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作为寄寓之道的自然审美

寄寓是苏轼对人生在世状态的思考。从空间维度上,他提出“吾生如寄耳”,人只是寄寓天地间,一生漂泊;从时间维度上,他提出“人间如梦”,人生如同一场梦境,转瞬即逝。不过,他并未沉沦,而是通过自然审美生发出寄寓之道——齐同“寄”与“归”,认山水最佳处为家;齐同“梦”与“觉”,化如梦人生为审美人生。苏轼的自然审美不是以自己作为审美主体,对审美对象进行主客对立式观照,而是生发出注重自在自得的“寓意于物”的这种自然审美模式。从寄寓之道的角度探讨苏轼的自然审美,能够使自然审美超越审美对象的意义而获得生存哲学的意义,从而深化当代自然美学。     

中国美学“志”“意”“情”范畴的内涵与嬗变

“志”“意”“情”是中国美学情意本体范畴中的三个主导范畴。“从心”的基本义基础上的内涵相通性、综合性,是其成为主导范畴的根本;三者在综合内涵基础上的意蕴偏指,是其作为独立范畴的内涵特色,也关系着它们在美学史上确立主导范畴地位的先后时间,形成了一个嬗变的范畴演进历程。“志”“意”“情”范畴的嬗变历程,折射出作为生发机制的思想文化语境、思维运构逻辑和作为显现形态的文艺表现方式、文艺审美形态的转变。通过内涵辨析和嬗变梳理,可以发现作为情意本体美学范畴,“志”“意”“情”主导的美学形态共同显现了中国美学古典性的意蕴美;同时,三者的嬗变演替,折射出审美主体地位的不断提升以及中国美学由古典向近代进发的整体趋向。     

“意境”与“诗性认识”互释

马利坦的“诗性认识”理论全面论及了“诗性认识”的对象、“诗性认识”在灵魂里的深度、“诗性认识”的活动机制及其表达方式。以此分析中国的“意境”学说，可以发现：“意境”表现了人和自然在精神本体上的统一状态；从艺术风貌来看，“意境”呈现出了“韵味无穷”和“情景交融”的特征；从艺术表现手法来看，“意境”采用了“虚实结合”手段。通过“诗性认识”理论，中国“意境”学说的本质和美学特征可以得到更为完整和清晰的阐释，而中国的“意境”学说也为马利坦的“诗性认识”理论提供了艺术上的根据，两者通过彼此获得了另一个阐释的维度。     

审美转型:从先秦到魏晋

中国美学从先秦发展到魏晋,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社会伦理转向自然宇宙、政治品鉴转向人物品藻、艺术形式转向生命形式、“生”转向“死”。人向外部世界探索发现了自然宇宙,向内反观建构了人格美学,蕴含其中的则是生命美学的肇兴及对生命意识的呼唤。生命外化为各种艺术形式,内化为“生”、“死”转型,标志着魏晋时代审美转型的最终完成。     

论魏晋美学的自然意象

魏晋美学从玄学的视域重新诠解了生命的本义。在魏晋美学思辨中,审美的宗趣在于“自然”的规定。在这种思潮影响下,魏晋士人认为自然人格的可贵有别于人性道德价值。后者经由读的理性分析而通达于名;前者作为一种审美旨趣由静观通达于象。正是在可读的人与可(静)观的人的比照中,人的本原意义得以彰显。     

生态视域下的玄学自然审美观

魏晋玄学崇尚自然,以自然为美,这种对原生态和本色的倡导,反映到美学观念上,则是素朴、自然的审美理想和形态的形成。从生态视角来看,魏晋名士们在山水赏会中,既超越了审美主体对自我生命的关爱,也超越了仅把自然作为工具的狭隘价值取向,体现了审美过程中的物我两忘、物我交融,达到了自然审美与人的精神生态相交融的美的境界。     

陈白沙哲学中的诗性本体

陈白沙本体论哲学强调的“自然”特征,根本上是为了指向本原,在本原的“自然”中获取“自得”的感应,从而透出“虚明静一”之心的感应性的诗性本体来。如何由“自然”求“自得”,白沙没有按照朱学路径,而是通过独特的“静坐”工夫的实践,“从静中坐养出个端倪”,对此心层层剥离,层层提升,最终透现“虚明静一”之心,敲开了“自得”之门,完成了对“诗心”之培养,从而成就一诗性本体来。白沙通过感应性的诗性本体,以“诗心”感物,便无不是鸢飞鱼跃。“鸢鱼”境界,即是诗性本体的呈现。     

思维方式与中国文学价值观的生成

经世致用与修身养性构成了中国文学独特价值观的内涵。文学的实用与审美不分可溯源到原始艺术实用价值意识的原型结构。孕育中国文学独特价值现的本体潜因是思维方式。意象性思维方式脱胎于神话思维与易象思维，具有综合混沌具体性、神秘直觉性和情感性。魏晋“言意之辨”的归宿是“隐秀”论，文学的自觉并未敦促思维中的实用成分自律地脱“隐”。汉字具有象形具体性，汉语语法不以因果律为依归，这更使思维方式难以逾越诗性的樊篱。思维方式的唯一性与文学文体的最佳传播性能决定了诗性文体的权威性，思维方式又保护了文学的价值结构的世代遗传。“文道”观与诗化的修身养性观终于历史地生成并延续至文言文解体的“五四”时期。     

《周易》与中国文化的诗性轴心

《周易》与《易》道的诗性,关乎中国文化的整体性,而不是把卦、爻辞当作诗歌和诗句来解释那么简单。《周易》建立起了一个文化实践模型,它的主体不是一种外在的概念化、形而上学的表述,而是通过“以有为有”的方式进行一种内部的、模型化演示,彰显了一种以《周易》本身的意义一价值机制及其象数、义理系统为组织形式与表现形态诗性文化体系。《易》道就是这种诗性文化体系自身的形上之道,诗性因而就是处于差异化与丰富性中的、不断被肯定和尊崇的经验状态：“以有为有”保障了存在意义、价值的内在完满和完整,而《易》道的价值实质和价值指标则是“自然的自然之道”,因而《易》道的诗性机制,就具体现为“自然”的经验秩序,以及保障“自然”经验的“自然化”秩序的“自然的自然之遄’之“逆捌’原则。     

中国山水文化与崇尚自然的审美趣味的形成

追求自然、崇尚自然，这是中国传统美学中一种普遍的民族审美趣尚。而在这一富有民族特色的审美趣味的形成过程中，山水作为一种自然对象，不但充当了从老在哲学上的自然之道向艺术审美上的自然之美转化的中介，而且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形成的“自然观”的影响下，启发、促成了自然美审美理论丰富内涵的展开和发展。     

论“自然的人化”

“自然的人化”是马克思在《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提出的一个审美发生意义上的深刻思想。马克思的美学不是把意识或艺术，单纯的主观或孤立的客观作为出发点，而是从社会实践，特别是“自然的人化”这个最根本的实践哲学问题出发，来研究美的根源和本质以及审美的发生与演化的。因此，自然人化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奠基石。正确地理解、把握这一理论基石，对于我们揭示美和美感的实质，建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大厦，无疑都具有十分深远而重大的意义。1．自然的人化或者说人化的自然是从实践角度论证的关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学…     

自然的人格与自然的美学——魏晋南北朝美学札记

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变迁,人们的审美情趣也发生变革,两汉铺锦列绣的美为清真自然的美所取代,中国古典美学处于一个转捩的阶段.而这种转捩,首先肇自文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和伦理观念的变化,自然的人格取代了儒学的人格,由此而来的则是自然的美学代替了雕饰的美学,人品与文品臻于和谐一致,"自然英旨"成为魏晋六朝的重要审美范畴.这一美学思潮的嬗变过程,留下了耐人寻味的思想脉迹.     

自然与艺术:关于自然美学的恰当起点

当代西方美学家研究自然美学大多从艺术与自然比较开始,从中找出自然的独特审美个性,并强调自然审美的独立性;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样做同时也为自然美学带来巨大的理论误区。在历史上,我们无法想象艺术产生之前人类欣赏自然的情形;在逻辑上,没有艺术这一参照,自然美学似乎就无法建立。中国古代美学资源则支持另一种假说:自然审美很可能是人类最早的审美形态,自然审美不只可以独立于艺术而存在,它同时也为人类艺术创造提供必要的心理基础。不是自然审美依赖于艺术,而是艺术创造依赖于自然审美经验。恰当的自然美学应当从对人类自然审美经验之独立、系统研究开始,而不应当从与艺术的比较开始。     

“诚”:中国美学的最高审美之维

在中国美学看来,诚是本然之心,是自然之真我与朴素纯净本源之心的呈现。诚是本心本性的存有,最能直接体现人的自然之性、生命之真,因此,人必须适情适性、任心随意,保持与人本身同一这样一种诚的态势,像自身一样的自在,否则,就会失去本心自在,所以说,不诚无物。可以说,在中国美学中,诚即人生的自由与生命之美。     

中国古典美学的空间情结与方法论意义

“空间转向”对现代学术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和西方都有其理论话语.西方的认识论哲学和现代性进程很大程度上遮蔽了空间本体的话语言说;而中国古典美学是空间性美学,在传统文论、文学、哲学中对“空间”的体察和钟情俯拾皆是.整个古典美学从文艺活动到艺术思维,从诗性话语到思想传统,都体现出浓厚的空间特质,主要表现为“散点流观的审美表征”、“境由心生的主体空间”和“诗性同情的空间思维”.古典空间美学的精神实质和方法论价值在现代美学建构中继续发挥作用,经由“体验”为核心的美学方法论到“同情”的普遍性原则,再以“反思”的形式进行检验,形成了“体验——同情——反思”的方法论模式.而这一方法论有效弥补了现代美学哲学方法论与科学方法论的弊端与悖论,最终通达美学本体特质的审美至境与古典梦回.     

生命美学与海外华文文学

文学竞争并不在于事功、名声乃至技法,而是生命的自在、心灵的深邃和境界的高远。灵肉一体、身心同构的"文学生命",正是艺术美之所在。在精神日益挂空的当下,有思想、有悟性的海外华文作家同样内存一种生命美学,以对生命本体的尊重、对自我认知的深化、对灵魂质量的提升和对高贵精神的皈依,成就了移居海外的中国人在处理中西文化碰撞时的又一独特经验。生命美学之于海外华文文学,其主要内涵是生命哲学的吐纳,物我共生的境地、性心德的操雪和实践美学的绵延,体现了优秀的文学家追求自然人生、艺术人生和美学人生的目标值。     

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王国维论古雅

“古雅”在中国古代本指一种古朴雅致的美学风貌,但王国维却从形式美的角度赋予它全新的美学内涵。在此基础上,王国维论述了“古雅”与“第一形式”、“古雅”与“优美”及“崇高”等范畴的多重关系,在比较中凸显了“古雅”独具的美学价值与作用,从而在中国美学发展史上第一次创造性地将艺术形式提升到美学本体的地位,从一个侧面展示出中国古代美学向现代美学的转换。     

论魏晋士人的自然主义生命意识

“自然”是道家哲学的重要概念。自先秦时期,老、庄即主张回归本真、顺应自然,以自然态度面对人生。至魏晋之际,玄学大畅,士人个体生命意识觉醒,其思想以先秦道家为主流,体现鲜明的自然主义色彩,由此发展出王弼的“喜、惧、哀、乐,民之自然”、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以及郭象的“物皆自然,无物使然”等观点。魏晋士人通过对“自然”的体悟,追求生命本真的存在状态,向往诗意自由的人生,彰显自然主义的生命意识,对魏晋士人群体本身、魏晋社会、美学发展乃至后世哲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阿多诺的自然美观

阿多诺的自然美观是其审美现代性思想中的重要部分。阿多诺批判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哲学对自然美的排斥,认为自然的自在存在,尚未人化和不确定等特点并非自然的缺点,而是其魅力所在。自然美作为一种显现预示了更多的东西,一种"超出资产阶级工作与商品关系之外的一个领域"。但由于它本身的谜语特质,加上它遭到历史和现实的压制,自然美需要艺术的救赎。     

西方人对东方艺术“理念”与“精神”的美学价值判断

西方人对于东方艺术,经历了从无视到偏见、再到正视并试图确认其独特价值的嬗变过程。黑格尔《美学》最早将东方艺术纳入视野,但因材料不足,并戴着他所界定的“理念”即“绝对精神”的有色眼镜,而不免充满偏见。20世纪初美国人芬诺洛萨研究东亚艺术并开始阐发东方艺术中独特的“理念”。1930年代英国人比尼恩在《亚洲艺术中的人的精神》中确认东方艺术中的“人的精神”,肯定其独特价值。20世纪中期美国人托马斯·芒罗的《东方美学》以“超自然主义”的“精神价值”来指认东方美学。总之,黑格尔以降的一百多年来,西方人对东方艺术与美学的认识与研究相当有限,而且主要是从“理念”或“精神”的层面来做出评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