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溢出效应分析-以新疆为例

文章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新疆沿线18个城市运用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测算其全要素生产率（TFP）,并运用一阶广义矩阵估计法（GMM）对这18个城市2005-2012年间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这18个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交通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溢出效应,产业结构对TFP增长具有显著正效应,政府支出对TFP增长有着负效应。     

数字经济赋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与机制

基于2011—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农业数字经济指数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赋能效应,并从要素错配角度探究其背后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并且这主要体现在技术效率改善和技术进步上。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主要通过改善资本错配和土地错配赋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而通过缓解劳动力错配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尚不明显。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东部地区、农业生产率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省份,数字经济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效应更为突出。进一步的空间计量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赋能效果具有显著且正向的空间外溢性,并且这种溢出更易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地区之间。     

加快建设数字基础设施 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研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提高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对于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具有重要意义。借助2013—2019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探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正向作用存在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以及空间溢出的特点;异质性检验显示,在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影响效应更为显著。进一步区分“宽带中国”试点地区、大数据综合试验建设区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政策工具试点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更明显的促进作用、非线性特征以及本地邻近效应,佐证了宽带网络以及大数据基础设施对我国经济提质增效的显著驱动作用。因此,必须强化政府引导职能,大力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中国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全要素生产率单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

对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指标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研究。指出全要素生产率概念的价值在于它能够通过一个简单的一维数据说明经济增长的效率,但当经济增长中出现结构性问题时,全要素生产率概念无法对现实经济问题给出有价值的指引。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回到单要素生产率,通过研究单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规律说明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     

出口贸易结构升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研究

基于超效率SBM模型和全局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度了2010—2019年中国大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西藏自治区、港澳台地区未纳入）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而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探讨出口贸易结构升级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区域差异性,东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且具有空间集聚的分布形式;出口贸易结构升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其中,东部地区的出口贸易结构升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大于中西部地区。未来优化升级出口贸易结构的关键在于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政府应制定协调有序的环境保护政策以增强环境规制力度,实现高质量的对外经济开放。     

新常态下交通对中国经济质量增长的贡献

根据交通外部性和非线性理论构建交通门槛模型,并基于1985-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Hansen门槛效应的内生分组方法检验新常态下交通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贡献。结果显示：新常态下交通对经济增长质量贡献略低于"旧常态",但仍表现出区间"递增"趋势;把新常态下TFP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发现中密度地区要素配置结构已不适应技术进步的需要,高密度地区技术效率相对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贡献较低;随着区间交通密度的增加,"政府干预经济"更有效率,但城市化和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质量贡献由正转负。为进一步提升新常态下交通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贡献,应定向适度加大"中密度地区"交通投资力度,助其跳出"低增长陷阱";借助信息化、智能化手段引领交通建设转型升级以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构建"交通-产业-城镇"三位一体的协同新型综合交通体系;协调好城市化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之间的关系。     

新型基础设施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用机制与异质性研究

基于200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使用TOPSIS熵权法构建新型基础设施指标体系,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新型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新型基础设施不仅直接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且可以通过传统基础设施和民生基础设施间接驱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且传统基础设施的中介效应大于民生基础设施的中介效应;门槛效应显示新型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非线性变化特征,当新型基础设施跨过门槛值后,作用力度显著增强;新型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无论是南方地区还是北方地区,新型基础设施均对其有显著提升作用,且对北方地区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基于以上研究,文章提出应加快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积极推动传统基础设施和民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升级,在建设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区域差异性等政策建议。     

我国流通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空间关联和影响因素研究

流通产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与先导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正在日益成为流通产业增长的重要源泉.运用超效率SBM-DEA方法和Malmquist指数测度了2004—2015年我国流通产业全要素生产率,通过空间相关性分析发现,我国流通业全要素生产率在全域和局域上均存在着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表明: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本省份流通产业TFP具有促进作用,但二者均会对邻域省份的流通业TFP增长产生抑制效应;研发强度的加大和连锁化程度的提升对流通产业TFP增长的提升作用非常显著,且空间溢出效应明显;而产业政策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很小,未能显著促进流通产业TFP增长.因而,加大产业科技创新投入、发挥规模经营优势、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提高城镇化质量是促进流通产业TFP增长的关键.     

中国省际碳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收敛性

将碳排放作为生产过程的“坏产出”,通过构建基于序列的Malmquist-Luenberger（SML）指数模型,测算1998—2010年中国省际碳全要素生产率,运用核密度估计法对全国总体及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三大区域进行收敛性检验。结果显示:样本期内中国碳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仅为0.9%,且主要是由技术进步推动,技术效率在大多数年份都处于恶化的状态;东部地区碳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快,西部地区最慢,中部地区介于二者之间;全国碳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存在明显的发散性,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在技术效率方面呈现“俱乐部收敛”。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物流效率测量研究

为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物流活动的有效性,选取“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15个国家为样本,以世界银行公布的2010～2018年物流绩效指数为样本数据,采用DEA Malmquist指数方法对物流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动态评价。研究认为,从整体来看,15个沿线国家的整体物流效率水平发展不稳定,技术进步效率普遍偏低,综合效率的增减态势与物流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态势基本一致;从国别差异分析来看,结合历年LPI排名和物流效率值,将15个沿线国家按照物流绩效水平较高较低和全要素生产率态势较好较差划分为4个类别,得出每个类别国家的物流效率波动成因和发展趋势。研究表明,为改善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物流发展水平,应打造高效海关系统、强化与沿线国家的政策交流、充分发挥投资和技术支持的优势、加强国家之间的物流信息化合作等,提升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满意度和物流效率。     

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1952～2002

通过建立计算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模型,对1952～2002年间中国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得出我国建国以来各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率。我们发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TFP增长率波动很大,TFP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有所下降。改革开放初期,TFP增长率呈现出大起大落的状态。从1992～1998年,TFP有了明显的提高,其增长率连续几年都为正,这段时间TFP对产出增长的贡献高达22.22%。1998年到现在,TFP出现了负增长,TFP值有所下降,但幅度不大。     

空间聚集条件下城市TFP增长的影响因素研究

利用中国264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的空间面板数据和空间杜宾模型,研究在空间聚集条件下,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与城市规模及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等相关影响因素的关系,得出以下主要结论：在考虑空间权重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指数与城市规模由倒“U”型曲线变为“U”型曲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指数与城市规模对数的间接效应成“U”型曲线,直接效应和总效应成倒“U”型曲线;人力资本、基础设施指数、第三产业占总的就业比重、财政收入、科学支出的直接效应为负,间接效应和总效应为正;人口密度、房价收入比指标的直接效应为正,间接效应和总效应为负;教育支出、城市化水平、万人图书馆藏量、工资收入、劳动生产率、劳动力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都为负。〖BP(〗〖BP)〗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影响因素

通过拓展的非径向非角度的DEA模型和Luenberger生产率指标,在估算了农业污染的前提下,计算了中国农业绿色TFP的增长,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农业绿色TFP目前增长较慢,且区域差异明显;农业技术效率改善缓慢,技术进步是农业绿色TFP增长的主要源泉;如果忽视环境约束,将导致农业TFP增速的明显高估;农业税的减免促进了农业绿色TFP增速的提高,而农业财政支出的影响并不明显;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和农业贸易条件阻碍了农业绿色TFP增速的提高。     

空间集聚、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以2005-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家具企业为样本,运用ACF-OP法测算中国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分析了空间集聚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一,中国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密度图接近正态分布。二,空间集聚不利于促进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验证了威廉姆森假说。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促进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且空间集聚和外商直接投资二者的互动效应显著地促进了集聚经济的正外部性及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三,出口对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负,验证了家具企业"生产率悖论"的存在。同时,研发创新和企业年龄对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正。     

积极财政政策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

利用时变参数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可以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进行分析。分析表明,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对全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省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但对省份经济效率提高却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总体上说,积极财政政策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如支出结构不尽合理、过分强调数量而忽视使用效率等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