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决策研究——效用理论与房地产项目决策实例分析

房地产项目开发中决策缺乏科学性操作,给项目造成潜在风险。科学决策的规范运用使项目风险降低,成功概率大大提升。效用理论作为科学决策的重要基本理论,在决策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采用历史观的方法,对效用理论的创立、发展及改进进行了研究。通过对现代效用理论在房地产中基本应用的探讨,建立项目决策的效用公式,并进行了效用决策的实例分析。     

阿莱斯悖论:对主观期望效用理论的挑战

主观期望效用理论认为人们完全理性地根据主观期望效用最大化来进行行为选择,但是阿莱斯悖论显示,人们实际的行为选择并不总是和该理论的结果相一致.在实验的基础上,前景理论提出人们的行为选择是理性和心理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成功地解释了阿莱斯悖论,为不确定性情形下行为决策理论的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     

行为决策理论综述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行为决策理论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行为决策理论发展经历了从刚开始的在理性人的基础上的最大期望效用理论,到发现人是有限理性的,从而提出了启发式偏差、前景理论等理论这一过程,本文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行为决策理论在中国的研究现状并对未来行为决策理论做了展望.     

前景理论在保险学中的应用

期望值理论假定人们都是理性的,无法解释人们为何投保。期望效用理论认为当资产存在随机损失时,人们的效用值依赖于资产的绝对水平,一般人是风险厌恶的,从而选择投保。本文质疑了期望效用理论在保险学中的分析,并用前景理论来解释保险业务,提出购买保险产品者在面临收益时是风险偏好的,在面临损失时是风险规避的观点。     

风险决策行为分析框架简析

通过对市场中常见的打赌事件所进行的不同侧面的分析,阐述了在期望效用理论、主观期望效用理论和前景理论框架下,投资者是如何进行风险决策的。结合客观概率、主观概率度量和价值函数等的分析,得出了不同理论分析框架下决策权重的联系:从期望效用理论到前景理论,对决策者的主观认知考虑在加深。     

中等收入省份城镇居民效用水平的测算与分析

相对于期望效用理论与前景理论,比例效用理论具有明确的函数形式,具备无量纲、可计算的特点,重要应用之一是可以定量的计算居民效用水平。为此,应用基于比例效用理论建立的效用测算模型对中等收入省份2002-2010年间的城镇居民效用水平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2007年之前效用呈现递增趋势,2007年之后呈现递减趋势;居民消费储蓄基本接近均衡状态,效用损失不明显。     

国际工程项目的效用决策分析

国际工程项目投标对象的选择是一类典型的多目标决策问题。针对多目标、多标准决策中对多个选择项目的优劣判断较困难的情况下，提供了一种以效用作为统一各目标的评判标准的项目选择方法。效用理论作为科学决策的重要基本理论，在决策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效用理论及其对国际工程项目评价实用性分析，通过实例分析证明了其在国际工程中的应用价值。     

对人类行为的一种可能解释－韦伯对边际效用理论的参考

韦伯是经济社会学中较为偏向社会学视角的理论家,他的经济学理论背景和社会学的关怀使他在分析社会现象和社会行为时,呈现出了与以往经济学家的不同之处.韦伯经常参考边际效用理论,此时社会学虽处于前科学阶段,但韦伯贯彻了他独特的理想型概念和个体主义方法论原则,因此在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的那场关于方法的战斗中,表现出来了与以施穆勒为首的主张政策论的正统保守派和以布伦坦诺为核心的力主科学论的学者都不同的观点,这就是"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的原则.韦伯试图与历史学派和传统的边际效用理论学派厘清界限,强调对于社会科学来说,关键在于描述而非预测人类行为.但即使同样采用个体主义分析方法,韦伯关注个人选择如何集合而成宏观秩序,和这种宏观秩序提供给个人选择的可能性,从而形成了他与经济学家、心理学家迥异的观照人类行为的视角.     

"交换悖论"的效用理论消解方法

期望理论为不确定性条件下决策的规范理论,然而"交换悖论"对之提出质疑.从经济学的效用理论的角度来看,由于金钱数不等于效用值,由于决策主体的效用满足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而"交换悖论"误将效用等同于金钱数了,因此交换悖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悖论.这样,"交换悖论"得以消解.     

对马歇尔需求理论的修正

指出马歇尔的需求理论存在的三个问题,进而提出一种边际效用的计量方法,而无需货币的边际效用不变作为前提条件,针对货币的边际效用概念提出了支出的边际效用概念,借助于支出的边际效用和边际效用曲线推导出需求曲线。     

基于期望效用-熵风险度量的决策者风险态度

期望效用-熵风险度量将决策者对于风险的感知表示为风险行动的期望效用和状态的熵线性组合,其表达式中,期望效用-熵平衡系数为重要常数参数;展望理论中的实证表明决策者的风险态度和其财富水平相关,文章分析了一类特定决策者财富水平的变化对其风险态度的影响,通过Arrow-Pratt风险厌恶度建立了该类型决策者期望效用-熵平衡系数和财富水平之间的一个关系式,在此基础上分析和解释了一些特定决策者的某些决策行为。     

“公平理论”和“角色理论”视域下的企业反倾销行为决策

反倾销成本与反倾销收益的权衡是国内企业反倾销行为选择的依据。基于角色理论构建了企业反倾销行为的收益矩阵和期望收益函数模型,并进一步分析了存在主导企业和不存在主导企业两种市场格局下国内企业反倾销行为决策方案的选择问题;在此基础上,引入公平理论对企业决策方案进行横向和纵向公平性识别。研究发现：反倾销成本、反倾销收益及行业内其他企业的反倾销申诉概率等因素制约企业最终的反倾销行为决策,两种市场格局背景下国内企业有13种反倾销行为决策方案;发挥行业协会的协调机制,可以有效规避企业间因不公平而采取的“报复”行为。     

城乡人口出生率差别的经济解释

在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之前和之后 ,我国城乡之间的人口出生率都存在巨大差别。如果说实行不同的计划生育政策是造成城乡人口出生率差别的重要因素 ,但这却无法解释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前的差别。本文在西方微观人口经济理论的基础上 ,以孩子的成本效用分析法为分析工具 ,对城乡家庭生育行为决策作出合理的经济解释。     

行为规划理论刍议

决策分析中的选择理论是微观经济学理论赖以建构的基础。随着认知心理学和复杂科学的兴起,以主观预期效用理论为基础的经济学选择理论受到极大挑战。面对复杂且不确定的真实世界,传统的短视的选择理论已显得捉襟见肘,因此,应采用以计划为基础的行动取而代之。与制订单一决策的选择理论不同的是,以计划为基础的行动往往会考虑多个相关的决策以应对真实世界的复杂性。当决策是相关的、不可分割的、不可逆的以及不完全预见时,计划要比决策有效。鉴于此,有必要以系统性的方式探讨规划的行为,以建立行为规划理论。为了建构该理论,可以采用公理化、心理实验及计算机仿真等研究方法。只有对制订计划的逻辑及其效果有深刻了解,才能在复杂的环境中更好地实现目标并存活下来。     

理性与非理性的撞击——现代金融理论的拓展研究

传统主流金融理论在理性框架下,通过对市场金融活动中当事人的行为动机与方式的理想化的假设,配合以缜密的推理与完善的数学表达,将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提炼为相对简明的逻辑关系,从而为人们的金融决策提供了理论指导。然而在现实的投资活动中,由于受到信息不对称的影响和自身能力的限制,投资者做出的决策与作为理性人按照效用最优化的理论所做出决策完全不同,因此完全理性的投资决策只是人们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人的实际行为并不具备客观理性的特征,而非理性金融理论的引入必将对传统金融理论产生巨大的冲击,推动金融理论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并不绝对排斥效用价值论

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并不绝对排斥效用价值论胡义成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效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在社会主义各国理论界，人们均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价值理论仅仅归结为劳动价值论，并由此批判西方的效用价值论。在我国，直至不久以前，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也固守着...     

不确定条件下用户路径选择行为研究述评

在介绍用户路径选择模型的类型后,重点分析了目前不确定条件下用户路径选择行为理论与模型,如期望效用理论及随机效用理论、累积前景理论、神经网络与模糊集理论及学习模型。在回顾与总结不确定条件下用户路径选择行为模型的基础上,针对国内外研究现状,指出了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该领域今后研究方向的建议。     

行为金融：理论、模型与展望

作为当代金融理论中最具生命力的一个分支,行为金融学是20世纪80年代刚刚兴起的一门学科,它是在经典金融理论与实证不断背离的困境中产生的.其理论框架由心理学认知偏差理论、期望理论和行为金融理论模型与投资策略三部分搭建.行为金融学注重投资者决策心理多样性的研究,为金融理论与实际沟壑的弥合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在行动与规则之间

行动效用主义是传统的效用主义形式 ,而规则效用主义则是新效用主义的主要代表。在两种理论之间集中了很多关注和争论。作为复兴了效用主义的新理论形态 ,规则效用主义一方面给效用计算问题带来了新的困境 ,但另一方面却对处理效用主义与道义论的关系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即引发了效用主义对道义论的调和关系。然而 ,这种新的理论动向并未获得行动效用主义一方的认可和支持 ,因为后者明确反对像“道义论”那样以规则作为道德评判的直接标准。     

中国“80后”投资决策心理研究——基于行为金融视角

基于以阿莱悖论的心理学实验来探讨中国＂80＂后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心理特征,并以此分析他们的决策行为是否符合预期效用理论的假设：人们完全理性地根据主观期望效用最大化来进行行为选择。在证券市场上,＂80后＂的行为决策更加激进,追求利益,＂80后＂的决策行为并不是完全理性的,而是＂有限理性＂。他们宁愿冒着损失的风险,也会追求更大的风险收益,而不是作出效用最大化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