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法的“存亡之战”?——“亦此亦彼”与“可此可彼”

在几年前黄展骥的《辩证派击中形式派的“要害”了吗 ?》一文中 ① ,他一方面认为辩证派的“亦此亦彼”使形式派的“不矛盾律”失去普适性 ,另一方面 ,他又把辩证派的“亦此亦彼”修订为“可此可彼” ,使两派 (在这个重大问题上 )“平分秋色” !即时引发学者、专家的“争鸣”热潮。有专家认为 ,黄先生这一“修订”引发辩证派的“护卫之战”、“存亡之战”。在本文 ,黄先生简明地摘引 (高度浓缩 )“争鸣”中几位学者的重要片段 ,然后略作比较与评析 ,旨在抛砖引玉 ,引发更多读者的参与和关注     

朱熹的“理”与道德理性

“理”是朱熹思想的核心。“理”逻辑上先在 ,且构成万物存在的根据 ,“理一分殊”体现为本体与现象 ,普遍与特殊的统一。道德理性即是“应当” ,是人们行为的唯一律令 ,具有超越性神圣性。“格物致知”作为人格陶铸的内在要求 ,是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不断进步的必要过程 ,最终指向人性的完满。     

歧义纷呈的“漩涡”：1930年代中国“现代派”的生成与流变

1930年代,围绕施蛰存主编的《现代》出现了两个创作群体,即“现代派”诗人和“新感觉派”作家。这两支队伍在人员构成和创作风格上多有交叉重叠。经由30年代文学场的合力构造,尤其是左翼阶级话语的反向定义,它们逐渐被典范化为与现实主义判然二分的形式主义流派,并在此后峻急的政治形势下淡出文学舞台。80年代学界以“现代派”的名义重新发掘“新感觉派”,将其追认为文学史上首个现代主义流派。至此,30年代诗歌领域的“现代派”和小说领域的“新感觉派”成员合流,形成以施蛰存、戴望舒、杜衡、刘呐鸥、穆时英为核心成员的“现代派”。在新时期为这一流派清理历史浮尘和正名重建的过程中,或受制于历史遗留观念的影响,或出于意识形态站位的需要,其初始内蕴有时也可能发生位移,形成新的遮蔽。     

论南宋理学分化与“宋调”变异式微

在中国文学史上 ,宋诗之所以确立与唐诗并峙的地位 ,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其构建了重“理”特质。考察以重理为核心的宋诗本质特征的形成过程 ,即清晰地表现出与作为宋学核心体现的理学之间的深刻的内在关联。南宋后期 ,宋诗的重理特征发生变异 ,诗坛出现向唐诗重情范型总体回归的倾向 ,“宋调”至此而趋向式微。理学事功派学者本身多为文士 ,他们以反对深受理学影响的江西诗派为契机 ,倡言晚唐风韵 ,在实践上推进了“宋调”式微的创作进程 ;理学正统派在“心”与“理”的对立中使“情”得以高扬 ,从而在观念上促进了“宋调”式微的理论进程。由理学分化与“宋调”式微的各自进程 ,可以见出中国思想史与文学史实际上存在着的一体化关系     

汤显祖以情抗“理”是宋明理学之“理”吗?——达观“接引”汤显祖的一段公案刍议

学界普遍认为汤显祖以情抗理即宋明理学之“理” ,本文认为这是不确切的。汤翁《牡丹亭还魂记题词》是针对达观“情有者理必无 ,理有者情必无”而写的。达观的“理有”、“理无”之“理”即“真心一元论”。汤翁是明确反对“真心一元论”的 ,并非仅仅用“禅家习用的机锋轻轻一点”含糊过去     

朱熹的“理”与逻辑

朱熹的“格物致知”分别对应着“理”通的归纳法和“理”通的演绎法,这正体现了认识由归纳而至演绎的完整过程。朱熹的“理”与他的逻辑思想是贯通的。     

“五四”新文学经典构成

从今天或将来的视点看,“五四”文学经典构成是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最关键性的内容。“五四”文学经典构成包括原创和经典化两个阶段。其原创是由新文学派、复古派和学衡派共同参与的,其经典化则由多种因素参与,而文本品性又是“五四”文学经典构成的基本因素。     

“学衡派”史实及文化立场

“学衡派”成员是一个发展变化的流动群体,文化认同构成了他们的“精神共同体”。文化保守成为他们的精神联系,并表现在“学衡派”成员创办的三个刊物、一个报纸副刊、三个外围刊物上。“学衡派”的国学研究在学术传承意义上体现出的是知识传统的延续。     

农民的行动逻辑：社会理性抑或经济理性——关于“小农理性”争议的回顾与评析

有关传统小农具有何种理性的争论,存在两派对立的观点,即传统农民是社会理性还是经济理性。这两派观点分别持“实体经济学”与“形式经济学”的立场．在各自的形成中涌现了一系列的代表性人物和著作。但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两派的对立争论之外,也不乏出现调和的“第三条道路”．认为现实中的小农是两种理性的综合体。重新梳理、反思这一经典小农理论的最大意义．在于构建本土方法论以及对当下中国“三农”问题的启示。     

论后期；‘西昆派”

宋初“西昆派”分前、后两期 ,两期作家的主张与创作不完全相同。后期“西昆派”作家改造“富贵语”而善说“气象” ,突破“台阁体”而力求平淡 ,崇敬杜甫而追寻真诗 ,较之前期作家 ,对优秀文学传统的认识有了突破甚至飞跃 ,在表达艺术上有了较大的改进和提高。这些变化 ,是欧阳修诗文革新运动强力影响的结果 ,也是文学与时俱进的必然选择。但缺乏现实精神、以歌功颂德为能事 ,仍是他们的致命弱点 ,故“西昆体”的最终命运 ,只能是被欧、梅新诗体和欧、苏古文所取代     

王夫之的文学流派习气批评和明代“霸统”“魔诗”批判

作为明遗民的王夫之,时文学流派的建立及其恶劣模仿造作习气和明代的前后七子派、竟陵派的领袖人物有着前后贯穿、非常强烈辛辣的批判,其间又对明初闽派、西江派的宗法不高和茶陵派的取法不正有着文学流派观念的不满,表现出其与钱谦益同样溢出正气之外的“戾气”作风.     

近百年来“诗言志”阐释的回顾与展望

自从诗的本质的最早观念——“诗言志”说诞生以来 ,历代学者对其进行阐释、分析、解说 ,成为中国传统诗学领域中“说不尽的诗学命题”。现代学者对“诗言志”解释大致有两派 :一种观点认为 ,“志”是包含志意、思想、怀抱 ,排斥个人情感因素 ;另一种观点认为 ,“志”指人们的思想感情 ,是意和情的结合。关于“诗言志“这一古老的诗学命题 ,我们应采用多维度思维 ,将其置于微观透视与宏观把握相结合的框架下 ,进行整体性和系统化的考察。     

“俩”、“仨”与北京话阳平“一”的音变类型问题

具有数量结构意义的“俩”、“仨”应该是连说音变形成的合音词,它跟北京话里用在名词前的阳平调“一”的来历不是同一个音变类型。“俩”、“仨”合音形成后仍保存着“两/三+个”的意义,北京话阳平“一”在原式失落“个”音后,量词“个”的语素也随之丢失了。由意义、功能上的差异,北京话阳平“一”能够从相反的角度证明“俩”、“仨”是合音式音变词。     

从“种”哲学到“类”哲学——费尔巴哈与马克思的“类理论”之比较

费尔巴哈与马克思都从“类”的角度实现对黑格尔哲学的“唯物主义”颠倒。但两者的“类理俗’存在根本差异：在理论基础上,费尔巴哈从“感性直观”出发,马克思则从“感性活动”出发;在理论内涵上,费尔巴哈的人是“自然人的共同体”,马克思则认为人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理论归宿上,费尔巴哈着力于虚幻的“宗教批判”,马克思则强调现实的“社会批判”。     

对《齐物论》中“吾”的解释学解读

一般地 ,“吾丧我”被理解为《齐物论》的主旨 ,“吾”之境或与之相关的“物我”问题是文本中的最高问题。对“吾” ,《齐》文并没有任何直接的说明 ,只表明了“吾”的外在样态———“为是不用而寓诸庸”、“两行” ,此时这种外在样态的发出者“吾”显得很神秘。《齐》文存在“吾”和“我”两个空间 ,而以生存论的眼光打量这个世界 ,同样存在着两重境域 ,一是如上所说“我”的 ,一是在“我”之先的 ,而后者 ,是否就是“吾”呢 ?本文在回顾《齐物论》的主旨之后 ,给出了一种解读“吾”的视角     

《文心雕龙辨骚》“折衷”解义——以刘勰的“辨《骚》”为例

“折衷”作为《文心雕龙》的主要论文方法,其运用模式较典型地体现于《辨骚》篇。就“辨《骚》”而言,刘勰在对汉代诸家关于经、《骚》关系所持论点进行梳理,以及对于“骚经”（概指《楚辞》）本身进行“擘肌分理”的基础上,准确把握了关于这一问题的“势”和“理”,即《辨骚》中《楚辞》“四同”、“四异”于经书的结论。关于这一点,在《楚辞》文本中是有迹可寻的。     

邓小平“求是”思想管窥

邓小平作为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总结我国二十多年来的成功经验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最根本的一条。改革开放初期 ,我国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 :国民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 ,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比 50年代时还要大 ,;人民群众在“文革”中受的伤害急需得到疗治和补偿 ,等等。面对这样的“实事” ,“是”在哪里 ?如何去“求” ?邓小平的答案就是在摸索中“求是”。邓小平的这种在摸索中“求是”的思想 ,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 ,它表现出邓小平谦虚谨慎的精神状态 ,同时也是他总结历史经验达到的一种理…     

关于“新批评派”成员构成的几点认识

说到“新批评派”的成员构成,国内外学界有许多不同理解.这些认识,虽不乏真知灼见,但也不乏随意甚至混乱之嫌.为进一步推进国内“新批评”研究,文章提出,“新批评派”本身复杂丰富,须分人、分层、分国籍考察;对“新批评派”成员的译介须统一译名,避免混淆而用全称;祛除对“新批评派”单质化和标签化理解,还原其丰富性和复杂性.     

“小康”“大同”与“政通人和”——传统社会政治理想对当代和谐社会建设的启示

建设和谐社会是当代中国社会新的社会治理与发展目标。建设当代和谐社会需要从传统思想资源中汲取智慧,引以为鉴。儒家“小康”“大同”两个层次的社会理想图式,要求我们在今天建设和谐社会时要善于区分现实政治治理的“善治”与和谐社会道德理想两个层次。传统民众“太平盛世”、富而均平的追求,要求我们在建设和谐社会中要把公平正义作为突出问题加以解决,并将其作为重要价值目标来追求。和谐社会的实质内容和建设目标应体现为“政通———人和”两个方面。     

“五四”前后胡适的处境与“问题与主义”之争

胡适任教北大之初,由于所倡导的白话文遭旧派反对,学术水平亦遭师生质疑。尤其,不仅在《新青年》同人中,与太炎弟子不甚相得,而且在新文化派内部与陈独秀和李大钊关系区隔,故处境略显困难。为了打破困境,胡适必须拓展活动空间,建立自身人脉。“五四”学生运动爆发后,胡适因参与维持北大而得发展契机。但由于资历尚浅,虽勉为其难,实际影响相当有限。尽管胡适在师生中积极培植自身人脉,但效果不甚理想。为了扭转此不利局面,胡适针对“五四”前后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不仅尊“西学”如“帝天”,而且教条主义倾向明显,加之国内趋新学人由于学术训练不系统,难以把握实验主义的要领,故引介方面效果有限以及《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实验主义方法论的示范意义不甚明显等因,希望通过宣传老师杜威所主张的“实验主义”,一方面阻遏社会主义思潮的“盲目泛滥”,另一方面建构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领导权,以凝聚人气,从而推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虽然,其说遭到蓝公武和李大钊的大力批驳,但胡适却在反驳蓝、李两人之说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其说,形成系统的实验主义方法论,初步建立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