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突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战略选择

借助全球价值链参与国际分工并进行产业升级是发展中国家制造业获得发展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依靠国际代工方式,中国制造业嵌入到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生产体系中,对外贸易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由于中国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以及发达国家对中国制造业技术赶超和价值链攀升过程进行严密控制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制造业被"锁定"在微利化的加工、组装环节,利益分配、市场培育和企业发展均受到严重损害,迫切需要政府、市场和企业共同努力,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方式由粗放型的数量扩张向集约型的质量增长转变,实现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层次提升。     

知识分工、全球价值链重构与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新发展格局的视角

知识分工,是指知识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企业和组织间走向分化、分解与重新整合的发展趋势,以及由此带来的产业组织变革和价值链重塑。价值链知识分工使知识成为全球价值链竞争的核心资源,从而使企业合作从能力依赖走向知识依赖,全球价值链形态也从线性形态走向网络形态。在这种趋势下,全球价值链中的核心技术、价值创造、创新空间都朝平权化方向发展。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制造业要抓住知识分工深入发展的契机,通过加工制造企业"垂直升级"、建设国家价值链、形成多层次区域性国际价值链等途径,积极融入全球知识分工,推动新发展格局下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本土跨国公司培育路径探析

全球价值链分工突破了传统分工中的国家边界,进一步凸显出跨国公司在国际分工和贸易中的主体地位。培育跨国公司已经成为一国或地区参入全球竞争,提升国际分工地位的必然选择。培育本土跨国公司,是我国打破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控制的全球价值链体系格局,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地位的重要途径。我国要鼓励大型企业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主动实施国际化战略,发展自主型价值网络,由被动嵌入全球价值链向主动嵌入全球价值链并逐步占据价值链关键环节转变,在发展成为跨国公司的同时,提高对全球价值链关键环节的掌控能力。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升级研究 ——基于全产业链构建

传统的国际分工形式限制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攀升,虽然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程度较深,深入全球生产网络的趋势在不断上升,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呈现"右偏V"型发展趋势,国际分工地位表现出向上游攀升的特征,但分工地位仍相对较低,制造业行业间差异显著。实证结果表明:技术进步对制造业竞争力提升具有促进效应,盲目地深入全球分工体系不利于制造业升级,必须依靠技术进步通过提高分工地位来推动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进而实现制造业整体升级。中国制造业在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节点转移的过程中,需转变垂直分工到水平分工的思路,构建以技术进步主导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打造制造业价值生态体系,在多个价值环节与全球伙伴进行水平合作,增加中国国内间接附加值率,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以实现产业升级。     

从全球价值链转向全球创新链:新常态下中国产业发展新动力

在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制造业增长模式下,中国产业发展动力衰减。进入新常态的过渡时期,中国必须从加入全球价值链转向嵌入全球创新链。这种转型的实质性内容,就是要主动参与新的国际分工和产业重构、培育新的比较优势,重塑产业发展的新动力。1具体包括两方面的战略转换:一是要依托于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推进以现代服务业开放化发展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二是要在全球价值链的基础上,通过扩大内需战略的实施,逐步转向嵌入全球创新链,实现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轨道的发展。中国企业在主动嵌入全球创新链的过程中,可以得到更多的全球智慧和资源为我所用,可以解决创新动力不足和资源短缺问题。战略转换的具体形式是推进单纯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开放化的创新驱动型经济,这对政府经济工作的重点、抓手、突破口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也必将带来现代服务业的迅速发展。     

新冠疫情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影响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各地区加速蔓延,本文从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分析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带来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第一,中国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日益提升,在全球生产体系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第二,湖北省的出口增加值更依赖于省内,疫情对湖北省内经济具有一定的冲击;随着中国疫情全面可控,疫情对中国的影响正逐渐减弱,然而疫情在全球的大规模蔓延,短期内会从产业链上游和下游端对全球价值链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第三,长期来看,新冠肺炎疫情是继中美贸易摩擦之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面临的重大机遇与挑战.在全球经济增长变缓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的趋势下,中国应以数字经济为发展契机,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加速企业自主创新,扩大内需,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体系,创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区域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     

中国制造业厂商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及成因分析

本文在中国制造业越来越深刻、广泛地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背景下,通过对价值链分工体系及我国贸易竞争力的分析,探讨了当前我国制造业厂商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并基于此分析了其在一定时期内处于出口导向型组装加工、非密集非核心技术零部件供给分包这一分工地位的原因。     

投入服务化的双重效应与中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

随着全球产业间的投入产出关联度不断提高,服务要素投入对制造业的影响愈发显著。基于混合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检验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制造业已经跨越“服务化陷阱”,继续增强投入服务化将促进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投入服务化的价值链驱动存在明显的双重效应,即国内来源投入服务化的增强对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而国外来源投入服务化增强则对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有明显抑制效应。这种双重效应表明,只有推进价值链全球治理体系从发达国家单一主导结构向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的多边治理体系转变,才能积极化解全球价值链风险,实现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长期稳定和发展。将中国制造业国内价值链整体嵌入RCEP区域分工,有利于突破中国制造业低端锁定的现实困境。以投入服务化促进制造业发展,必须实现投入服务化从“量”的增长到“质”的提升的科学转换。     

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对能源消耗水平影响的测度——基于中国39个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制造业服务化战略实施以来,中国制造业不断加大服务要素投入,逐步降低对能源消耗的需求和依赖.然而,从我国制造业能源消耗强度及总量的发展趋势看,现阶段制造业服务化虽带来全球价值链行业分工地位的改变,但并未显著减少我国制造业的能源消耗,反而对制造业行业上游度产生反向调节作用,服务化转型的能耗总量不降反升.事实上,能源消耗作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评价指标,受到各部门要素密集度、服务要素投入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异质性等的影响.在制造业服务化引发价值链分工位置变化的初期,规模扩张带来的能源消耗增量会抵消制造业服务化的能耗减量效应.下一阶段,制造业应注重与新兴生产性服务要素相融合,对不同企业实施差异化扶植政策,抢抓新基建、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发展高地,以激发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双向促进作用,触发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数字监管异质性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基于“共轭环流”分工理论的实证研究

随着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的不断加深,加之制度环境、数字基础水平以及经济利益诉求的不同,造成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数字监管政策非协调性不断增强。基于“共轭环流”分工理论,利用中国与49个贸易伙伴国2014—2019年的分行业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监管异质性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可以发现：数字监管异质性会抑制中国在“共轭环流”分工格局下枢纽地位的提升。在发达国家价值环流中,数字监管异质性有助于中国制造业摆脱长期被“锁定”在低端环节的国际分工现状,实现价值链升级;而在发展中国家价值环流中,数字监管异质性则会削弱中国对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控制力,不利于中国引领发展中国家共同进步。通过与贸易伙伴国签订数字合作协议,能有效地缓解数字监管异质性对中国枢纽地位产生的逆向冲击,进一步巩固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核心地位,提高中国在全球数字治理中的话语权。     

生产性服务业:构建中国制造业国家价值链的关键

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的系统整合中处于关键性地位,拥有强大的研发能力并掌控整个价值链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核心功能。依托巨大的国内市场,以生产性服务业为龙头,构建独立自主的制造业国家价值链,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根本措施。在中国制造业国家价值链的构建中,生产性服务业主要通过四种途径发挥着核心作用:中国制造业的领导型企业作为系统整合者主要执行的是包括研发在内的生产性服务功能,这是成长为中国跨国公司的基本途径;专业化市场交易平台承担着国内市场高度组织化并获取国际定价权的重要职能;国家价值链的国外布局是构建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初步尝试;电子商务革命和连锁专卖体系等新型生产性服务业的兴起,不仅是中国制造业企业打破营销商垄断国内终端销售渠道的有力途径,也是其突破跨国公司垄断发达国家终端销售市场的历史机遇。     

中国体育用品产业价值链提升研究

中国体育用品占全球出口的65%以上,但处于价值链低端,如何提升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成为行业发展的主要课题。文章根据中国体育用品制造业生产和出口数据,分析了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在国际价值链的地位;根据价值链相关理论,提出了提升中国体育用品产业价值链地位的对策。     

横向竞争视角下全球价值链治理结构变动及产业升级

随着逆全球化影响加剧,全球价值链的纵向分工趋于缩短而横向分工下的区域化集聚趋势凸显,其治理结构亦呈现出新的特点.从横向竞争视角看有必要构建全球价值链治理结构的二元分析框架,即主动型治理结构和被动型治理结构,旨在看清楚全球价值链节点上的动态控制与竞争问题.第一,在主动型治理结构中,企业多采用M型组织结构和多元化经营战略,侧重采取非价格竞争方式来影响市场条件,并且以发包的形式控制全球价值链的中心关系;第二,在被动型治理结构中,企业多采用U型组织结构和专业化经营战略,强调既定市场条件下的价格竞争关系,在外包活动中也表现为接包式的外围关系;第三,企业倾向于在研发、设计、营销、售后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选择主动型治理结构,在物流采购、生产、分销等低附加值环节选择被动型治理结构.因此,“微笑曲线”成为连接主动型治理结构和被动型治理结构的关键纽带,体现出二元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潜在的产业升级路径.     

向价值链上端转移中的RJVs国际合作探讨

中国企业要想在世界产业价值链中占据高端的重要地位,在世界制造业的分工中占据有利的位置,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就必须重视和依靠技术创新.充分利用外部资源,与跨国公司合作研发创新,通过对产业价值链高端的控制,进而获取高额利润,是未来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许多企业由于研发资源短缺,很难占据产业价值链的最高端.中国在构思向"世界技术创新中心"发展的战略中,应该积极鼓励和吸引跨国公司到中国来设立研发机构,与中国企业联合组建企业研究联合组织(RJVs).本文针对向价值链上端转移中的RJVs国际合作问题,提出构建企业自主创新RJVs国际合作的新概念,运用期权理论探讨RJVs持续发展问题,实现中国在成为"世界制造中心"的同时向"世界技术创新中心"发展的战略.     

中韩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衡量——基于增加值贸易的视角

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采用Koopman等提出的"GVC位置指数"和"GVC参与度指数"从增加值贸易角度测算比较了1995-2011年期间,中韩两国出口贸易整体和不同技术层次的制造业行业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参与程度及其动态演变过程。结果显示,中国已较大程度地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中,虽然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位置,国内间接增加值出口对全球价值链的贡献仍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但其贡献度逐年增加,并且具有一定的攀升趋势;而韩国位于全球价值链的相对上游位置,但在部分高技术制造业行业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且具有一定的下滑趋势。     

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产业组织结构优化调整路径研究

产业组织结构的优化调整是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核心。产业组织优化需要从多个维度理解。除了产业组织的市场结构优化以外,还应该包括所有制结构的优化以及空间结构优化。中国工业化进程的不同阶段,产业组织优化呈现出不同的路径。开放条件下,国际分工向要素分工转变以及产业国际转移使产业组织的调整优化具有了新的特点,即要以全球价值链作为载体。中国在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中形成并嵌入了俘获型全球价值链。产业组织结构的优化调整需要对俘获型全球价值链实现超越,进而形成由自己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     

要素分工论

当代国际分工正从产品分工向要素分工发展,这种分工的边界是生产要素,是价值链上具有劳动要素密集、资本要素密集、技术要素密集或其他要素密集性质的各个环节之间的分工。要素分工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投资和贸易活动的必然结果,其实质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资源整合。在要素分工条件下,各国的优势更多地体现为价值链上某一特定环节上的优势,国际分工利益不再取决于进口什么、出口什么,而是取决于以什么样的要素参与什么层次的国际分工,对整个价值链的控制能力有多少。中国应努力培育高级生产要素,提升企业整合各类先进要素进行创新活动和全球化经营的能力,不断提高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     

本土代工制造企业双重嵌入GVC/NVC的知识传导机制研究

本土代工制造企业单纯嵌入全球价值链(GVC)并不能实现其功能升级。知识经济时代,帮助代工制造企业寻找到一种有效的知识传导机制对于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代工制造企业在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和国家价值链(NVC)双重网络的过程中,可充分挖掘网络资源,通过与网络成员的良性互动来获取自身发展所需的知识、信息、技术等资源。站在代工制造企业的立场,研究其知识获取的路径,可建立一个在GVC和NVC双重嵌入中的本土代工制造企业与其他组织间的知识传导模型。本土代工制造企业通过整合全球范围的资源,在本土市场和全球市场两个层面与外国企业开展竞争,这将有利于中国代工制造业在中国经济适度开放的条件下实现国际国内双重循环,最终有可能获得全球价值分工体系中的均衡关系,甚至占据主导地位。     

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价值链锻造方向选择研究

战略性新兴创新价值链锻造中,政府或企业可以选择两种战略,一是自上而下,选择创新价值链的制高点,从源头创新开始拓展到全链条创新;二是自下而上,选择创新价值链中端甚至低端位置,从模仿创新开始沿价值链攀升.以生物医药产业为案例的研究表明,自上而下战略享受高收益,但面临高风险等难题;自下而上战略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但也受所有权保护等限制,沿价值链攀升受阻.两种战略都需要有匹配的要素禀赋,对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区域创新价值链锻造的研究发现,基于专业化分工,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可能相互依存、相融共生,两种战略相融共生的路径要求是开放式创新、创新集聚,在创新价值链锻造中,公共创新服务平台创新是两种战略方向链接的关键.     

沿海地区产业集群跨区域整合的动因分析与模式比较

在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中国沿海地区形成了数量众多、产能规模巨大的产业集群。这些集群不仅在空间上处在分散状态,在全球价值链中处在低端环节,而且相互之间的产业联系较弱。沿着产业链对这些分散的产业集群进行跨区域的整合,并向价值链中高附加值环节和核心战略环节延伸,形成产业链优势,是中国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培育世界级制造业基地的必经之路。本文以中国沿海地区制造业集群为例,研究如何突破集群间产业链整合和延伸的障碍,形成产业链优势,加快培育世界级制造业基地的具体途径和政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