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代理与独家代理的激励效率比较研究

比较分析了共同代理和独家代理两种代理模式的激励效率.通过两个委托人面对同一个代理人的多任务代理模型分析与两个委托人分别面对自己的代理人的代理模型分析,研究任务相关性对共同代理与独家代理选择的影响.通过代理人对不同任务的努力程度、委托人收益和激励效率等问题的深入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为:相对容易完成的任务激励效率较高;而相对难以完成的任务之委托人更偏向于选择共同代理;相对容易完成的任务之委托人,其对代理模式的选择取决于两个任务的互补程度.并将基本结论应用于研究型高校薪酬制度改革实践中.     

公平偏好下的多任务目标与国企高管薪酬激励

通过将委托人和代理人公平偏好同时引入到多任务的委托代理模型中,研究国企高管和政府主管部门均具公平偏好下的国企高管最优薪酬机制。研究发现,在企业经营任务目标激励方面,当多任务成本函数为独立关系、互补关系或者替代性足够小的,国企委托人和代理人公平偏好将通过直接和间接的影响途径共同促进高管最优薪酬向公平工资回归,其中,间接影响表现为公平偏好先影响最优薪酬激励强度进而间接地影响总体薪酬水平;在此过程中,政府主管部门公平偏好和高管同情偏好对最优薪酬激励强度的影响,呈现出替代效应。在社会责任任务目标激励方面,显性薪酬激励不是有效的激励方式,因此政府应该借助于隐性激励方式来激励该任务目标的实现。研究还发现教育程度较高的高管具有更强的公平偏好心理。     

基于多任务委托代理的业主与承包商激励模型

基于多任务委托代理并结合工程项目特点,以拓展型Cobb-Douglas生产函数反映工期、成本和质量多任务努力投入情况下工程项目的产出,构建了业主与承包商激励模型.结果表明,承包商在工期、成本和质量任务上的最优努力水平与综合技术水平正相关,与各自任务的边际努力成本变化率负相关;业主对承包商的最优激励系数一方面受承包商自身因素影响,包括承包商的综合技术水平、绝对风险规避度以及边际努力成本变化率,另一方面取决于项目不同任务的重要性及所处环境的不确定性.研究结果有助于业主选择适当的激励强度并实现合理的风险分担.     

信息共享程度对物流外包激励契约的影响

本文分析了由供应商、制造商和第三方物流企业(3PLs)组成的物流外包系统,考虑了供应商和制造商信息共享程度的影响,建立了协同工作环境下的激励契约模型.结果表明,委托人偏好低努力水平时,信息共享对激励契约没有影响;委托人偏好高努力水平时,信息共享能更好的激励代理人选择委托人希望的行动.信息不共享时,3PLs只有提高对供应商努力水平的积极性;信息共享时,3PLs收入波动性增大,提高对供应商和对制造商的努力水平都能使其获得帕累托改进.本研究为物流成本在供应链成员中的分摊提供了理论依据,并提出了模型改进和研究建议.     

非对称信息下参与人不同风险偏好组合的委托代理问题

针对目前研究常采用的"委托人风险中性、代理人风险规避"这一风险偏好假设的局限性,将参与人的风险偏好拓展到"委托人风险中性、代理人风险规避或风险中性","委托人风险规避、代理人风险中性或风险规避"等共四种组合类型.研究了每种组合下的最优激励机制设计,给出了一个统一的委托代理模型,并对这四种组合下的最优激励合同进行了对比分析.得到在代理人风险态度一定的情况下,委托人越是风险规避,委托人所获收益越低;在委托人风险态度一定的情况下,代理人越是风险规避,委托人的收益越低等结论.同时为企业免费为员工提供一些培训课程、在招聘员工时对备选人员进行一些测试以判断其风险偏好态度等现象提供了解释.     

经理人激励的细分: 隐藏行动、努力成本和风险厌恶

本文研究经理人隐藏行动、努力成本和风险厌恶态度对经理人激励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基于标准委托人-代理人模型,但放松其关于经理人行动不能影响企业风险的假定,而采用更接近现实的假定--企业风险至少部分内生于经理人的行动.通过研究,本文将经理人激励明确细分类为努力增进激励(βeffort激励)和追求风险激励(βrisk激励)两类.为实现βeffort激励,经理人报酬只需是企业业绩的线性函数即可;但为实现βrisk激励,经理人报酬应是企业业绩的凸函数.     

基于Rubinstein讨价还价的激励契约研究

传统的激励契约理论通过假设委托人提供一个"要么接受,要么走人"的契约给代理人,从而搁置了委托人与代理人就契约进行的讨价还价问题.这种假设下,委托人能获得最大收入,但代理人只能获得保留收入.本文假设代理人可以与委托人就激励契约进行Rubinstein讨价还价,从而得到一份均衡的契约.在均衡契约中,代理人的收益往往会高于传统契约.     

不同风险偏好的过度自信代理人薪酬合同设计

本文将过度自信心理特征纳入到经典委托代理框架,从代理人过度自信程度、代理人的风险偏好、努力-产出不确定性、努力可观测性、保留效用几个角度,构建了多个不同的委托代理情景,分别分析了委托人提供不同形式合同、代理人付出不同努力水平时他们的期望效用,从而考察在各种情景下委托人应怎样为不同类型代理人设计薪酬合同,激励代理人付出努力,以实现委托人和代理人决策组合的帕雷托最优.结果表明,对不同过度自信程度及风险偏好的代理人,委托人提供的合同形式大不相同.这不仅从行为的角度拓展了经典委托代理框架,而且为委托人设计薪酬合同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参考.     

国企经营者报酬契约设计

<正> 为了减少代理成本,形成对国企经营者既有激励又有约束的激励机制,尽量避免其短期行为,对于追求财富最大化的委托人来说,就要和企业经营者签定管理报酬契约,从而激励经营者     

最优激励组合与绩效评价系统设计研究

本文在分析经典代理模型基础上,分别基于客观绩效评价和主观绩效评价分析了企业最优激励及其组合,并探讨了企业绩效评价系统设计的微观机理.研究结论认为,企业最优激励依部门(业务)类型,职位层次和任务结构不同而不同.对于任务结构明确,程式程度高的部门或业务,在评价过程中应降低主观因素,使评价更为客观公平;对于工作任务程序化程度低、绩效难以客观评价的类型,应当构建一种带有关系型心理契约的评价体系,降低对绩效过程的控制程度.     

基于不公平厌恶或地位追求的创新顾客最优合同类型研究

本文首先从创新顾客的公平偏好程度、薪酬合同类型（最优激励系数）与激励机制效果的关系入手,引入公平偏好理论（不公平厌恶和地位追求）、相对绩效评估（RPE）和参与成本要素,构建顾客参与企业新产品开发的激励模型;其次,通过模型求解和分析,探讨分析各类薪酬合同中风险成本、不公平预期损失和激励效果之间的关系;最后,通过仿真实验验证并确定企业采用的创新顾客最优薪酬合同类型。研究发现：在同一薪酬合同下,创新顾客愈不在意其参与成本的投入,该合同的激励效果愈积极;关于创新顾客最优合同类型的选择,意味着求解一个三方面权衡,包括风险成本、不公平预期损失和公平偏好的激励效果;对于公平偏好程度较低的创新顾客,企业可采用相对绩效合同,例如锦标竞争合同;对于公平偏好程度较高的创新顾客,当其风险规避程度较高时,可采用团队报酬合同,当其风险规避程度较低时,可采用完美团队合同。     

业绩的隐性激励与经理报酬契约的改进

本文认为经营业绩对经理有隐性激励作用是完全有可能的,将业绩的隐性激励作用引入经理的效用函数后建立了对经理的最优报酬激励模型,并通过对模型进行求解得到改进的最优报酬契约。通过分析给出了主要结论。     

基于公平心理的报酬契约设计及代理成本分析

针对标准契约理论在设计报酬契约时忽略了公平心理因素这一问题,本研究以行为契约理论为工具.设计了引入公平心理之后的最优报酬契约,并进一步分析了公平心理对激励效率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公平心理较弱时,最优报酬契约是团队相对主义契约,其中公平心理会导致公平租金和公平风险补偿两种激励效率损失;公平心理较弱时,最优报酬契约是团队平均主义契约,其中公平心理只会导致公平风险补偿一种激励效率损失.这些研究结论对企业设计报酬契约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比如企业应该对公平心理强弱不同的员工设计和提供不同结构形式的报酬契约.     

基于声誉理论的我国经理人动态激励模型研究

本文基于声誉理论,建立了一个关于经理人声誉机制与显性机制相结合的最优动态契约模型,以形成长期激励与短期激励相结合的激励模式,根据分析得出了实现声誉有效激励的条件和提高声誉激励效应的途径,并与没有引入声誉机制的契约模型进行了比较,通过实例验证了声誉机制与显性机制相结合的最优动态契约模型的合理性,对于如何有效地发挥声誉机制对我国经理人的激励作用提出了一些建议。     

激励合约线性结构的行为合约理论解释

合约理论继承了经济学传统自利偏好假设,却忽略了公平偏好等行为心理因素。为此,在借鉴行为经济学描述公平偏好的FS模型基础上,把公平偏好引入最优激励合约设计的标准框架,以行为合约理论为工具,通过建立离散产出和离散努力模型,研究设计公平偏好下的最优激励合约。分析结果发现,引入公平偏好之后的一级最优和二级最优激励合约都是线性结构的,并且其斜率会随着公平偏好增强而增大,但不会超过0.5。这不但得到了线性结构的激励合约,而且得到了与实证研究结论相一致的关于激励合约斜率性质的理论分析结果,从而为激励合约线性结构提供了一种较合理的理论解释。     

风险控制能力差异下的薪酬契约研究

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是委托代理理论的研究重点，也是企业薪酬机制设计的核心。本文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同时存在的框架下，创新性地将利润风控能力作为能力差异的体现引入异质经理人，求解出单一契约和两种契约情况下薪酬契约的显式最优解，并对结果进行了数值模拟验证。本文与单一契约相比，两种契约情况下股东的期望收益较高，对低能力经理的激励降低，对高能力经理的激励上升，但高能力经理的效用由于受到契约的扭曲反而会下降。股东还可针对高能力经理设计单一契约，但当低能力经理所占的比例足够高时，设计两种契约将成为股东的最优选择。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为私募基金等重视经理风控能力的行业提供薪酬契约设计方面的参考。     

THE RATIONALE FOR INCENTIVE CONTRACTING*

The incentive-type fee function (which has supplanted the Cost-Plus-Fixed-Fee arrangements of a decade ago) provides an excellent medium for achieving “fee flexibility” or, more exactly, for increasing the fee outcome on government contracts. The originators of incentive contracting stumbled unwittingly on a method for negotiating acceptable fee arrangements under conditions of uncertainty, and the primary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stablish apodictically that incentive contracts (whether single or multiple) can and do provide the contractor with a method for securing a fee arrangement preferable to that obtainable through a CPFF or a FP (Fixed-Price) contract. Furthermore, this characteristic of incentive contracts can be demonstrated through the use of elementary decision theory. The incentive fee structure provides the contractor with a long-needed procedure for optimizing the expected utility of the fee outcome, and an appreciation of this property should be of value to both contractors and procurement officials with the authority for designing new contract fee arrangements. The paper does not investigate procedures for the optimal negotiation of contracts; rather, it identifies a feature of the incentive contract which appears to be the primary basis for its use and popularity. Our thesis is applicable to both single and multiple incentive contracts. For reasons of simplicity, however, the analysis has been largely confined to the former type of fee arrangement.     

不完全信息下再制造逆向供应链的定价与协调研究

本文探讨了回收量随机情况下的单一制造商和两个零售商组成的再制造逆向供应链系统的定价策略。在完全信息下,分别得到了Stackelberg博弈和联合博弈下的可行策略集合及可行解。在不完全信息下,运用信号甄别方法及激励相容约束得到了两个最优定价合同。研究表明:定价合同可以有效避免逆向选择问题,保证回收市场的稳定性;通过签订合同,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利润均有所增加;制造商可通过零售商的履约表现控制其回收量,并对未完成任务的零售商进行惩罚;高运营成本零售商会不断降低运营成本以增加利润。     

政府奖励机制下闭环供应链的利他关切性决策

考虑政府奖励机制的影响,文章对闭环供应链中的利他关切性决策进行研究。文章首先构建了制造商是否利他关切的两种分散决策和集中决策模型,并求解给出最优回收决策和政府最优奖励决策;然后,对各模型的最优决策进行比较分析,讨论制造商的利他关切对决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设计“数量折扣联合固定费用-成本共担”契约,对闭环供应链系统进行协调。最后,通过数值算例验证模型结论。研究表明：(1)政府奖励强度的设置存在阈值。只有当奖励强度大于阈值时,奖励机制才有效,才能促进废旧品的回收。(2)制造商的利他关切行为有利于系统获利,但不利于制造商利润的增长,但是这种利他行为扩大了制造商和零售商的谈判空间,有利于协调机制的实施;(3)政府最优奖励强度与WEEE回收价格和价格敏感系数正相关,与利他系数正相关。并且,政府奖励强度的增加有利于“数量折扣联合固定费用-成本共担”契约协调机制的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