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移民的政治参与：一个社会网络的分析视角

在中国,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来自乡村的移民进入城市,城市移民群体在城市社区中的社会融合与公共事务参与,对于中国未来的城市发展与社会整合具有重要的意义。使用上海地区“2009年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问卷调查”, 本文采用一个社会网络的分析视角,实证地验证了社会网络对于城市移民政治参与的效果。结果显示：“拜年网”的规模对于城市居民（包括上海户籍与非上海户籍）的政治参与具有负向的效果;“讨论网”的规模只对城市移民群体（非上海户籍居民）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 “社会参与网”表现出了非常显著的正向作用,而且,城市移民群体的“社会参与网”比上海户籍居民具有更强的正向效果。     

主族控制下的族群杂居村落:权力的文化网络视角

本文借助“权力的文化网络”视角，深层再现云南省一个少数民族山区--蚌岚河槽（村庄）传统主族控制和毕摩操控的村落政治格局。作者认为，1949年以前槽区的社会政治局面是主族控制和毕摩操控，主族及其首领毕摩依靠乡村文化网络获得权威和认受性，他们在权力的文化网络中发挥着组织领导的作用，凭借对乡村文化网络（族群内部的宗族关系和宗教信仰以及族群关系等）的操控，主族及其首领毕摩有力地控制着乡村社会。     

探寻社会工作实践中的政治逻辑--读弗雷德·鲍威尔的《社会工作政治学》

著名社会工作学者弗雷德·鲍威尔（Fred Powell）于2001年出版的《社会工作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Social Work）①，虽至今尚未有中文翻译版面世，但其思想和观点却在社会工作学术界有着持久的影响力。该书从后现代社会对社会工作的诸多挑战和责难入手，提出“后现代社会：社会工作会终结吗？”的疑问，同时，作者综合了以往诸多学者的观点，建构了“历史-当代”的分析范式，以社会工作在历史和当代发展脉络下的特征和实践，     

论三十年代文学群体的“亚政治文化”特征——以“左联”的政治文化性质为例

本文认为，三十年代的文学群体基本上都呈现出明确的“亚政治文化”形态或具有鲜明的“亚政治文化”特征，各派的文学主张和文学观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并非是出于文学的或学术的思考，而常常是从自身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出发，针对自身对当时政治文化形势的理解而采取的某种文学策略。文章以“左联”为例，通过分析文学群体的“亚政治文化”形态特征及其性质，揭示其重要文学观念得以形成的政治文化因素。     

弱关系的弱势及其转化——“关系”的一种文化阐释路径

本文试图对“关系”的文化特质加以探讨。作者首先梳理了学界有关“关系”的文化论题、结构论题和工具论题，并阐明了重拾文化论题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有必要突破以往过于倚重中国社会本土概念的文化阐释方法，寻求更具有普遍意含的社会学概念和理论工具来界说和分析中国社会的“关系”现象。作为一种初步尝试，作者提出，社会网络理论中的弱关系概念对于认识中国社会的“关系”具有特殊的意义。在作者看来，在中国社会，“关系” 是与家族（或家族）内部关系相对应的一种社会关系形式，前者以弱关系为特征，后者以强关系为特征，两者在满足的功能、成员的可供选择性、规范性和社会分层效应等诸多方面都具有明显的差异。作者认为，“关系”实际上是指导社会成员处理某些家庭外部社会关系的行动模板。作者还提出，中国的“关系”不仅是一种弱关系文化，而且由于它善于促成弱关系向强关系的方向转化，善于从弱关系的动员中释放出巨大的社会能量，因而深刻地塑造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形态。     

社会分层中的边缘群体及其游民化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进入快速转型期,其 主要特征是：整个社会从自给的产品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伴随而来的,是社会阶层结构的巨大分化。边缘群体正是这种日益广泛和深入的社会阶层分化的后果之一。边缘群体由于缺乏合法性的制度认同和主流文化的接纳,在社会规范不健全、阶层流动受阻和社会的歧视性政策等存在的情境中,极易出现游民化。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社会分层中的边缘群体 社会分层（ｓｏｃｉｃａｌ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     

中华民族若干传统伦理精神论略(之一)

在东亚大陆这块优越而又封闭的辽阔土地上，孕育了华夏民族以农耕为主体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产生了君主专制制度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含有一定血缘温情的宗法制度相结合而成的“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塑造了注重人伦的伦理中心主义的“德性文化”。因此，在这种中华民族特有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土壤中，相应地培植起了中华民族传统伦理的一系列基本精神。家族主义精神家庭制度是中国社会的根基，是“国家”的基础。在宗法社会的家庭制度、乡村制度下，生发出中华民族传统伦理中一种特有的根本精神——家族主义精神。（一）家的价…     

人文地理学的微观视角方法——以乡村地理学微观空间为例

乡村社区作为乡村地理学研究的微观空间单元,在经济发展高速增长,社会网络El渐复杂的背景下,其内外空间发生了急剧变化。从微观视角研究方法探索乡村社区各空间（包括居住空间、社会空间、生产空间、文化空间、生态空间等）的特征、形成与演化,能深入了解乡村社区各空间的内在作用机制,合理制定乡村发展方略,优化乡村社区空间,指导乡村社区的建设和管理。     

民主化: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

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家政权空前强大，“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将国家政权的末梢延伸到最基层的乡村社会，直至每个农民。这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对乡村社会强有力的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从而将以往前发的各种形式的自治形式、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包括新民主主义传统）给压制甚至扼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不仅仅是经营方式的改变，而且它一方面促进了非农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的分化，形成了新的利益主体和阶层结构；另一方面又促进了乡村社会的权力分化，使乡村社会的自主性、独立性…     

文化与形象建设

人们常说，从文化层次上看问题，是最高的观察层次。那么，文化这个尽人皆知的术语，究竟是什么含义？为什么说它是最高的观察层次？从文化层次来观察今天的世界，将能得出什么有益的启示？关于文化的定义，文献记载有150多种。其中，赫斯科维茨认为，文化是人类环境中的人造部分；欧·奥尔特曼等指出，文化是一个群体或社会的信仰和知觉、价值观和准则、习俗和行为，是用来表示认识、知觉和行为以意见一致的方式为某一群体的人所共有。“一致”是文化这一概念的中心特征，一个社会的价值观、信念和习俗涉及到的不仅是“内心的”和“行为的…     

充分认识传统文化与文化力对社会现代化的推动作用

充分认识传统文化与文化力对社会现代化的推动作用吴光吴光，男，１９４４年生，浙江省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杭州３１００２５）（一）从“《论语》加算盘”名言看“文化力”研究现代市场经济或企业文化的人们差不多都很推崇日本“株式会社”的创始人、号称“企业之王”...     

解析乡村“边缘青少年”群体——湖北省荆州市H村的实证研究

“边缘青少年”是乡村中新出现的危险青少年群落,由他们所组成的亚文化社会已经成为对抗村庄社会的“灰色社会”。本文通过对湖北荆州市H村一个边缘青少年群体的实证调查,解析边缘青少年的权威结构,解读边缘青少年的行为和心理依赖,解析边缘青少年群体的隐性社会基础。     

试析当前我国社会中群体腐败现象及其原因

本文针对当前我国社会中存在的腐败现象的主体特征，提出了“群体腐败”的概念，并从政治、法律和社会学的角度分别剖析其实质，阐明这种腐败现象的特征及危害性。通过对群体腐败与一般腐败现象产生原因的共性分析以及产生群体腐败的具体原因的进一步探析，作者提出了遏制这种腐败现象的紧迫性及原则性措施的思路，明确了下一步的研究重点。     

传统中国乡村民众时间生活的主体分层及其结构关系——以近代江南为中心的研究

人是社会时间的根本载体与直接主体。人有规模之分,如个体、群体等,与之相适应社会时间也就有个体时间、群体时间等分类。就传统中国乡村社会而言,由于农业生产的个体小家庭性特点,决定了民众时间生活以个体时间为主、群体时间为辅的态势,进而通过农事节律的“时间核”作用从而在整个社会中形成大体模式一致、充满循环性的文化时间节律。个体、群体与文化时间三者间,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分层与嵌入性结构性关系,即群体时间嵌入个体时间、个体时间节律性决定了总体文化时间节律。这一态势与现代社会、尤其是现代城市社会具有极大不同。     

新型城镇化视阈下的中国乡村文化及其产业化问题研究

城镇化是广泛的世界性潮流，我国目前正处在城镇化快速行进的过程中。乡村文化由人文与生态直接整合而成，城镇化发展必然会改变乡村文化生态。乡村文化在城镇化进程中，与现代产业形式结合已经成为发展趋势。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其建设目标就是要打造“文化城镇”。城镇化建设应以乡村文化资源为基点，在建设规划上彰显出乡村文化特色。要善用文化资源，推动农业经济向文化经济转型，促进城镇化与乡村文化资源良性互动，在保护利用乡村文化资源基础上促进区域文化的融会共存。提高乡村文化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联度，用特色乡村文化产业发展引领新型城镇化建设。     

论我国的乡村城市化

实现乡村城市化是我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战略布置，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象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因此，寻求一条适合我国国情和地区特征的乡村城市化道路，探索我国乡镇城市化发展的战略思想，是当代城市规划工作者面临的一个严峻课题，也是制定跨世纪城市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乡村城市化的实质理解乡镇城市化首先应明确城市化的概念。早在二十年代，在研究城市的著作中，多处出现城市化一词。不过，当时的概念只是以人口、…     

社会工作本土化与本土性社会工作

我国发挥效能的助人系统是由民间依据差序格局原则和由政府依据身份隶属原则实施的助人和互济体系。国际社会工作和我国的社会工作（助人活动）的亲和性需要被发现，在注重我国的体制和文化特征的前提下，在实践中实现二者的优势互补。     

村民自治与国家政权建设

2 0世纪初以来 ,国家政权建设就是我国现代化的一项主要内容。在前半个世纪 ,由于不能消除赢利型经纪体制 ,各种国家政权试图进入乡村社会的努力都避免不了失败的命运。新政权成立以后 ,国家通过人民公社体制将国家政权直接深入到乡村社会之中 ,实现了政治的一体化 ,虽然摧毁了旧的经纪体制 ,但也毁坏了乡村社会传统的“权力的文化网络”。村民自治则是国家政权在乡村社会重建的一种方式 ,通过它国家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和整合。     

流动的交易:多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内生因素——以浙江省义乌市后乐村为个案的实地研究

任何一个在经济、社会、文化方面呈后发型特征的地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外部力量的作用,但是所有的发展最终都必须由来自其社会内部创发出来的因素所支撑,因此,从我国乡村社会变迁的实践和内在逻辑出发,认识中国乡村社会内部发展的自然过程及各种主导因素,寻求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本土解释”便显得十分必要。本文的研究素材取自一个有特点的村庄,调查和研究方法都类似于人类学的社区研究法,资料的收集     

后苏俄时代的社会认同：经验证据与理论解释

需要研究的问题 在近期后苏俄社会的转型研究中出现的核心问题，涉及到了个人认同不同社会群体和共同体的基本特征，这些群体和共同体包括种群或民族国家，社会身份地位或边缘群体等各种社会文化建构。很显然，这些纷繁多样、重重叠叠、共同拥有而且又很偶然的“认同”，为自我与社会之间的交往，也为社会行动的新“行动者”的形成提供了新形态。在政治和经济转型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