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理论的"三维度"反思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

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理论是近年来法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但其理论意旨与制度建构仍然停留在权力制约的基础之上,忽视了国家与社会对话、公法权利与私法权利的沟通,以及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融合,容易引导行政公益诉讼理论与制度走向歧途.因此,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视角,运用国家和社会、公法权利与私法权利、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三对范畴,从3个维度反思当前行政公益诉讼基本理论,以摒弃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对立,破除私人邻域和公共邻域的藩篱,实现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融合,为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奠定理论基础.     

我国开放纳税人诉讼的必要性及对策

纳税人诉讼是纳税人基于行政机关的不合理用税行为向法院提起的一种特殊行政公益诉讼。在我国开放纳税人诉讼,一方面能更好地以私权制约公权,另一方面能切实保障纳税人的实体权利。我国开放纳税人诉讼必须注意对适格当事人、代表人诉讼和举证责任等诉讼制度的具体安排。     

构建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之依据

由于受我国行政诉讼法直接利害关系原则的制约,在我国行政行为侵权中,只有那些自身权利受到侵害与威胁的人才能够有资格获得救济。在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时,由于原告资格缺位,依靠私人力量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显得力不从心,导致司法权对行政权监督、制约的疏漏。因此,根据权利的社会化与诉讼法在新型权利保护上的突破,公民公共性权利的司法保护,对国家权力的有效制约和监督等理论,出于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的现实需要,探索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应尽快构建中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为了保护社会公共利益 ,制约行政权力膨胀 ,加强依法行政 ,我国应借鉴国外的一些成功做法 ,尽快构建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文章主要阐述了我国构建行政公益诉讼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如何构建等问题。     

行政公益诉讼初探

行政公益诉讼是相对于行政私益诉讼的由非法律上利害关系人提起的、直接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行政诉讼,它包含行政公诉和由一般的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西方国家已经建立了一套卓有成效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为了保护公益、实现《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我国应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需要对原有的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原告资格、举证责任等制度进行变革.     

浅谈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基于环境权理论的发展和环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却得不到保护的现实,我国应该构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通过借鉴不同国家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并结合我国的国情,我国应该在实体法上进一步明确环境诉讼权利,并通过修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拓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范围,在环境基本法中具体确定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主体,同时应将环境抽象行政行为纳入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并对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费用作出合理安排。     

公民行政公益诉讼中泵告资格的确立与规则设计

近年来,行政行为侵害公共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为此必须解决原告资格问题。我国公民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既有法理基础、又有现实依据,对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案件,公民可以以原告身份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应以保护公益、防止滥诉、有利监督为基本原则,在立法、律师援助、鼓励措施、滥诉制约等方面进行完善。     

行政公益诉讼初探

行政公益诉讼是相对于行政私益诉讼的由非法律上利害关系人提起的、直接以公共利益为目的行政诉讼、它包含行政公诉和由一般的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西方国家已经建立了一套卓有成效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为了保护公益、实现《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我国应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需要对原有的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原告资格、举证责任等制度进行变革。     

行政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的角色定位与职能重构

原告资格问题是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核心问题之一,对此学界存在一元论、二元论和多元论等观点。现行立法将检察院在行政公益诉讼中的身份界定为“公益诉讼人”,回避了行政公益诉讼的诉讼模式、法律性质及检察机关的诉讼地位问题。应当说,赋予检察机关行政公益诉讼起诉权,突破了传统诉讼理论中的原告适格理论,具有宪法基础,在我国社会个体公共意识有待增强、诉讼能力有待提高的现实背景下不失为一个合理选择。但建立在传统理念基础之上的行政公益诉讼起诉主体制度,忽略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下公共利益维护机制的多元化,容易导致检察机关陷入角色混乱和权力混合的困境。着眼于未来,应不断放宽行政公益诉讼起诉资格,赋予更多社会主体行政公益诉讼起诉权。具体可以通过制定《检察公益诉讼法》(或《公益诉讼法》)重构行政公益诉讼主体制度,围绕“法律监督”逻辑重塑检察机关在行政公益诉讼中的角色定位和身份职责。     

美国的公民诉讼制度及其启示——关于建立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借鉴性思考

公益诉讼不同于传统的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私益诉讼,诉讼主体往往并不是因个人利益受到直接侵害而提起诉讼。美国的公益诉讼制度对于我国法制建设中的公民诉讼有参考和借鉴的意义。在美国的公益诉讼实践中,环境保护方面的公民诉讼最为典型,研究美国法律中关于公民诉讼的规定以及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做法,对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确立会产生许多有意义的启示。     

略论舆论监督

舆论监督作为“第四种权力” ,对我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在当前我国法制不是很完善的状况下 ,该文主要通过对舆论监督概念的描述 ,分析当前舆论监督所面临的问题 ,进而提出了几点思考 :即在舆论监督中应注重导向性原则、应充分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新闻媒介也应加强自身的监督等     

公益征收三论

公益征收是国家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基于公益的目的,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获取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不动产并给予公平补偿的行为。综观现行立法现状与司法实践,我国的公益征收制度还不完善,公益征收过程的公共利益界定含糊不清,在征收补偿标准上,征收人与被征收人争议较大。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解决,势必影响我国的公益征收制度的存续与发展。     

公诉制度的利益衡平论

在现代刑事诉讼追求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权的双重目的支配下 ,国家利益、被害人利益、被告人利益构成了公诉制度中三种基本利益 ,对任何一种利益的保护过分上扬或萎缩都有可能导致诉讼客观、公正、民主的离去。因此 ,一方面确保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是公诉制度追求利益衡平的理论依据 ;另一方面 ,代表国家利益的公诉权需要制约是公诉制度利益衡平的现实需要。我国现行公诉制度利益衡平实现机制同我国刑事诉讼的双重目的基本上是适应的 ,但是 ,在强化对辩护方利益的保护等方面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行政权变迁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影响

行政权是我国确立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时考量的重要因素.现代行政民主化、法治化的要求,导致行政权多元化与非专属性的加强,行政权的发展变化导致行政主体多元化,行政主体是行政行为的实施者,其多元化的趋势意味着行政行为的范围的扩大,部分公共行政行为也将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风险-收益感知对核电公众接受度的影响机制分析——基于广州大学城的调研

此项研究探讨了风险感知与收益感知互动作用对核能接受度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不同程度的风险-收益感知对核电接受度的影响程度不同。其中,低风险-高收益感知的公众对核能的接受度最高,其次是高风险-高收益感知和低风险-低收益感知的公众,而高风险-低收益感知的公众对核能的接受度最低。对于影响风险-收益感知的因素,公众参与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对专家和政府的信任。信任和公众参与是通过风险-收益感知的中介变量,间接影响公众的核电接受度。     

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一个根本标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核心问题就是领导干部要正确对待和使用手中的权力,树立正确的权力观,防止滥用权力,以权谋私。     

罗尔斯正当性与稳定性论证辨析——兼论重叠共识与公共理性

政治稳定性与政治正当性是罗尔斯后期政治哲学关注的重点,二者分别与重叠共识和公共理性观念相关。一方面稳定性不同于正当性,稳定性关注政治正义观念如何被持有不同理性学说的人们所接受;后者关注公民政治权力运用的基础。但二者之间又有密切联系,罗尔斯的稳定性是基于正当理由的稳定性,基于正当理由的稳定性证明也是公共的正当性证明,公共正当性证明又是政治正当性满足的条件。     

刑法第306条设置批判质疑

我国《刑法》在1997年修改之后，其第306条一直在法律界备受关注，该条规定从立法观念、特殊主体设置、条文拟制、司法平衡、审判实践及实施后果上都引起极大争议，尤其是律师界对此条规定意见颇多。在宪政背景下，公权机关仍然是公众权利的受托人或者代言人，对公权机关的无原则歧视或者攻击，就是对公民权利的另一种不尊重或者践踏。因为公权机关同样需要善待，一如公民权利需要善待一样。     

英国慈善法中的公益性标准及启示

公益性标准在英国慈善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体现了慈善的核心价值。现行英国慈善法中有两个关于公益性标准的基本原则，即慈善组织的公益性必须是可识别的、客观的；慈善组织的受益人必须是社会公众或社会公众的一部分。在英国慈善法中，慈善的公益性标准主要通过慈善组织发布公共利益报告和慈善委员会对公共利益进行评估的途径得到实现。借鉴英国慈善法中的公益性标准，我们应该通过完善慈善事业法规政策体系明确规定慈善组织的公益性标准，并设立专门监管机构负责公益性标准的实施。     

论加大政府公共工程效益审计力度

政府机构、项目效益审计在国外已实行多年,而我国则刚刚起步,如何开展政府公共工程投资效益审计,则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文从开展投资效益审计的必要性,以及如何实施政府公共工程投资效益审计作一些探讨,为开展政府公共工程投资效益审计实践发展探索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