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一带一路”构建西部地区外资集聚平台研究

以"一带一路"建设为依托,加快中国西部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需要利用全面开放的格局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向中国西部地区集聚,通过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外溢效应带动中国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快速发展。中国西部地区具备了一定吸引外资集聚的优势,而近几年的外资转移情况却并没有将优势转化为现实。本文通过分析中国西部地区的引资环境对不同来源地的FDI的影响情况计量分析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对外资向中国西部地区集聚的影响没有充分发挥,美国FDI更关注中国西部地区是否具备了高科技人才,欧盟FDI则随着中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市场规模的日益增长而有所扩大,东(南)亚FDI最为关注成本比较优势。在打造外资集聚平台过程中,中国西部地区要充分重视不同来源地FDI的不同需求,借力"一带一路"建设,全方位释放制度红利和人才储备优势。     

FDI影响中国工业能源效率的传导渠道分析——基于水平、前向和后向关联

FDI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主要基于工业部门的生产活动,且不同类型的行业在能源消耗模式、外资进入程度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异。在这种背景下,从行业角度分析FDI影响中国工业能源效率的传导渠道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中国投入产出表构建FDI后向关联和前向关联指标,利用中国行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FDI影响中国工业能源效率的三种传导渠道,以便得到不同传导渠道的影响效果。研究结果表明:FDI影响中国工业能源强度最可能在水平关联和后向关联效应两种渠道,但两种渠道产生的作用相反,外资水平关联效应能够降低中国工业能源强度,而外资后向关联效应是负面的,外资前向关联效应不显著。同时本文的结果具有稳健性。     

碳中和背景下能源消费与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关系研究

从区域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强度之间的关系出发,设定区域人均GDP收敛模型和能源消费强度与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模型,来分析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人均GDP的收敛情况以及中部、西部和东部省份的能源消费强度与人均GDP差异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人均GDP均呈上升趋势,但在能源消费强度方面都呈下降趋势;能源消费强度与经济的发展水平呈负相关关系,东部地区的能源消费强度和碳排放是三个地区中最低的,西部地区的能源消费强度高于中部地区;东部、中部和西部经济地区的人均GDP发展水平存在GDP的绝对收敛;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能源消费强度差异是发散的,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能源消费强度差异则是收敛的。结果表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要考虑能源禀赋和传统工业的发展现状,针对碳排放量依然较大的地区,要采用能源利用效率较高的相关技术和发展相关产业,减少碳排放以争取尽快实现碳中和。     

基于山东省的产业结构、FDI与低碳经济研究

随着世界气候问题日益凸显,低碳经济成为各国发展经济的主旋律,中国作为世界能源消费大国也无法置身事外。山东省作为中国东部地区的能源消费大省,二次产业占据主导地位,FDI更多投向高污染、高能耗的传统边际产业,使得原本畸形的产业结构更加失调。用1984-2009年山东省数据对FDI和产业结构影响碳排放的路径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得出结论:二次产业比重和人均FDI的流入对于人均碳排放具有明显负效应,FDI和二次产业占比是人均碳排放的单向格兰杰原因。     

理解中国工业化与能源消费:基于计量经济模型的实证检验

论文应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方法(ARDL)与多变量影响模型,分析了中国工业化与不同能源品种消费的关系以及改革开放以来能源强度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能源总体消费是中国工业化的充分必要条件;就不同能源品种而言,煤炭消费是工业化的充要条件,但油气消费与非化石能源消费只是工业化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不管是长期还是短期,除了非化石能源消费在短期对工业化具有逆向影响外,其他能源品种消费对工业化都具有直接推动作用.自改革开放以来,全要素生产率、工业化与能源政策作为影响能源效率的关键因素,对能源强度的降低具有直接推动效应;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中国能源效率的提高,但其效果可能被其他变量所取代;能源价格对能源强度的影响有限,这可能与中国能源领域市场化程度低有关.     

基于面板数据的FDI独资化倾向对中部产业内升级影响分析

FDI是促进一国或地区产业升级的重要外部因素。近些年来,中部地区FDI规模越来越大,但独资化倾向也越来越明显;同时,高技术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明显滞后,产业内升级受阻。中部地区FDI独资化倾向与工业及服务业产业结构水平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FDI独资化倾向对服务业产业内升级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但对工业产业内升级没有促进作用。因而,中部地区各级政府必须改变引资理念,加强引导,增强地区吸收能力,以提高引资质量,增强外资的技术溢出,加快中部产业内升级的步伐。     

利用FDI改造东北老工业基地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以辽宁省为例

辽宁是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缩影。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对辽宁老工业基地进行改造与振兴无疑是很好的选择。辽宁省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存在投资产业、投资区域和引资来源地过分集中等问题。应充分发挥辽宁省在政策、地理位置、工业基础及市场等方面的引资优势,扬长避短,通过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嫁接改造传统产业,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全面振兴。     

发展战略对能源消费强度的影响 ——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

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测度1995—2019年中国分地区的发展战略指数,并利用面板双固定模型考察地区赶超战略对能源消费强度的影响与机制。研究表明：第一,中国分地区发展战略指数总体上呈现显著下降趋势,发展战略日益趋向于符合比较优势,东部地区发展战略指数最低,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高;第二,面板双固定效应模型显示,当地区实行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时会增加能源消费强度,且该效应具有时间和空间异质性;第三,机制检验表明,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使得企业缺乏自生能力、产业结构扭曲和财政压力增加进而弱化了环境约束,从而提高了能源消费强度。为了促进节能减排,中国应致力于实行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促进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等。     

北京市能源消费影响因素分析及节能减排研究--基于产业视角

运用对数平均迪氏分解法（LMDI）,对北京市2005—2012年三大产业下5个部门和产业端总的能源消费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2005—2012年,北京市产业端能源消费年均增长3．01％,主要的正向驱动因素是经济规模变化,负向驱动因素为产业结构变化、能源强度变化;在负向驱动因素中,能源强度变化对于产业端能源消费减少的贡献是最大的,说明降低部门能源强度特别是工业部门的能源强度对于产业端能源消费的减少具有重要意义;2005—2012年,由于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使用量的调整,产业端能源量节约528．71万吨标准煤,而能源结构中煤炭使用量变化对于产业端能源消费总量的平均贡献为－1．45％。积极调整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的使用量能够减少产业端能源消费总量。     

对中国引进FDI规制问题的探讨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FDI)尤如一把双刃剑,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双重的影响。近些年来,大量引资的负面效应开始显现。因此对中国引进的FDI进行规制,提高其利用效率就成为目前函待解决的一个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以引资产生的负面效应为出发点,对中国引进FDI规制问题的具体内容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中国地区能源消费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研究

以中国及各省域2005-2012年能源消费和产业结构数据为样本,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中国及各省域能源消费与三次产业的关系进行研究,梳理各地区三次产业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大小,利用比较分析法观察产业结构调整对地区能源市场的影响,并提出相应产业结构优化对策.     

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中国30个省市区的省际面板数据,利用Hausman检验和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我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我国能源消费尤其是电力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今后,要加大对本地区能源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增加区域能源供给;大力开发替代能源与清洁能源,优化能源消费结构;调整和优化地区产业结构,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FDI异质性、区域经济增长与引资转型

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但基于地区间产业结构、资源状况以及经济体制等原因,外商直接投资效率并不相同。为此,文章在外资与区域经济增长模型中加入外资质量并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得出各地区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质量方面的差异导致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经济增长贡献率存在差异,即资本异质性会直接影响FDI对不同地区经济增长作用的程度甚至方向。由此得出,在引资及消除FDI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不平衡过程中,必须要转变思路,即从单纯强调增加引资数量转向提高资本的质量,增加外资的投资产出效率。     

基于联立方程模型的 FDI、产业结构与碳排放互动关系研究

通过中国30个省区1997—2012年能源消费数据,依据电（热）碳分摊原则测算出各省区的碳排放量,运用面板单位根和面板协整理论,建立了包含经济增长、碳排放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在内的联立方程来分析区域 FDI 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关系。结果表明：联立方程中每个模型的协整关系是成立的,区域 FDI 对区域碳排放的直接弹性是－0．001,间接弹性是0．146,区域产业结构对区域碳排放的直接弹性是0．032,间接弹性是1．882。研究进一步发现区域 FDI、区域经济增长、区域产业结构与区域能源强度都是促进区域碳排放的重要因素,并且区域 FDI 和区域碳排放量对区域经济增长呈现出双向的因果关系。     

地方政府竞争、外商直接投资与城乡居民福利差异

引资竞争背景下,FDI在城乡间的不均衡分布对辖区居民经济福利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从市辖区和市辖县两个方面对地方政府引资竞争背景下FDI与城乡居民经济福利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在市辖区,FDI进入显著提高了居民的经济福利水平,优惠政策对其也具有间接的积极作用;在市辖县,FDI并未明显提高居民的经济福利水平,优惠政策也未对其产生积极影响,同时,在政府“重城市、轻农村”的经济发展理念下,县区居民分摊了市区经济的发展成本,从而弱化了其福利水平的提升。     

FDI、环境规制与中国的碳排放强度 ——基于门槛面板模型的实证

基于我国1999—2016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平衡面板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探究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方向,并采用门槛面板模型研究FDI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是否具有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FDI通过规模效应渠道增加了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但能通过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环境规制效应降低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以环境规制作为门槛变量时,发现FDI对我国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双门槛效应,环境规制程度较低或者过高时,FDI的流入会不利于地区的碳减排;环境规制强度适当时,FDI会对地区的碳减排产生有利影响。在目前的环境规制强度下,FDI的流入降低了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碳排放强度。     

我国工业能源强度变动的影响因素分解分析——基于LMDI分解法

本文首先重新定义了能源强度的概念,在此基础上,将终端能源消费定为考察对象,采用LMDI分解方法,将工业整体能源强度变动分解为能源消费结构调整、行业调整、部门调整和技术变动四部分。研究表明,技术变动是影响我国工业能源强度最主要的因素,行业结构和部门结构变动次之,而能源消费结构调整对工业行业能源强度变化的影响并不明显。因此,政府通过制定相应的产业发展政策,出台措施鼓励工业企业提高技术水平,有助于推动我国工业节能事业的发展。     

产业结构变动对能源消费的影响研究——以河北省为例

本文在分析河北省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费现状的基础上,利用指数分解分析和线性对数回归两种方法,考察了1995—2005期间河北省产业结构变动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实证数据表明,产业结构调整总体上没有发挥节能效益,反而促进了能源消费的增长;产业能源效率提高是河北省能源强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据此提出一些政策性建议。     

劳工标准视角下辽宁FDI结构优化分析

针对辽宁省FDI规模不断扩张,大规模的FDI不仅加剧了省内宏观经济层面的压力,同时也使有限的资源、能源供给日趋紧张的现状,适时调整FDI结构已成为必然。不同层次FDI对社会环境要求的差异,为通过调整劳工标准来引导其进入符合产业政策规定的行业提供了可能,这无疑对辽宁省合理引导FDI投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回顾近年来辽宁省吸引FDI所取得的成就的同时,指出FDI对省内行业的选择情况,并通过提高劳工标准对外企运营成本影响的分析,揭示出FDI现状与省内劳工标准的关系,从而得到适时调整FDI结构可以通过调整劳工标准来实现的结论。     

浙江省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因素分解——基于LMDI分析方法

本文分析了1997—2008年间浙江省能源消费碳排放数据,采用对数均值迪氏分解（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简称LMDI）法,对能源消费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进行结构分解。结果表明,浙江省能源消费碳排放量不断增加是由人口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因素引起的,其中人均GDP增长是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因素;能源强度下降是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主要因素,能源结构的作用呈现波动性,且程度较小。本文得出如下结论,要减缓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构建＂低碳浙江＂、＂生态浙江＂,应从重新认识人均GDP、控制人口数量、调整能源结构、降低能源强度、提高能源效率等方面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