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贯云石对汉文化传统的接受

接受与融合是民族融合时期文坛的主题之一。贯云石就是一位在散曲创作上享有很高声誉的维吾尔族作家。他的散曲以俊逸质朴、豪迈爽健的风格在散曲作家中独具特色;他的思想修养、人生经历与创作充分体现了少数民族作家接受汉文化传统的熏陶与浸润,并与本民族的文化特质加以融会,从而真实地反映了民族融合时期汉文化对他族文化的亲和力。这对我们准确理解元代文学多元繁复的色彩具有重要意义。     

地域民俗与环境——论韦编联小说的“民族环境”描写

韦编联同志是我区新崛起的一个中年作家。他从事创作的时间不长,但成果是扎实的。小说集《七色人生》(广两民族出版社1988年出版)收入他1982——1987年间所写中短篇小说16篇。韦编联同志是个勤奋的作家,在几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努力探索小说的表现内容和表现形式,探索小说的民族特色的表现。因此,读他的这一小说集,给人的印象便是色彩斑斓的浓郁民族风味。他的努力是有成效的。作为一个民族作家创作的民族文学作品,浓郁的民族风味应是它的显著标志之一。而一个作品具有浓郁的民族风味,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也许是作家刻划了一个很具本民族特点的人物形象,或是描绘了一个本民族的典型的生活场景,或是描绘了本民族的独特的风土民俗     

民族性格的多维审视与叙事艺术的多样性探索——艾克拜尔·米吉提小说论

在当代中国民族作家中,艾克拜尔·米吉提有着重要意义。在对当代中国哈萨克民族性格的多维审视中,他的小说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意识、历史意识和启蒙立场。同时,他在小说叙事艺术上的探索,为民族文学以及当代小说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照。     

无家可归的异乡人--卡夫卡的"归属"问题

卡夫卡,这位20世纪西方文坛的"怪才",他不属于任何一个具体的文学流派,他属于整个文学;他不属于某一民族,而属于超越了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的世界性作家.正是因为他自成一体,所以各种"主义"都从他那里获得了启示,各种流派都从他那里找到了根源,许多当代伟大的作家都将他当作借鉴的榜样.     

P.R.斯蒂芬森论澳大利亚民族文化

P.R.斯蒂芬森是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文学与文化批评的早期奠基人之一.他的作品《澳大利亚文化的基石：为民族自尊而作》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批评论著,是澳大利亚该历史时期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斯蒂芬森提出坚持民族文化的地域性原则,藉以发展不依附母国的、独立自主的民族文化.他关注对民族文学标尺的界定,认为这将有助于厘清“真”、“伪”澳大利亚民族文学,并对催生反映本土真实生活的严肃作品产生积极影响.他还指出,发展民族文化的主力军除了作家、知识分子,还应该包括出版人.作家的任务是创作出足以滋养本民族人民精神生活的作品,而知识分子和出版人则应该为作家的工作保驾护航.斯蒂芬森的民族主义文化观在之后民族主义浪潮的各个阶段都有显著的发展.     

周辉枝创作论

文章从对土家族作家周辉枝的创作分析中 ,思考了一个作家在继承本民族文化传统和看取、认同他族人生形态 ,于之寻找、确立自我的艺术特色问题。并从此视角剖析了周辉枝创作中的得失     

论汪承栋诗的民族特色

汪承栋是解放后成长起来的土家族第一代诗人,是当今文坛上多产的少数民族作家。三十年来,他先后出版了十部诗集,一本散文集和一个电影文学剧本,发表过一些短篇小说和创作短评。他的大多数诗作反映的是藏族人民的生活,深受藏族人民的喜爱。 一个少数民族作家,如果运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行创作,其作品无疑地会体现出本民族的语言特色,易于为本民族的读者所接受,而汪承栋是用汉语进行创作的,他的诗作为什么会赢得广大藏族读者的喜爱呢?探索这个秘密,对用汉语进行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和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汉族作家来说,都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我认为,汪承栋的诗歌受到藏族人民喜爱的主要原因,是他的诗歌中闪耀着鲜明的民族特色。这一特色是通过浓郁的民族生活内容的反映、典型的民族心理素质的刻划和独特的民族语言的运用三个方面表现出来的。     

文化认同与民族交融——20世纪50至80年代新疆汉语小说中的少数民族元素

文化认同既可能指个人对于所属文化的归属感,也可能指不同民族成员彼此认可对方的文化要素。从这一视角考察新疆汉语小说中的少数民族题材创作至少有三个维度:一是汉族作家汲取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二是少数民族作家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三是少数民族作家对"他者"文化的自觉吸纳。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新疆本土汉族作家在民族团结颂歌的时代精神指引下,以高度的使命感展现着少数民族的生活和文化;80年代汉族作家的少数民族题材创作更趋向多元化,同时一些优秀的"民考汉"青年作家开始活跃于新疆汉语文坛上。     

宁静中的自信与优雅——论万玛才旦小说创作的特色与意义

万玛才旦是一位擅长用藏语和汉语进行创作的藏族作家。他的小说呈现出一种宁静中的自信和优雅。与其他藏族作家比较,他所表现的寻找主题重点不是困惑、焦虑和担心,而是一种希望的寻找、自我意义的寻找和民族传统文化幸存的寻找。他通过"寻找",表达的是一种对自我内心和民族文化的守望。由于他对藏、汉文化的深刻认识和理解,使他在对藏族传统文学和文化的继承方面,更多地表现出一种自信和从容。     

沈从文湘西小说文化意蕴初探

沈从文是寻根文学的先锋作家,具有强烈的寻根意识。在都市和乡村的对比中,他发现了都市人病态的品性和湘西边民健康的人格。为此,他从湘西边民的人性人情、风景民俗入手,努力在原生态的湘西世界中,去发掘积淀在我们民族文化中的优良品质,借以重造民族精神品格,将鲁迅等现代作家对国民性的探讨推进了一大步,对当代寻根文学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正是湘西小说深层的文化意蕴所在。     

论袁智忠散文诗的美学特质

散文诗人袁智忠凭着不倦的艺术探求而逐渐建构起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对此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一是在情感内容上具有浓厚的牧歌意绪;二是在语言形式上舒放自如,三是在表达方式上以小见大,这些构成了其散文诗的美学特质,也是他的散文诗能够受到诗歌界和学术界广泛关注的深层原因.     

早期新诗"说理风气"之形成

在早期中国新诗中,“说理”这一观念的产生及传播,直至成为主导范型之一,不仅凸现了早期新诗的特殊语境,也反映了时人对于新诗不同的想像方式。胡适以“说理”为视角,以建立自己于旧文学的风格性,并藉此开拓出新诗之空间。在其后关于新诗的种种辩驳中,“诗文之分”、“诗之好坏”、“说理与诗”等话题亦被讨论,而成为新诗话语争夺之场所。     

从汉武帝对赋家的任用看其用人之策

汉武帝提倡辞赋的一个原因是出于政治上选拔人才的考虑:奖掖赋家——文化建设的需要;提拔赋家拓边固疆的需要;黜罚赋家——君主专制的需要;倡优蓄之——供奉宫廷的需要。由于武帝对辞赋的喜爱与对赋家的擢拔,文学家纷纷麋集在他周围,赋从此由汉初的藩国走向宫廷,赋家也从王侯的客卿变为御用文人。文士被武帝网罗后,开始了与中央政权的合作,此后文学与中央政权结合得更紧密了。     

沈从文美学观念中的"超人"意识

１９４０年前后,沈从文的诗歌、小说、散文和文论作品,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超人”意识。尤其是他的文论,不仅在语言表达上带有尼采、叔本华直觉感悟式的哲理意味,而且在思想内容上也可以听到尼采、叔本华的有关“审美愉悦”的回响。在对现代都市文明的批判上,沈从文又跟卢梭、康德有些接近,但西方哲人是站在哲学的角度对文学的“玄思”,沈从文是站在艺术家的立场对文学的哲理阐释。     

翻译与建构——刘半农对外国散文之诗创作技法的借鉴

刘半农是国内最早翻译泰戈尔和屠格涅夫散文诗的译者之一。在翻译两位外国诗人诗作的过程中,刘半农接受了他们的影响,吸取他们的创作技法,在自己的散文诗创作中做了成功的借鉴。对比分析刘半农的散文诗翻译和创作,印证了刘半农在两个方面借鉴外国散文诗的创作技法：一是对屠格涅夫散文诗对话体的借鉴,二是对泰戈尔散文诗独白体的借鉴。刘半农的诗歌翻译、译诗借鉴与诗歌创作紧密结合在一起,互相影响。     

杨万里“诗非文比也,必诗人为之”诗学理论的内涵解构

“以文为诗”是宋诗的主流创作思想,而南宋中兴诗人杨万里却提出“诗非文也,必诗人为之”的创作理念,从而打破了宋诗的总体创作格局。这一诗学思想是宋诗演进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它的提出具有两方面动因：其一是对宋诗“以文为诗”观念的反拨;其二是对理学家文学观念的修正。正是二者的合力作用,扭转了宋诗的发展方向,杨万里也因此成为两宋诗风变异的转关人物。     

以文为诗：余光中诗歌的得与失

余光中的散文家气质使得他的诗歌创作兼有散文文体的长处与缺陷,"以文为诗"的探索既使他的诗歌雅俗共赏,也为中国诗坛提供了新诗发展的一种可能。     

论当代诗人散文中的诗性——以《晕眩》为例

诗歌与散文的文体之争,是我们这个时代写作中一个最具戏谑色彩的隐喻之一.当一位诗人转向(也许只是间或)散文写作,其不仅是在探索着散文的文体可能性,而且力图保持其作为诗人的身份;也就是,在写作中他既维护诗歌与散文的界限,又试图将诗歌的结构方式(而不仅仅是气息)渗进散文或转化成散文的要素.在一定意义上,其散文和诗歌构成了一种"对位"关系.     

陶渊明词赋新论

对陶渊明现存的三篇辞赋进行探讨 ,认为这些作品对于我们把握归隐的深层原因和了解他作品的不同风格具有重要意义。陶渊明的归隐 ,既有他向往大自然、厌弃黑暗官场的原因 ,更与他政治理想破灭后 ,恪守“忧道不忧贫”的理念有关 ;在表现手法上 ,陶渊明的辞赋继承了屈骚之思和《楚辞》注重辞章文采的传统 ,形成了与他的诗歌颇不相同的华丽绵密、郁勃含蓄的另一种风格     

庞德的《神州集》与中国古典诗歌现代化

庞德早期翻译的中国古典诗歌主要见于他1915年翻译出版的《神州集》里。《神州集》收录的18首汉语诗歌英译文译自19首中国古典诗歌。庞德主要以他提倡的英语现代诗歌的散文价值作为翻译的参考标准,对中国古典诗歌进行了现代化,使中国古典诗歌以现代英语自由诗的形式进入英美文学界,并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