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地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研究

运用基于产出距离函数的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对第一轮西部大开发期间中国西部地区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该时期西部地区的技术进步水平逐年提升,但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下降,技术效率、规模效应和投入价格效应是制约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因素。西部地区不同省份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差异,重庆、四川和贵州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实现正增长,而其技术效率下降较少是主要原因。     

环境规制与绿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我国 30 个省市的实证分析简

本文以结合方向距离函数的环境绩效ML指数为基本方法,以20011011年我国30个省市环境规制及工业经济的数据为基础,测算各省市绿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并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各省市绿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比传统工业全要素生产率都要低,各省市均存在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发展的现象;西部地区在环境约束时工业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幅度最大,而中部和东部地区下降幅度递减,西部地区以环境成本实现工业增长的特征最为明显;环境规制对绿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正的影响,但对各区域的影响程度随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降低;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等也是影响绿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     

黄河流域经济型环境规制如何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热点,目前鲜有研究关注经济型环境规制将如何影响黄河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2008—2017年黄河流域九省十示范市为样本,采用固定面板模型探究了投资型与费用型环境规制工具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间接及门槛效应。结果表明: 投资型和费用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U形关系;投资和费用型环境规制通过倒逼污染结构演化,能间接协同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通过倒逼污染结构演化,两类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间接影响均存在门槛效应,且相较费用型规制,投资型规制的U形关系拐点到达的更早。建议政府在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时要知悉各经济型环境规制手段的作用原理,充分发挥其激励作用,针对各地区的异质性污染产业结构,因地制宜地施以合适策略,从根本上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碳环境规制、技术进步异质性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技术进步是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根本动力,研究碳环境规制、技术进步异质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对“双碳”目标的实现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20年空间数据为基础,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构建技术进步异质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模型,以检测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对GTFP的空间影响规律。研究结果表明,碳环境规制下的R&D投入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碳环境规制下的DS对GTFP的影响始终为负,并存在门槛效应;碳环境规制下的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取决于“污染避风港”效应和“污染晕轮”效应。通过技术进步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应当同时考虑技术进步的一致性和区域特征。     

贸易开放、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门槛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环境规制趋紧的形势下,如何在实现绿色发展的过程中妥善处理好贸易开放和环保之间的关系值得探讨。基于此,分析了贸易开放、环境规制及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作用机制,并基于2004—2019年中国28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门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贸易开放显著抑制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贸易开放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会受到环境规制的影响,表现出门槛效应,在跨越门槛值之后贸易开放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得到缓解,经过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会因地区以及贸易流向的不同而具有异质性。一方面,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只存在于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在西部地区并不显著;另一方面,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仅在进口贸易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显著,而对于出口贸易不显著。为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应严格执行环境保护的相关政策,推动各地区生产方式绿色化,促进绿色贸易发展。     

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不平衡的影响

基于环境规制实际强度与拐点强度距离视角解读了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不平衡的形成机理,并依据2001—2019年中国省（区、市）工业部门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实际强度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U”形关系,中国环境规制因实际强度整体较弱而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是负向的,但样本期末环境规制的实际强度已迈过拐点强度,继续严格实施环境规制有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由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较强和行业结构绿色化程度较高,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拐点强度较低,其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在逐步拉大;在中国区域间环境规制政策非均衡实施的背景下,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实际强度相对于中西部地区明显较高,而环境规制拐点强度又较低,即环境规制实际强度与拐点强度的距离较大,导致东部地区原本领先于中西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优势进一步彰显,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不平衡问题不断加剧。     

环境规制、引致R&D与全要素生产率

采用2000-2011中国省级单位面板数据,分析了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由环境规制引致的技术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及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提升了中国技术创新水平,"波特假说"在中国成立.较之"废气"、"固废",工业"废水"治理投资对中国技术创新推动最大;较之由环境规制直接引致的R&D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由非环境规制引致的R&D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大;滞后两期的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推动作用小于滞后一期,"波特假说"在中国具有时间约束性.     

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采用非参数的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了我国制造业28个行业2001—2013年期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并采取线性标准化方法构建环境规制的综合测量体系来量化环境规制强度。研究表明：我国制造业行业生产率总体上是有效率的,技术进步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原因;环境规制促进了制造业总体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从行业分类来看对重度污染行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中度污染行业具有阻碍作用;而对于轻度污染行业的作用结果不显著。     

中国区域工业最优环境规制强度选择——基于全要素能源效率视角

运用中国28省(市)1995—2013年的工业面板数据和DEA-SBM模型,测算包含非期望产出的中国省际工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并通过门槛面板模型从全要素能源效率视角判断中国环境规制强度的最优选取。结果表明,东部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而中部环境规制与能效呈扁平U型关系,西部地区存在最优规制区间。对比当前规制力度可知,现阶段东部可在现行规制标准的基础上保持稳定;中部可以考虑适度加强环境规制;西部,内蒙古等5省规制强度有待提高,贵州等省份则需谨慎对待规制强化,可以更多考虑通过技术引进与创新等手段来促进双效率的提升与改进。     

中国工业水资源利用及污染绩效研究——基于2003—2012年地区面板数据

为准确把握中国工业水资源利用及水污染排放的地区特征和变动趋势,采用DEA方法测算了中国28个地区2003—2012年的工业用水效率和水污染排放效率,分析发现:考虑水环境约束后,西部少数地区的工业TFP出现负增长;工业用水效率整体上在不断上升,但超过1/3的地区与技术前沿面的差距扩大;京津沪和西部少数几个落后地区的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效率相对较高,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工业部门表现出高耗水、高污染的生产方式;部分地区工业水污染排放效率出现下降,贵州、云南、甘肃、宁夏、新疆等西部地区的下降幅度较大。研究结果表明,地区间工业用水技术差距仍然较大,西部落后地区工业化加速蕴含着较大环境风险,可能导致更为严峻的水资源形势。     

中国城市的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基于生产力的实证分析

考察节能减排约束下的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绩效,利用2001—2010年间中国110个重点城市的气体、液体和固体环境的工业数据,逐步添加资源、环境污染产出和投入等变量,运用基于松弛的序列方向性距离函数和Luenberger生产力指数等方法测算城市效率、生产力指数和环境生产率,描述中国城市工业增长现状。结果显示: 城市平均效率值是0.705;生产力变动是0.091,其按照效率变动和技术变动分解后分别为0.009和0.082,表明技术进步是生产力的提高动力,能源和环境管理效率提升并未显露;能源消耗、污染排放、污染治理投资是影响生产力测算重要因素;中国城市减排工作的压力要远大于节能工作的压力。     

中国物流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研究——基于MML生产率指数的实证分析

将能源消耗引入投入变量, 以碳排放为副产出, 运用基于松弛测度(SBM)的方向性距离函数, 构造共同边界—曼奎斯特—卢恩伯格(MML)生产率指数, 测度2003—2012年中国30个省份的物流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研究表明:中国物流业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缓慢, 增长动力主要源于技术进步, 能源、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无明显改善, 物流业存在高能耗、高投入、增加值产出低、污染排放高的现象。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存在明显的技术落差, 东部地区依靠技术进步处于潜在技术前沿, 西部地区形成了对东部地区的追赶效应, 但中部地区与技术前沿的落差逐渐拉大。认为, 大力提高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 加快东部地区向中部、西部地区的技术转移与扩散, 应成为物流业发展的重点。     

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城市生产率研究

采用序列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法可以测度资源和环境约束下2002—2011年中国266个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构成,并可对影响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城市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显著高于传统全要素生产率,且主要来自技术进步;城市群城市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高于非城市群城市,东部城市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高于中西部城市;人力资本、工业专业化、城市密集度和客运能力变量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正相关,而货运能力、服务业专业化以及环境规制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显著负相关。     

碳排放约束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分解

针对传统ML指数不具有传递性特征并且面临潜在线性规划无解的问题,将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引入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框架中,并利用中国31个省市1993—2013年的面板数据测算了碳排放约束条件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及其分解。研究表明：是否考虑农业碳排放因素会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产生较大影响,忽略碳排放约束会高估区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结果可能导致政策偏误;在碳排放约束条件下,中国农业发展普遍存在效率恶化与技术进步并存的局面,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由技术进步贡献,农业技术效率不增反减;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要明显优于其他地区;中国农业大省在碳排放约束条件下未能表现出特别明显的农业优势,农业大省并非农业强省。     

长江经济带工业环境效率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基于超效率DEA Malmquist Tobit模型

以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为研究对象,运用超效率DEA模型对2005—2014年各省市的工业环境效率进行静态评价。实证结果表明： 2005—2014年长江经济带整体工业环境效率水平较高,但各地区之间仍然存在一定差距,其中浙江、江苏等地环境效率值较高,云南、贵州等地较低;11个省市的全要素环境效率的增长率平均值大于1,技术进步是工业环境效率变动的主要因素;产业结构和环境管制对工业环境效率产生积极影响,外商投资和人口密度对工业环境效率产生消极影响。     

基于嵌套经济结构的生产率分解

中国经济具有明显的“全国—区域（省份）—行业—企业”的多层级嵌套结构特征,现有的生产率分解研究对此缺乏专门分析。在动态的Olley-Pakes生产率分解模型中,通过增加区域和（或）行业层级的要素流动,将不同层级的要素流动效应进行了分离,这种多级分解思路在其他生产率分解模型中具有普适性。中国制造业在1998—2007年的经验分析表明:（1）基于增加值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高达11.57%并具有明显的行业和区域异质性,它为制造业增长做出了58.43%的相对贡献,其中企业学习效应的相对贡献最大（62.10%）,要素流动效应次之（36.78%）,而企业更替效应的促进作用很小;（2）模型中的要素流动层级结构越少,企业学习效应（要素流动效应）被高估（低估）得越多;（3）在剔除全要素生产率的异常值时,将所有观测值放在一起截尾,忽视了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增长和行业异质性,进而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被低估。     

海南省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地区差异分析——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

应用DEA的Malmquia指数方法,对2000-2009年海南省及各市县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和分解.结果表明,海南省的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增长速度缓慢,而各市县的全要素生产率差异较大.推动海南省及各县市农业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则受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共同影响,而海南省的规模效率普遍偏低,因此提高TFP增长率的途径应该是加快科技创新并提高投入要素的规模效益.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工业绿色发展

环境规制和绿色技术创新是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具体表征形式,也是推进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使用EBM-ML指数法测算了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再运用数理统计模型验证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以及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考察期内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增长态势,其主要增长源是工业生产前沿边界的外移;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是先促进后抑制的,而行政命令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却抑制了工业绿色发展;这一结论再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表明,绿色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影响工业绿色发展的传导路径中有显著的中介效应,但对于不同类型的规制工具,其发挥的中介效应有细微差异。     

基于Malmquist指数的我国航空公司业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运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方法,对我国5个主要航空公司2002-2006年期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作了测算。结果显示,2002-2006年中国航空公司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为1.2%,生产效率总体上有所提高,并且这种增长增长同时受到综合效率改善与技术进步的影响。中国航空公司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除继续强调综合效率的重要性之外,也要进一步加强对技术进步的重视,单独依靠一个方面,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将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