水田园诗注重神韵美、意境美的艺术品味 ,但陶、王的山水田园诗表现出不同的意境特征 :陶渊明诗呈现出静穆的境界 ,王维诗则呈现出静寂的境界     

中古隐逸诗的文化功能探析

中国隐逸诗承载着其自身的文化功能:诗人运用隐逸诗,可以叙述自身“安贫乐道”、“不仕王侯”的隐逸精神,具有道德教化的功能;统治者运用隐逸诗,可以召隐士归来从政;士人运用隐逸诗,可以进行政治批判,因而隐逸诗又具有政治实用性功能。     

清初僧诗的故国情怀

明清易代之际,文人逃禅生活方式的选择,使得大量的诗僧出现。面对现实人生,改朝换代的剧痛,使得虽已毁衣出世的诗僧,在诗歌中仍刻刻与众生同休戚,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故国情思。本文点面结合,胪举代表,侧重于对诗歌中内蕴的遗民故国情结的论述。     

梭罗与陶渊明的“隐”文化及其生命观照意义

中国东晋时期的田园诗宗陶渊明与19世纪美国超验主义代表作家梭罗可谓世界历史上之"隐者双星",然其人其作在中美文学中的接受现象却值得关注。运用"传播研究"的方法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比对分析,可见出二位隐者及其作品在彼此文化中的接受程度,梭罗的"超验主义"与陶渊明的"自然观"中自然情结有分歧也有会通,他们不同的"隐"文化背后蕴含着对生命本身的人文关怀与深度思考。     

从终南山隐逸现象看隐士涵义的古今转化

梳理上古时期的隐士概念、隐士的类型,认为古代隐士的涵义也有一个流变过程,先秦两汉注重非仕即隐的身份特征,魏晋之后“仕”与“隐”的界线逐渐淡化,转而强调隐士的生活情趣、内心状态;因此,终南山等地现代隐士的身份虽然与古代隐士有所不同,但他们远离喧嚣、独守宁静的追求,在精神层面上与古代尤其是魏晋之后的隐士具有相通之处.     

明代中后期隐士与山人之文化透析

明中后期,隐士相对减少,而山人奔走于天下,成为这一时期一种较为奇特的文化现象.如果说明代隐士仍然是传统隐士文化的延续,那么山人则是传统的隐士文化与该时期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文化相作用而衍生出来的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文化现象.本文主要分析这一时期隐士和山人及其不同的社会交往范式,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和诠释这一特殊现象.     

隐士对汉代社会的教化作用及当代价值

两汉政府重视教化,隐士在其中扮演了独特角色。一方面政府有意识利用隐士来宣扬教化;另一方面隐士自觉或不自觉参与其中,方式包括因教化俗、道德感化等。隐士们大多幽居民间,他们或以身作则,或以善化恶、因德化民,对乡里民风的纯化起了积极作用。乡里民风的纯化,有利于基层组织的稳定,进而有利于整个国家的治理。两汉隐士的社会教化功能及隐士精神,对我国当下的道德建设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中国古诗词曲中山文化意象的翻译

山文化意象是中国古诗词曲中最重要、内涵最丰富的文化意象之一,象征着国家、爱情之永恒,疆域、离人之阻隔;同时还是寄托诗人隐逸情怀的一种载体。由于山文化意象的某些传统文化内涵在英语中是缺省的,这为其准确翻译带来了较大难度。在巴斯奈特文化翻译观的启示下,译者以文化作为翻译的目标和单位,采取多样的翻译方法和技巧,最大程度地传承山文化意象内涵,向译语读者展现其别样的审美情趣和文化感观。     

元散曲中"扬陶抑屈"的价值重估

元散曲中,涉及陶渊明和屈原的作品很多,但与前代相比,其中所体现出的对二人的评价则大不相同。对陶渊明无一例外地褒奖有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明智、高洁、旷达、淡泊的智者和隐士,一位率性、潇洒、豁达、闲适的饮者和诗人;而对屈原,在承认他文才的基础上,更多的是对于他的思想和行为所投以的质疑、否定,甚至是讥讽的态度,从而形成“扬陶抑屈”的特殊倾向。这一价值重估不仅与元代文人地位低下的社会环境和科举制度废除的政治制度有关,而且与元代士子的处世之道有关。他们把积极入世的屈原视为“仕”一极的代表,把退隐山林的陶渊明视为“隐”一极的典范,在仕与隐的价值取向中更显示了他们抛开“兼济天下”而走“独善其身”的人生选择。     

正史《隐逸传》反映的隐士隐逸原因及编撰意图

隐士是我国封建社会一个不容忽视的阶层和政治力量,它对社会政治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引起了统治阶级的高度重视,正史为隐逸列传足以说明这个问题。本文对十四部正史《隐逸传》所记载的约282名隐士进行排比分类,将我国古代隐逸的原因分为6种类型。并对正史为隐逸列传的原因作了详尽的分析。     

隐士与中国古代医学关系探微

中华医药学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高超的医技和丰富的典籍著名于世。究其原因,与中国古代隐士医学家有密切的关系。古代官办医学的局限性、医学的社会功能与儒学经世致用主张的接近和丰富的民间医疗实践等,促使隐士医学家在中医基础理论、临床实践学、药物学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没有隐士医学家的卓越成就,就没有中医药学在古代世界医学领域的领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