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文苑传》的史料来源与史料价值

《宋史·文苑传》本之于宋代列朝《国史》,它最大程度地再现了《国史·文苑传》的原来样貌。《国史》是,则《宋史》是;《国史》误,则《宋史》误;《国史》失载,则《宋史》失载;《国史文苑》有传,则《宋史文苑》有传;《国史》以宋人碑志、文集、笔记为史料来源,《宋史》亦若合符契。元修《宋史·文苑传》之舛误,如人名、地名、生卒年、籍贯、世系记载不确或有误,系年颠倒失次,人名、事件张冠李戴,转引他书而不细读原文,遂失史实,引私家著述而不加考按,遂成虚美隐恶,等等。其始作俑者,多为宋人,而非元人。元人在个别地方,对《国史》加之增删改易,自有义理,并非尽为败笔。《宋史·文苑传》秉笔直书处多,史料来源可靠,无私家著述曲意回护、易流于小说家言之病。它折射了宋代《国史·文苑传》的取舍标准,具体诠释了宋人所理解的"文"的内涵,涵盖了宋代《国史》本身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价值。     

《宋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

《宋实录》是宋代官史史料的一大总汇。它汲纳了宋朝官方从中央到地方的原始档案、初级史书《起居注》、《时政记》和二级史书《日历》等史料,进行＂编年附传＂式的编纂与改造,形成宋代最重要且篇幅巨大的官史著作,然后又为其后的宋朝《国史》、元修《宋史》、编年史、杂史等著作所采掇,成为后出宋史的史料之源。《宋实录》在宋代官史史料的流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明代宋史学者的多元化史料观

明代学者从事宋史撰述的取材范围,业已打破仅凭主流文献——《宋史》等主要文献的单一格局,开始自觉适应宋史史料的发展趋势,扩充史料的利用范围。不但广泛搜集传统史料,其中涉及编年、纪传、政书、野史笔记、方志、传记、诏令奏议、类书、史评、文集等各类史料;而且扩充新史料,开拓以往学者不太注意的碑铭、志文、语录、策问、诗丈、题咏等史料群,挖掘各类史料的特有价值,立足研究重点,择取所需,也关注宋史研究的新动态,借鉴吸收本朝人的最新成果,充分显示了其多元化史料观。明代宋史学者开阔的史料学理念保证了宋史著述的质量,为我国宋史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明人宋史著述考论

明代的宋史研究成果众多,凡123种,两千多卷,较多地彰显了时代和学术的要求,具有鲜明的历史特点,并与宋代《春秋》学、清代元史学等一起构成中国史学史上特殊的史学现象。明人宋史著述在史料学、编纂学、历史思想,以及考察历史的视野等方面,均取得了突出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学术史、史学史以及宋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     

《宋史·曹彬传》勘误

《宋史·曹彬传》是记载曹彬事迹和宋初战争的重要史料,然疏误之处甚多。本文利用曹彬行状和《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书中有关宋初史料,对其进行了初步疏理,纠正了若干错误记载,并指出了一些歧异之处。     

私家传记与《宋史》列传关系考辨——以行状为中心

宋代私家撰写的碑志行状,是国史馆修撰臣僚传记的重要史料来源。元代修撰《宋史》列传大致保存了宋代国史和实录的原貌,可以推知其主要内容也是来源于私家所撰的碑志行状。但是,由于两者性质和立场不同,《宋史》列传和行状在叙事语境、史料取材和人物评论等方面呈现迥然不同的面貌。在叙事语境上,前者侧重整体,突出国家兼顾个人;后者侧重个体,突出个人兼顾家族。在史料取材上,前者求真求实,后者兼采虚诞之谈。在人物评论上,前者褒贬分明,后者有褒无贬。总之,《宋史》列传与私家传记在史料价值上各有短长,不应盲目抬高官方正史,也不应刻意贬低私家传记,两者参考互证,才能获得更加客观的、全面的认识。     

从《宋史·刑法志》看宋代的刑事法律规范

历朝历代的《刑法志》都是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基本史料,也是中国历代官修正史的重要篇章。《刑法志》对各个朝代立法、司法、法制建设及法律思想的记载和阐释,不啻为各封建王朝关于法的理论和历史的官方史料,其观点获得封建统治集团的认可、采用,并作为他们施政和实行法制的指导。可是学界对《刑法志》的研究很少涉及到《宋史·刑法志》。根据《宋史·刑法志》的记载,宋代强化了中央集权的立法思想,记述了宋代刑事立法的主要内容,反映出了宋代独具特色的刑事法律制度。     

李焘父子考辨札记

李焘父子考辨札记张继定李焘是我国南宋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积四十年时间撰成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对保存北宋一代史料有着重要的贡献。其子李、李埴等，在南来政坛、文坛上也颇负盛名。《宋史》、《宋元学案》和《宋史翼》等史书中，曾专门为李焘或其子立传，后人的...     

《宋史》列传的材料来源及其问题与展望

[提要]《宋史》是宋代研究最基础的材料,其中列传占了全书的52%,共记载了宋代两千余人的相关史实。列传材料来源主要有宋修国史,宋人文集中的神道碑、墓志铭、行状、序、赞、传、书信,宋朝私家所修史料、笔记,以及方志和宋人诗文的当代注释等现成材料。《宋史》列传的来源材料及宋史编撰者对这些材料的使用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严重削弱了该部分的价值与意义。《宋史》中的志、表部分已出现多部补正专书,列传仅有系列单篇补正论文,有必要结合原始来源材料,对列传部分进行全面、系统地补正和考辨。     

图像视域与宋史研究

尽管宋代在图像视域留下了足资利用的丰裕资料,而宋史学者出于宋代传世文献对研究已具自给自足性,也相对缺乏有关专业学养,在图像视域则明显缺位。为深化研究,拓展视野,宋史学界亟须涉入图像视域,在社会经济与生活风俗、政治思想与制度礼仪等诸多领域充分发掘图像资料的独特价值,绵密梳理文献史料为图像史料补充历史细节,有效借助图像史料为文献史料呈现真实具象,积极推进图像史料与文献史料的互动、互补与互证,以期收获相得益彰的学术成果。在美术史界为宋史学界提供更多的成果与方便的同时,宋史学界尤其应该强化参与意识,与美术史界亲密互动,培植图像研究的自身学养,注重图像视域里历史文本学的自我训练,努力开拓宋史研究的新生面。     

北宋的治军之道及其启示

鉴于唐季五代以来骄兵悍卒的历史教训,北宋重建治军之道,使军队牢牢地控制在皇帝和中央政府手中,从而消除了军队对社会稳定的破坏作用,军队成为维护中央集权的有力工具。但北宋的治军之道也存在着一些严重弊端,这些弊端主要包括:一,“重文轻武”的治军原则;二,广收流亡的召募之制;三,“将从中御”的御将之道。这些弊端的存在使得北宋的治军之道严重违背了军事规律,从而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可以说,不合理的治军之道是造成北宋乃至整个宋代在军事上始终处于积弱不堪、被动挨打地位的主要原因。     

论两宋之际的四六文

宋体四六自成立之后就形成两个风格不同的流派,分别以王安石和苏轼为代表。两宋之际的汪藻等四六文名家,一方面取法本朝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融汇两派之优长,创作出既典雅工致又明白畅达的四六文,使欧阳修等人变唐体为宋体的骈文革新最终完成;另一方面,远师唐代陆贽之风,融至诚于骈俪之中,变应用公文为经世之文。这些使两宋之际的四六文继北宋中期欧、苏之后,成为宋体四六的又一座高峰。     

宋代书目中的宋赋研究

赋是一种兼有韵文和骈文特色的文体,宋代赋的创作很兴盛。此外,古代的书目里赋不是单收在集部中的。以宋代书目中著录的赋为研究案例,讨论宋代赋的创作和古代书目赋著录的情况。发现宋赋的题材扩大体现了宋代各类学科各种知识的交叉影响,为我们展示了宋人文学创作的一幅画卷。     

宋代出使词研究

宋代与周边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交往频繁,留下了不少出使诗词。使辽词和使金词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相应地也会有各自的特点,使金词较使辽词数量增多,内容更加丰富,在艺术手法上较多地运用题序和典故。将同时段出使词与出使诗对比可以发现,作者用诗记录了出使之行的大事件,而在诗文中不曾抒发的感情在词中得到展现,充分体现了"诗言志,词抒情"这一文体差异。     

《宋代登科总录》与宋代状元研究

《宋代登科总录》收录了大量宋代状元文献,通过统计分析可以确定,除118 位文科状元外,宋代还诞生了72位武科状元、12位贡士及第状元. 宋代文状元有近八成来自于低层官员与平民家庭,与唐代形成极大反差,折射出科举考试对整个社会政治的深刻影响. 宋代武科状元仕途不显,而文科状元中近六成曾在政府机构中担任宰执与侍从官等重要职务,这既是国家“右文”政策导向的结果,也验证了科举取士在人才流动方面的推动作用.     

论宋代民间淫祠

宋代民间淫祠泛滥成灾 ,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公害。民间淫祠泛滥与民间巫风盛行之间 ,有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 ;此外 ,由于宋代商业活动的兴盛 ,许多地方性的俗神迅速地向四面辐射 ;而两宋政权在对外关系方面的软弱无力 ,使得民众寄希望于神灵。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 ,对民间淫祠的打击几乎一直与两宋政权相始终。由于难以尽述的种种压力与需求 ,宋代官方政权无法彻底割断与它的联系     

北宋与高丽使节往来二题

北宋建隆三年(962),高丽国王王昭遣广评侍郎李兴祐一行入宋朝贡.第二年(963)春,宋太祖下诏册封高丽王.高丽王受到册封后随即派出时赞一行入宋谢恩,并在是年年底奉行宋年号.这一过程涉及两个问题:一是高丽首次向宋遣使的时间,史料表明李兴祐一行并非是高丽首次向宋遣使;二是使节时赞的身份,虽然《宋史》记载他是高丽朝贡使,但《高丽史》却记载他是宋册封使.只有弄清这两个问题,才能明了北宋与高丽封贡关系建立的整个过程.     

浅议宋代的声诗

声诗是指齐言的入乐的近体歌诗。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声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唐代,并认为至五代时声诗逐渐衰落,为长短句所取代。其实宋代也有大量的声诗。本文从宋声诗的传唱、宋声诗的内容和风格这两个角度对宋声诗的总体特点进行了具体的描述。指出:宋声诗的传唱很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当然还包括文人;宋声诗的题材非常广泛,在风格上具有清新、活泼、生动的特点,在形式上也很灵活自由。对宋声诗的描述,可以澄清许多问题,并对已往一些问题作出新的解释,不仅可以丰富人们对宋代文学的认识,也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宋代术数刍议

新兴的术数方式在社会上已占有一席之地。第三种是扶乩 ,且盛行使用紫姑神。沈括《梦溪笔谈》里提到 :“近岁迎紫姑者极多 ,大率多能文章歌诗 ,有极工者 ,予屡见之 ,多自称蓬莱谪仙 ,医卜无所不能 ,棋与国手为敌。”南宋周密《癸辛杂识》也载 :“有降仙者 ,或疑其捧箕者字为只 ,因命师赋比 ,且令作七言律诗。顷刻辄就 ,……纵使人为 ,其速亦不及可也 !”二人分别为北宋和南宋著名学者 ,竟为扶乩辩护。这不仅说明扶乩的盛行 ,也说明此活动已成为上层士人展示才华和娱乐消遣的一种方法。而扶乩术自宋代兴起之后 ,明代更为盛行 ,李东阳、何孟春…     

宋代义仓论略

宋代继承了隋唐以来的义仓制度,并有所发展。义仓与常平仓、社仓并称为三大骨干仓储,在宋代的救荒活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对救灾安民、社会稳定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在历经了宋太祖、宋仁宗、宋神宗三朝的几个时期的反复置废之后,义仓在宋哲宗时固定下来,并且持续到南宋末年,在宋代存在约200余年。宋代制定了义仓的征收和支用等一系列较为完备的管理制度和法规,旨在保证义仓正常的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