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协议非诉执行司法审查规则的检视与重构

在单向诉讼结构下,行政非诉执行成为行政机关诉请行政相对人按照协议履行约定的唯一救济方式。但行政协议非诉执行司法审查过程中却存在非诉执行主体与行政协议主体不对应、执行对象与审查标的不同一、各地审查强度参差不齐和制度的控权功能与司法实效耦合度低四大问题。究其原因,主要集中于法律进程滞后于社会治理发展的客观窒碍、行政协议自愿性与非诉执行强制性的正面对撞及现有具体规则无法满足行政协议非诉执行审查需求三个方面。为此,建议围绕启动要件、审查程序和裁判规则三个审查节点,构建区别于一般非诉执行、适合行政协议非诉执行案件的司法审查规则。     

对非诉行政执行的重新审视

本文从我国非诉行政执行的现状入手,对非诉行政执行权的分布和非诉行政执行的实际运作作了较为细致的实证分析,进而从制度生成的历史和法理基础方面探究我国非诉行政执行存在的制度缺陷.最后,从比较法的路径对我国非诉行政执行以及整个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作了重构尝试.     

论我国非诉行政执行的制度分析与重构

我国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现有的立法模式可以概括为“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主，行政机关自行行政强制执行为辅”。其主要价值是确立和强化了司法权对行政强制执行的介入程度。在对我国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的规范性和正当性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通过分散行政强制执行设定权、分离审查主体和执行主体、增强对间接强制执行的监督等改进措施。     

行政非诉执行案件问题的探讨

行政非诉执行案件问题的提出，其涵议的界定、审查，以及裁定作出的后果。     

试论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合法性审查

本文试图从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合法性审查的必要性入手,结合有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规定．探讨对非诉行政执行案件进行合法性审查的机关、审查的方式、审查的内容以及审查后处理,目的在于阐明：人民法院进一步强化对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合法性审查,加强规范化管理,以推动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有效的司法监督,进而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论行政强制执行中的执行和解制度

行政法学理论通常认为执行和解不得在行政领域实施。但笔者认为随着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出现,行政权在一定条件下可自由行使。本文采用逻辑类推方式,具体阐释了行政强制执行中执行和解的理论基础和制度设计,分析了指出执行和解的限定条件、法律救济以及非诉强制执行中法院审查等相关问题,以期为即将出台的《行政强制法》提供一些立法参考。     

非诉行政强制执行司法审查研究

将行政强制法的规范融入行政法体系以保障法制统一,是行政审判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非诉强制执行司法审查中,人民法院需区分法律中规定的非诉强制执行与行政法规中规定的非诉间接强制执行所遵循的不同机理,依法确定非诉强制执行期间3个月的起算点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期限规定以及行政决定内容的衔接,把握非诉强制执行国家赔偿的范围、归责原则与国家赔偿法的交集与并集。     

我国行政审判体制改革的动力与路径

我国行政审判体制存在着地方化、行政化、专业性缺失等现实问题,有深度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在人权保障和监督行政双重目标的引领下,我国行政审判体制改革的具体路径为:撤销基层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提高行政案件初审的人民法院级别;从人、财、物上确保行政审判权独立行使;将非诉行政执行案件从行政审判中剥离;根本的解决之道是设立独立的行政法院.     

行政协议强制执行的实践分歧与因应路径

针对实践中相对人不履行行政协议义务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19）第24条采取转介强制执行方法予以回应。由于此种方法对行政协议的解读过于单一化,未考虑行政协议的复杂性,以致在司法实践中出现“同案不同判”的乱象。立足于行政协议的双重属性,通过比较行政协议中两大基本变量——行政权力因素与合意因素的权重大小,对不同权重下的行政协议进行类型化研究,将行政协议分为替代性行政协议与合作性行政协议两大基本类型。基于这两类行政协议的法律属性与制度功能的不同定位,对替代性行政协议适用程序回流、合作性行政协议采取法院非诉执行,从而构建起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行政协议执行制度,以解决相对人不履行行政协议义务的问题。     

我国行政执行罚制度的不足及完善

《行政强制法》关于行政执行罚的规定有较多模糊之处，理论界与实务界的理解也存在较大的偏差。为规范行政执行罚的实施，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实践导向，对行政执行罚制度予以完善。在行政执行罚的依据上，要明确《行政强制法》第45条第1款并非普遍、直接授权条款，行政机关采用行政执行罚手段必须另有法律依据。在行政执行罚的设定上，行政执行罚只能由法律设定，其他规范性文件无权设定。在行政执行罚决定的作出时间和方式上，加处罚款决定不能和罚款决定同时一并作出，只能在罚款决定作出之后另行单独作出。在行政执行罚的实施程序上，行政执行罚决定作出之前必须践行催告程序。在行政执行罚的使用顺位上，行政执行罚的优先使用须以该手段在个案中有助于达成执行目的，且法律上没有相反规定为条件。     

行政执法中的法治理念探究

目前我国行政执法存在诸如执法违法、随意执法、执法不公以及行政越权等问题,这反映了行政执法者法治意识淡漠,缺乏依法行政的基本素质。要根治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提高政府行政效能,其关键是要将法则、程序、绩效等基本法治理念引入到行政执法之中。     

加强行政执法建设的原因及对策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而行政执法建设作为依法行政的核心,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行政组织不健全,行政执法制度不完备,执法人员素质不高,执法监督机制较弱等问题,因此,必须完善行政执法制度,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增强法治观念,加强执法监督,并提高行政执法效率.     

环境行政约谈的实践考察及制度完善

环境行政约谈作为一种新型的环境执法方式,具有独立的法律价值,且与当前环境治理模式从行政管制向行政服务转变的理念相契合.从制度设计功能的角度出发,通过对中国国内环境行政约谈制度立法和实践的考察以及国际行政执法方式转变分析,发现中国环境行政约谈制度还存在较多问题,如较高层级的法律规范框架缺位、约谈事由不科学、约谈结果偏离非强制性轨道、约谈程序缺乏等.基于环境治理理论得出,环境行政约谈本质上是一种行政指导行为,未来发展应重视激励性作用、预防效果,在明确环境行政约谈法律属性的基础上加强立法供给,规范实践运行,提高环境执法绩效.     

社会管理创新的行政法治之维

建设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是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而依法行政则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政府奉行的一项基本准则。我国的依法行政原则从提出到实践时间虽然不久,但在建设法治国家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已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与此同时,依法行政在实践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依法行政原则在行政立法与行政执法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并从提高行政立法的公众参与程度、规范行政主体和行政执法人员的资格、促使行政权力公开运行以及加强行政监督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议。     

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问题

行政执法责任制是实行依法行政 ,加强行政执法工作的重要举措。从 1988年开始 ,各级政府在行政执法领域都逐步推行了各种形式的责任制。但由于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和统一的规范 ,结果是各行其是 ,问题不少。为了使行政执法责任制在全国各地有序地推行 ,我们有必要在理清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概念、内涵、构成要素的基础上 ,采取相应措施 ,制定统一的规范     

中国行政执法现状及其对策

对于行政执法问题,大多数人习惯从行政执法本身寻找问题.行政执法是在一定社会环境中的执法,我们不仅要从行政执法行为本身找原因,更应该透视这些问题发生的社会根源.本文拟通过对当前行政执法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的分析,深刻揭示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应对之策.     

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的现实困境与完善路径

为克服传统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体制中多层执法、多头执法之固有弊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应运而生。从理论上来说,该项改革有助于科学设置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机构、高效整合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伍,进而实现国家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之目标。但就实践情况看,目前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却存在着执法范围不明晰、执法管理体制不完善、执法队伍结构不合理等现实困境。未来,亟须合理划定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的权限范围,理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的管理体制,同时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伍的规范化建设,以确保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稳步、有序及顺利推进。     

污染防治的环境行政执法机制研究

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严重环境污染事件突显了我国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尤其是环境行政执法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该文从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宏观环境三方面深入分析了环境行政执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提出要通过加强环保宣传、完善立法、加强环保部门自身建设等措施,来健全和完善环境行政执法机制。     

行政执法案卷制作规范研究

行政执法案卷作为反映行政执法活动过程的档案材料,是行政处理的直接载体,对于规范行政执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行政执法案卷制作中存在诸多问题,表现为案卷目录功能定位不准确、当事人身份材料混乱、缺乏清晰的证明标准、集体讨论记录流于形式等。应当明确行政执法案卷制作的规范目标,规范行政执法案卷制作,以促进行政执法水平的不断提高。     

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划分标准

关于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划分标准 ,即究竟采取何种标准划分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之间的行政强制执行权 ,是完善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然而 ,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分歧很大。文章在辨析现有认识的基础上 ,提出应当以行政强制方法为标准 ,由统一的立法普遍授予行政机关行使间接强制执行权 ,直接强制执行权则以人民法院行使为原则 ,以法律特别授权行政机关行使为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