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完善辩护制度的角度谈如何实现控辩平等

实现控辩平等是刑事诉讼追求的目标,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形式上扩大了辩护律师的权利,但实质上仍存在很大的缺陷和弊端。在律师辩护中存在会见难、调查取证难、阅卷难、采纳意见难的现状,因此我们应当完善刑事辩护制度,以便发挥律师刑事辩护的作用,促进司法公正,真正实现控辩的平等对抗,最终实现刑事诉讼的价值。     

理想与现实:控辩平等的宏观考察

作为现代刑事诉讼法的公理性原则之一,控辩平等原则要求在代表国家追诉的检察院和作为个人应诉的被告人之间实现权利对等、地位平等,它包括平等武装和平等保护两层涵义.控辩失衡是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控辩关系的基本现状,对此,应当通过刑事诉讼制度和程序的重构来加以扭正.     

论刑事控辩平等原则

刑事诉讼承担着“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任务,控方的追诉活动与辩方的辩护活动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始终,只有控辩双方平等对抗,法官居中公断,才能实现司法的公平公正。文章主要分析了控辩平等原则确立的理论基础、具体体现以及立法和实践中控辩不平等的现象,然后,针对其中的不合理之处提出相关完善建议,以便更好地落实该原则。     

控辩平等视角下检察官刑事庭审角色定位

控辩平等是整个刑事诉讼的价值追求,它是构建科学诉讼结构、体现司法公正及保护人权的需要,这已在我国法学界和实务界达到共识,并在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但在某些权力的设置上,特别是无法正确界定检察官庭审角色,影响到控辩平等原则的有效贯彻,亟需在立法中得以完善,在司法实践中加以落实。文章以此为切入点,从当事人和法律监督者两个角度,提出对检察官在刑事庭审中科学的权力配置设想,保障控辩平等的实现。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地位

就刑事诉讼本身来看,由于它主要解决的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在刑事诉讼中,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国家与被告人之间本质上的不平衡,这是由刑事诉讼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但这种不平衡并不因其本来的存在而必然合理。文章从控辩平等原则的产生、造成控辩双方地位不平等的原因及如何改善控辩失衡入手,同时结合今年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相关内容,通过保障被告人人权及采取其他相关措施以达到控辩双方地位平等。     

程序正义下的刑事诉讼结构

由于刑事诉讼先天的不平衡,必须建立起以程序正义为价值取向的刑事诉讼机制,这套制约机制要求充分赋予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权利来抵制司法权的滥用,实现控辩平等的诉讼结构。并设计了由法院审查逮捕、侦检一体、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审前羁押和执行的立法构思。     

论控辩平衡的建构

控辩平衡对于整个诉讼构造无疑是个根基性的问题.文章针对我国审前程序中和审判程序中控辩关系失衡的现状,在探讨控辩平衡法理的基础之上,解读控辩平衡,提出科学构建控辩关系的基本思路.     

新刑事诉讼法存在的控辩失衡探讨——以“邱兴华案”为例

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让众多法学领域的专家、学者、乃至全社会看到了中国刑事司法的巨大进步。然而司法实践却一次次地考验着中国的刑事诉讼程序公正,2006年震惊世人的“邱兴华案”就是其中的典型。重温这一引发重大争议的案件审判过程,不难发现,在司法改革取得重大突破的背后,中国刑事诉讼控辩依旧严重失衡,对此提出我们的建议。     

中国法律信仰制约因素的理性思考

公众对法律的信仰是中国法治化进程的内驱力。而现在 ,公众法律信仰的虚无已日益突显。“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因此 ,要想把法治精神内化为中华民族的整体精神 ,必须努力去寻找法律信仰的制约因素。     

程序正义视野中的控诉与辩护——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控辩关系问题研究

我国目前刑事诉讼中的控辩关系严重失衡,因为它是建立在控辩双方诉讼地位不平等基础上的。实践证明,这种关系背离了控辩平等的诉讼原则,既不利于查明案件事实,也不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应当在坚持控辩平等原则的基础上,建构一种能够实现充分对抗的控辩平衡机制,并在诉讼观念和诉讼制度上为这种平衡机制的建构提供保障。     

关于建立新型控辩关系的几点思考

2007年10月新《律师法》通过以后,检察机关与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律师之的控辩关系面临着新的形态改变。这些措施可作为建立新型控辩关系的考量:进一步拓宽控、辩双方交流的途径,化对抗为合作;提高检律双方信任度,建立检律双方协调配合机制;积极尝试建立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解决庭审中的"突袭证据"难题。     

关于“对等招生”的理性思考

“对等招生”作为地方院校校际间发展交流的产物,其迅速地发展和壮大,对地方院校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作用,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需要地方院校与各级政府携起手来,共谋“对等招生”新的发展之路。     

对依法治国的制约因素的思考

在当代中国,实现依法治国依旧面临许多制约因素,表现在立法、执法、司法实践等各个环节。我们必须正视这些因素,创造条件以实现依法治国。     

“新农保”参保决策制约因素分析

本文将新农保一般化为跨期交付的特殊商品,以制度需求方——农民的消费决策行为为视角,实证分析了制约农民"新农保"参保意愿的影响因素。通过Logistic多元回归模型的分析表明,农民人均纯收入是农民参保决策的经济基础,但与经济因素相比,非经济因素在农民参保决策中的作用更为关键。这些非经济因素又可以细分为两类:一类是制度设计方面的因素,如年龄、捆绑等,他们使不同群体形成了有差异的参保决策过程;另一类是认知方面的因素,如对干群关系认知、对村干部信任、对新农保的了解和满意度等,他们通过影响农民对制度的信任和预期,从而影响农民最终的参保决策。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从增强农民参保积极性角度提出了完善新农保制度发展的相应政策建议。     

试析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知识产权滥用的制约

知识产权滥用导致了技术市场中各个主体 (包括社会公众 )之间的利益失衡 ,而这些利益也正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所关注的 ,所以 ,对知识产权滥用的限制成为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之间的连接点 ,也使得反不正当竞争法成为知识产权法的一个重要补充。     

权力制约模式研究

权力制约是民主制度的重要原则。古今中外的政治体制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权力制约方式,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发挥的作用不同,但总的结论是“对权力的制约力量来自此种权力之外的权力”。这种“权力之外的权力”可以来自纵、横两个方向。历史实践证明,纵向权力制约虽然具有局部的有效性,但从整个政治架构来看却容易导致集权,从而失去权力制约的终极功效;横向权力制约在人类民主进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这种制约必须坚持对等对抗性、利益监督性、坚持法治等原则才能实现其有效性。     

对辩诉交易制度的理性思考

本文概要地介绍了辩诉交易的发展历史并对其价值进行了评析,着重探讨我国能否移植辩诉交易制度的问题.     

对抗与协作：我国刑事诉讼中控辩关系的重构

在刑事诉讼中,控诉和辩护之间的关系不应当仅仅定位于对抗,实体公正和诉讼效率价值的实现,需要控辩之间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的彼此协作.由此,在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框架内,一方面,应当在立法上全面贯彻无罪推定原则,确立审前程序中的司法审查原则,强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另一方面,除了应当建立证据开示制度,还应当借鉴有罪答辩机制,完善我国的自首和坦白制度.     

试论原文语域对译文的制约作用

语域涉及话语范围、话语方式和话语基调 ,影响语用者对语音、词汇和句法的选择。识别语域是翻译的前提 ,语域的对等是译文忠实的重要标志。本文着重论述了原文的话语范围、话语方式和话语基调对译文的制约。原文中的语域标志———语音、词汇和句法必须充分体现在译文中     

美国辩诉交易中的控辩协商——以“审判阴影模型”为视角的思考

传统观点认为,辩诉交易是审判阴影模型下的一种讨价还价,辩诉协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本来就会在庭审中出现的实质性结果。在以美国辩诉交易中的控辩协商为对象加以研究后,我们发现除审判阴影外,还有不确定性、成本的压力、被告人的风险与利益偏好等因素影响了这一决策过程。为了保障案件的实体公正,美国刑事司法发展出一系列制度,旨在保障控辩协商在审判阴影模型下进行,这些制度对于我国认罪认罚案件中控辩协商程序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