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祖怡著《郁达夫旧诗笺注》序

蒋祖怡先生是我敬仰已久的人,他的有关文章学的著作,如《章与句》(与他的父亲蒋伯潜先生合著)和《文章学纂要》,我老早就拜读过了。1984年,拙著《中国修辞学史稿》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书中第九篇第五节评述几本谈论到辞格的文章学著作,也特别提到蒋氏父子的上述两种著作,并肯定了他们的论点。如《章与句》一书中说:“修辞学只告诉你一个     

中国商人诚信观的发展演变

（一）韦伯在《中国的宗教》一书中认为,中国商人缺乏诚实,彼此之间也不信任。余英时针对这种观点,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中以明清时期的商人为例,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认为“诚信”与“不欺”是中国商人伦理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对此,许多论述徽商发展历史的著作,也曾予以详细说明,并且一致强调讲诚实、重信用是徽商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自古即是一个强调诚信的国家,而且在这方面有着悠久的传统。这一传统不仅体现于商业流通领域,且是人们所推崇的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原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居主导地位的儒家…     

黑格尔的“主观逻辑”与列宁的实践论

关于黑格尔的逻辑学和列宁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的研究,过去我们侧重于黑格尔和列宁的一般辩证法。我们认为,列宁对于黑格尔逻辑学的研究重点在于黑格尔逻辑学的概念论,在于扬弃黑格尔的认识和实践辩证法,这正是黑格尔和列宁的最有价值的哲学思想。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列宁在《摘要》中提到“黑格尔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萌牙”,黑格尔的这一“萌牙”和列宁对这一“萌牙”的扬弃,是较黑格尔和列宁的辩证法更基础的和更有价值的哲学思想。     

上海钱庄的产生、发展与改造

上海钱庄的起源钱庄是中国旧式信用机构之一。在新式银行还没有设立前,钱庄、银号、典当、银爐票号等已早存在。钱庄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它起源于货币兑换并因经营这种货币业务而引起贷款和存款业务。上海的钱庄也有悠久的历史,商铺兼营兑换和存放款,是它的最早的形式。据上海钱庄业的较为普遍的     

方志敏入党时间、地点辨析

多年来,对于方志敏的入党时间、地点,一直存在着疑问或争论。《辞海》中认为他1923年入党,有的认为他1924年入党;有的认为他在上海入党,有的则认为于南昌入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解放初有方志敏1923年入党之说,此说除了根据少数人的回忆,大多是源于解放届公开发表的《方志敏目述》。这篇方志敏被俘时写的遗著,只要稍微细心察看,便可看出该件第三行“于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的“三”,并非方     

《从领袖到平民--陈独秀沉浮录》名誉权案一槌定音

皖籍作家朱洪 1 994年 8月出版的《从领袖到平民———陈独秀沉浮录》(中国档案出版社 )一书 ,在叙述陈独秀托匪汉奸案时 ,提到 1 93 8年 3月 1 8日《新华日报》刊登张西曼来信 ,“声明对前封信不负责任”。张小曼认为 ,其父敢于为陈独秀辩护 ,在朱洪的书中却成了“不负责任” ,于是打电话、写文章向朱洪提出异议。为此 ,朱洪在 1 999年第 2期《安徽史学》发表《关于历史人物传记中“述而不作”的原则》 ,在 2 0 0 1年第 3期《学术界》发表《是辩谬 ,还是炒作》长文 ,陈述自己在《沉浮录》一书中表述有关张西曼文字的理由。原告不予接受 ,认…     

《十六国春秋》散佚考略

北魏崔鸿所著的《十六国春秋》,是研究十六国史的重要文献。目前所看到《十六国春秋》,是明万历年间出现的残本。《十六国春秋》散佚的时间,清代学者多有猜测。王鸣盛认为,“盖当五代及宋初而亡。”钱大昕认为,“宋人已无见此书者。”然王、钱二位均未做深入考证。其实,《十六国春秋》于宋时仍存。如北宋初编成的大型类书《太平御览》,即是抄录《十六国春秋》最多的一部类书。北宋中后期司马光编就的史学名著《资治通鉴》,亦大量抄录了《十六国春秋》的史料。在南宋还是可以找到《十六国春秋》存在的痕迹。如南宋初孔传的《东家杂记》提到,他读过《十六国春秋》。号称宋代四部目录书之一的《遂初堂书目》著录有《十六国春秋》。甚至明中期学者杨升庵也看到过《十六国春秋》,这比此后万历年间出现的《十六国春秋》残本要早。这说明到明中期,《十六国春秋》仍存在。     

陈延年同志牺牲于何时

关于江苏省委第一任书记陈延年同志牺牲之日期,目前据我们所知,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认为牺牲于一九二七年六月或六月底。见《辞海》第985页“陈延年”条和穆欣著:《陈赓同志在上海》一书第8页。另一种认为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下午被捕,同年七月四日牺牲。(见孙其明:《吴稚晖生死陈延年》,《文物天地》1981年第6期。)该文是这样记载的:“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上午,延年在当时党的机关(位于上海北四川     

读冯契同志《<智慧说三篇>导论》

去年(1994年)冯契同志80岁生日时,我曾给他写过一封信。在信中除了祝贺他的生日外,我特别提到他早年的那篇论文《智慧》(刊于《哲学评论》第10卷第5期,1947年6月),因为我认为他的那篇文章是一篇重要的哲学论文,并且希望能读到他有关这一哲学论题的新作。后来收到他的新作《智慧的探索》,由于各种杂事,而没有能早日读这本书。今年3月9日突然接到华东师大哲学系的电报,告知冯契同志于3月1日病逝。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因为去年12月初,我到上海,还和冯契同志通了电话,但没有抽时间去看他。现在想来,非常后悔,当     

藏族的着桑婚姻

藏族的一妻多夫制,是世界学术界久已瞩目的一种婚姻制度。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下称《起源》)一书中也论及此,他指出:西藏地区的一妻多夫制,“关于它起源于群婚这个无疑是不无兴趣的问题,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这是《起源》给后来学者留下的课题中,直接提到中国的唯一的一个问题。本文试图从解放后对藏族婚姻制度调查研究     

马克思和中国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多次提到中国。从下面的三则故事中,可看到他对中国革命斗争的深切同情和厚望。 关注上海的变化 一八五八年,流寓伦敦的马克思,抱着重病阅读大量书报资料,加紧赶写《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九月的一天,他从旧书商处买来了一份《一八五六——一八五七年各地贸易状况》的材     

怎样探索传说故事的来源?——与顾颉刚先生商榷

《民间文学》1962年第三期上,刊登了顾颉刚先生的《我在民间文学的园地里》一文。我认为,这篇文章有其值得重视的价值。但是,文章最后一部分把我国不少著名的传说故事,都说成是“发生在外国而流传到中国来的”,或是“把西方故事转化为中国故事的”,这样的论断,我认为是大成问题的。顾先生在文章中具体提到了“悬圃”《救命池》、《西湖三塔记》、《偃师献倡者》、《板桥三娘子》、《中山狼传》等传说和故事,作为他的“外国传来”说的例证。究竟这些传说故事是我们民族自己的创造,还是“从外国传来”的,我觉得实有一辩的必要。因为这不仅仅是对几个传说故事如何认识的问题,而且关系着民间文学研究中如何清除资产阶级民俗学的错误观点而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的问题。     

先秦庄周学派初步分析

在先秦各家学派中,庄周派是一重要学派,并且世人尽知有《庄子》一书传世。“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第二卷,讲到现代科学的根源的时候,论述了它们同中国哲学,特别是同庄周、周敦颐和朱熹的关系。可见中西哲学在发展过程中,是互相影响的。”(《光明日报》1981年5月7日第四版文章未段)在先秦诸子中李约瑟是特别看重庄周的。《光明日报》同年10月23日袁翰青同志的文章,评介提出介子论因而荣获诺贝尔奖金的著名物理学家汤川秀树,也说,汤川自述少年时代喜爱读《庄子》,“他在1973年曾经用英文写过一本书,书名为《创造力与直觉》,主要就是谈《庄子》这书对他科学思想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的“蜡块说”辨

亚里士多德关于蜡块的比喻出现在他的《论灵魂》一书中,该书第二卷第十二章谈了这个比喻,“the impress of a signet-ring”这一句,我认为不应译成“金戒的图纹”,而应译成“图章戒指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四川建党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四八年就发表了科学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共产党宣言》,宣告了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但是,直到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以前,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还没有真正的深入了解。一八九九年二月,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办的《万国公报》第一二一期,李提摩太的一篇译文中提到:“其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按系德人)马克思也”。同年四月,第一二三期刊登的《大同学》一文中提到:“德国之马克思,主于资本(指《资本论》)者也”。这是目前所知,国内中文刊物上第一次提到马克思的名字和他的巨著《资本论》。此后改良派人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一九○二年的十八号上发表的《进化论者颉德之学说》称:“麦客士(即马克思),日耳曼国社会主义之泰斗也。”但是他并没有介绍马克     

黑格尔与中国哲学精神——试论中国哲学史上的二元论与泛神论

一在中国哲学的研究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许多人都会或多或少地提到黑格尔。钱钟书在解释老子的“反者道之动”时,认为黑尔格的矛盾辩证法虽“数十百言,均《老子》一句之衍义。”冯友兰在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中也每创新意,写魏晋玄学时他说:“‘贵无论’是肯定,‘崇有论’是否定,‘无无论’是否定之否定,这与黑格尔的正反合正好相通。”日本禅学家阿部正雄也说:     

《元好问》序(节译)

小栗英一是日本知名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家,任日本国立静冈大学人文学部副教授。他于1963年参与《中国诗人选》的编译工作,主编其中第九种《元好问》一书。此文系该书“说明”部分的节译,供我国元好问研究者和广大读者参考。     

五四运动——中国的新生之路

罗金斯基教授是波兰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在1983年,以七十岁的高龄应邀重访中国(六十年代,他曾先后担任过波兰驻英大使和驻华大使),曾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学术研究机关,与我国史学界人士进行过广泛的接触和座谈。他用英文写的《中国历史》一书(上下两卷,由英国珀加蒙出版社于1979年和1983年先后出版,其中近代部分的篇幅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二),在我国史学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被评为“西方近年出版的最值得重视的中国近代通史著作之一”(余绳武:《评罗津斯基著〈中国历史〉》,见《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3期)。现将《中国历史》一书的第四十一章《五四运动——中国的新生之路》译出,以飨读者。     

《聊斋志异(原稿)》中的《鬼哭》、《绛妃》和《青蛙神·又》

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的《聊斋志异(原稿)》,编辑部在书前增添了一个目录,并于每篇题下注明见于通行本某卷或其他辑佚本。原稿第一册有《鬼哭》一篇,第三册有《绛妃》一篇,题下均注“见钞本”。书前的《出版说明》里还特别提到这两篇,说原稿中“有二十八篇     

关于《大同书》的成书年代——兼与汤志多钧同志商榷

康有为的《大同书》是他名著之一,全面集中地体现了他的“大同”思想。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曾提到过这本书。《大同书》著作在何时,大同思想作为一种系统的政治理想,它的形成过程怎样?目前学术界尚无一致的结论。汤志钧同志认为“《大同书》是康有为一九○一年到一九○二年避居印度时所撰,定稿更迟。”并且还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