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目的·创新

历史无法割断,也不可能割断,可现实又不应是历史的重复,也绝不可能是重复。于是,如何对待历史,如何对待文化遗产,也就成了人们必须思考和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这个问题对于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丰富文化遗产的中华民族来说,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然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     

死亡焦虑：老年人的心理难题

<正>死亡焦虑一向是老年人常见的心理问题之一,指的是人一想到死亡或与死亡有关的任何事情就感到恐惧或焦虑,这些事情包括死后的情形、临终的情形以及生命的终结。死亡焦虑是正常的现象,人在大约4岁时初次意识到了死亡这件事,自那以后,死亡焦虑便一直以无意识的形式伴随在人们左右,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每一个人。     

孔孟“富民”“役民”经济思想的比较

孔孟经济思想的核心都是实行井田制,企图恢复农奴社会初期的生产关系。它反映了孔孟经济思想的落后性,这使孔孟的经济思想失去了比较的价值。但在春秋战国时代,在井田制土崩瓦解的形势下,孔孟对现实经济问题的态度又是不同的,这就使孔孟经济思想有了比较的必要。     

从孔孟差异看牟宗三的一个阙失

将儒家心性之学看作道德形上学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是牟宗三的一个重要观点。但是牟宗三在阐释儒家道德形上学建构历史的时候,囿于孔孟一体的传统旧论,没能充分注意孔孟在这个问题上的差异。本文认为,孔孟在道德形上学建构问题上是有所不同的,孔子并没有建构道德形上学,孟子则具有了建构道德形上学的自觉性;应该对孔孟作必要的区分,并特别注意《孟子》与《中庸》、《易传》的联系。     

孔孟之间仁学理论的三重建构

孔孟之道为后世所艳称,但孔子与孟子仁学却存在诸多差异。孔孟仁学突兀之处如何衔接,是学术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孔孟之间,仁学伦理建构主要从三个层面展开。一是对仁字含义的多重解说;二是建构以仁为基础的德目组合;三是仁学与心性、天道之间的连接。不同德目地位升降明显,德目组合复杂多样,对仁的解说因人而异,仁学与心性论、天人观融合为一,共同构成了孔孟之间仁学发展的基本特征。     

准确理解“与时俱进”的科学内涵

与时俱进,讲的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实践具有时代性、历史阶段性,反映、指导实践的理论也有相对稳定性;实践进入新时代,既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可能,也提出了必要;理论创新是件严肃的事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任何一个阶段性发展都既有正面经验,又有反面教训的反复总结与检验.     

孔孟“乐教”观反思

孔孟的“乐教”观,就是把教育当作人生最大的快乐,它是对知之、好之、乐之三者关系的辩证思考和把握,是建立在把握了教育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具有明确的教育目标、渊博的学识和精湛的教学技艺,掌握了教学的规律等基础之上的,它既是一种辩证的教育观,也是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观。     

孔孟与宋代理学家人格理想之比较

孔孟追求君子人格理想。宋代理学家多体现出追求成圣的人格理想。从君子到圣人 ,既体现了宋代理学家对于孔孟人格理想的继承与发展 ,又体现了宋代理学家人格理想的时代烙印。孔孟与宋代理学家实现人格理想的途径有外王与内圣的不同取向。     

试论劳动力的支配使用权和劳动力的所有权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力所有制问题从五十年代末就提了出来,并展开热烈的讨沦。有人主张劳动力公有制,有人主张劳动力私有制;还有人主张部分公有部分私有或称劳动力的二重所有制,又有人干脆不承认劳动力所有制的存在。我自己认为,这实质上是劳动力的支配使用权和所有权的问题。搞清楚劳动力的支配使用权及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表现足一件十分必要和有意义的事情。     

从奥尔森学说看孔孟消极革命观的积极意义

孔孟的消极革命观具有积极的意义，这在奥尔森对集体行动的逻辑分析中得到了最新 的说明，但孔孟消极革命观的缺陷也是相当明显的。     

孔子父子互隐与孟子论舜的再思考

从内容上说,“父子互隐”与“窃负而逃”都涉及亲情与礼法的关系。从对象上说,父子互隐和窃负而逃都涉及儒学群己关系,其中父子互隐主要涉及父与子、自己家与他人家,窃负而逃主要涉及自己家与他人家、家与国。从孔孟角度看,孟子希望舜窃负而逃、而孔子则未必赞成鲁国直者父子互隐,孔孟在此有所不同,孔子的态度有利于群体和谐。     

不忍:孟子仁爱思想的情感根基

人们通常认为孟子所讲的"不忍"是"性",但实际上"不忍"是"情",是自我对于他人的一种情感。正是因为每个人生来都有不忍之情,所以每个人都能行道德之事,做仁爱之人。但由于受到"利"的影响,人们的情感开始变得麻木,开始残忍地对待他人,而这正是现代社会道德没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康有为对孟子思想的阐发和现代转换

康有为认定孟子得孔子大道,并且光大了孔子学说,具体表现为对《春秋》微言大义的阐发,弘扬仁和不忍人之心,提倡民主政治,传承大同之教等等。按照他的说法,孟子思想原本就是孔子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使《孟子》成为领悟孔子之道的入门书和必经之路。康有为对孟子思想的阐发与其孔教观一脉相承,是以孔子的名义进行的,实质上则是对孟子思想的现代转换。     

从《论衡》看汉代孟学之发展

在《论衡》一书中,王充将《刺孟》置于《问孔》、《非韩》之后,这表明此时孟子已成为仅次于孔子的儒家代表人物。《论衡》一书多处盛赞孟子,在继承扬雄学说的基础上,王充将孟子提升至更高的地位。基于孔、孟的相似性,《论衡》多次将孔孟并提,这无疑提高了孟子的地位,促进了孔孟一体化的进程。     

论先秦儒家中庸之异

中庸作为先秦儒家的重要范畴,在"何为中"问题上,大儒们的回答有所不同。孔子将其视为哲学方法论意义上的"道",从全局和全面出发,主张"全为中";子思将中庸上升为宇宙的本体,并认为诚是上达该本体的唯一正确途径,从而提出"诚为中";孟子从性善论出发,必然推演为"仁义为中";荀子为恢复孔子的中庸之道,纠偏思孟的"德性为中",倡导"规范为中"。     

论“孔孟儒学”一词的出现及其历史意义

名以称实,言以达意.一种称谓的出现,常因有其特定的历史语境,而附着有丰富的言外之意,哲学概念尤其如此.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孔、孟长期分称,"孔孟儒学"一词属于晚出.这一概念的形成与出现,不仅反映了儒学自身的演变,孟子地位的沉浮,也折射了古代社会对孔、孟思想的体认与评价的变化.     

论先秦儒家的人性观

先秦儒家的人性观主要体现在孔子、孟子和荀子的学说中。在孔子那里,人性虽然没有被独立加以讨论,但是他似乎主张人性无善无恶。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而荀子则主张人性本恶。他们之所以这样明确地提出自己的论点,是因为这种主张构成他们政治理论的基本前提和出发点。     

荀子“分”思想对孔孟儒家思想的推拓——兼论荀子“分”思想的时代意义

"分"是荀子政治法律思想研究中被忽视的关键范畴,是其思想的重要落脚点。在先秦时期,荀子第一个把"分"发展成型构思想体系的基石性概念,"分"也体现了荀子有异于孔孟儒家的独特致思取向。荀子的"分"思想是对孔孟儒家思想的重要推拓,在当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扬雄智论发微

“智”是传统儒学的重要范畴。孔孟对此多有阐释,但他们的“智”均包含在仁（义）学之内。扬雄尚智,在吸纳前代及时代思想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智论：智获得了超越仁、义、礼、信四常至上的地位;他的智论与传统儒学重人轻天的学术指向不同,重视天道自然;把先秦儒家服务于伦理道德的智转换成服务于生命本身,表现出对个体生命与人格的珍视。     

孔孟开创的国家观传统及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

国家观是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孟是统治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的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孟的国家观传统主要有:天作民为的国家起源说、家国同构的伦理国家观、事君安邦的国家主义和仁政礼教的治国方略。研究孔孟的国家观可以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的政治现象和政治文化;同时观察中国的政治现象,也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及其在现代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