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地区城市流强度的动态分析

依据城市流强度值,京津冀地区城市群各城市在区域中的联系地位表现为:高城市流强度值城市为北京、天津,是城市群区域联系的中心;中城市流强度值城市为石家庄、唐山、保定是区域联系的副中心;低城市流强度值城市为秦皇岛、邯郸、邢台、衡水、廊坊、沧州、承德、张家口,是地方集聚与辐射的中心。依据各城市的城市流强度结构,提出京津冀地区城市群城市流强化的基本对策。     

浙江城市体系功能联系的统计测度

区域内不同规模的城市形成具有等级分布特征的城市体系,不同层级城市的功能等级、辐射范围及经济联系存在明显差异。浙江城市体系的统计测度显示,杭州作为区域首位城市,城市流强度突出、经济辐射范围广,与周边城市具有较强的经济联系强度。为促成浙江城市体系合理演化,推进区域城市协调发展,应充分利用杭州城市流强度大、与其他城市经济联系强度高的优势,真正发挥其辐射带动效应。     

中国十大城市群城市流强度的比较分析

运用城市流强度定量分析方法,对中国十大城市群99座城市的外向型功能量、城市流强度和城市流倾向度进行计算,并汇总求出各城市群的上述指标,进而对城市群间城市流强度、各城市群核心城市及各城市群内部城市的城市流强度相关指标进行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城市群问外向型功能量和城市流强度存在巨大差距,并存在从东南沿海到西部地区逐渐减小的态势,京津唐、长三角、珠三角为三大高城市流强度的辐射中心;东部地区城市群从业人员中为城市区域以外的地区服务的人员比例普遍较低,其中长三角最低仅为11％;核心城市的外向型功能量和城市流强度变化趋势与城市群一致,对城市群影响巨大,北京、深圳和上海三座城市综合实力和外向型服务能力最强,北京服务型产业在全国也有着超强的辐射功能;城市群内城市的城市流强度差巨大,核心城市的总体实力、城市流强度均较高,但元一例外的其GDP’i值大于其K’i,表明进一步提升其综合服务能力十分必要,非核心城市则更应着眼于综合实力的提升。     

江西省城市经济空间联系强度与结构分析

文章基于城市流强度模型,以江西省为例,对其城市经济空间联系的强度和结构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发现,江西省目前仍处于城市群发育的雏形期,其发育程度低,区域内尚未形成城市联系密切的高密度城镇群体,城市间经济联系较弱。因此,在江西城市群培育中,除了要发挥各城市自身优势、提高城市综合实力之外,还要注意提高城市综合服务能力、增强城市对外功能联系量,为城市群的发展提供原动力。     

关注四川关注天府新区

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经济学家解洪: 再造产业成都规划建设天府新区,是全省落实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需要.规划建设天府新区,打造新的增长极,将有利于拓展成都市特大区域性中心城市发展空间,充分发挥成都核心影响力,深化区域合作,提升要素集聚、辐射带动和创新发展能力,增强成渝经济区"双核"引擎对川渝和西部地区的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为打造西部地区经济中心和国家新经济增长极提供强力支撑.     

遂宁融入成都平原经济区的机遇与挑战

遂宁,地处成都平原经济区右翼,属于成渝经济区腹地核心经济带,位处成都、重庆等距辐射的重要节点,区位优势和交通优势突出。遂宁作为成都平原经济区的一员,其经济的快好发展可成为成都平原经济区及成渝经济区快速崛起的有力支撑,更将有效示范和带动区域内其他城市发展。成都平原经济区的建设给遂宁带来了重大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使遂宁面临一些严峻挑战。     

浙江在“长三角”中如何发展？

长江三角洲是由长江下游地区的15个城市组成的地理区域,包括上海,江苏的中部、南部,浙江北部。现今,以上海为中心,以南京、杭州、苏州和宁波的菱形格局为四极,有区域内15个城市组成的“首位城市—大城市—中型城市—小城市”组成的逐层辐射的城市带状格局为特点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主体框架已经初现端倪。作为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的重要一极     

我国西三角经济区的构建路径与发展战略

文章通过西三角经济区的界定及其基本区位的明确,结合西三角的自然资源禀赋、竞争优势互补、重庆、成都和西安三个中心城市及周边城市集聚、便捷式立体交通等现实基础的分析,探索西三角经济区的构建和发展战略思路,实现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领导机构集中化、区域治理多元化和投资平台国际化的可持续战略发展。     

以新区建设强化成渝经济区极核功能

成渝经济区规划已由国家发改委上报国务院,正式实施指日可待.成渝经济区的建设,将深化四川和重庆的合作,作为经济区极核的成都市和重庆市主城区,需要进一步强化其辐射、带动和创新功能,成为深化区域合作的强大推进器. 经验启示:新区建设理论上适应"寻优规律" 经济一体化程度高的区域,都有辐射力很强的核心城市带动,核心城市是经济区发展的最大动力源.     

统筹城乡一体化下城市群利益均衡研究

随着统筹城乡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区域内城市面临着复杂的利益冲突。文章以成渝经济区15个城市和6个城区为样本,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和聚类分析方法,分析了城市群利益的主要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重点研究了市场化、政府垄断以及城市化因素在成渝经济区统筹城乡一体化下对城市群利益均衡的作用机理,并用经济学图形在城市和城乡两个维度上进行了理论分析。     

高铁网络下的中国十大城市群旅游交通格局及其经济联系的比较研究

旅游交通是旅游经济发展中重要的内容之一,通过对中国十大城市群城市旅游交通可达性、铁路交通流分布情况与旅游经济联系、总量和隶属度进行计算,借助Arcgis10.2对中国十大城市群交通空间流分布情况和旅游经济联系进行空间可视化处理,并对计算结果进行综合比较分析。研究发现:高铁使得中国十大城市群城市旅游交通可达性水平得到大幅提升,且交通流分布均衡。中国十大城市群城市可达性的提升给城市旅游经济带来了一定的积极影响。高铁网络下中国十大城市群旅游经济联系分布不均衡。     

城市经济发展与金融支持的关系研究——以陕西省渭南市为例

城市发展联系着产业发展的微观面与国家战略的宏观面,是经济增长的中观桥梁。采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分析渭南银行贷款对城市经济的结构化效率,并将其与产业结构联系起来,搭建起金融支持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桥梁。基于以上认识,研究以银行贷款为主要形式的渭南金融资源是否推动了渭南市经济的发展。同时,研究渭南金融资源是通过何种途径支持渭南市经济发展的问题。研究结果显示,渭南市银行业贷款投放所产生的活动效应对GDP变动总效应的贡献最大,效率效应次之,结构效应则对GDP变动效应作用不明显。     

城市森林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检验——基于28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

文章基于2001—2017年中国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森林资源及地区经济发展的数据,运用空间面板SARAR模型,系统考察了城市森林资源状况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城市森林建设可以显著提升中国地区的经济发展;城市森林资源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途径可以通过人力资本集聚等途径来实现;城市森林资源的经济效益是广泛存在的,不因城市规模大小而消失或减退。对以上结论的进一步检验发现其仍然是稳健的。     

多中心城市网络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驱动效应——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本文从集聚外部性和网络外部性相结合的视角探讨多中心城市网络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驱动影响,并以长江经济带这一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板块的典型区域为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全域城市网络多中心程度与其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在控制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等经典生产要素后,非中心城市通过嵌入多中心城市网络过程中相对节点中心度的提升,缩小了其与中心城市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并产生正向空间溢出影响,并且整体上通过中小城市获得节点集聚增长效应、中等城市发挥正向溢出效应以及节点中心大城市突破地理近邻的长波辐射效应的叠加互锁来实现;加快区域要素流动集散、促进区域产业竞合协作,是多中心城市网络驱动区域板块融合互动和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提升的主要作用机制,而地理邻近城市间因节点中心度提升在制造业发展等方面展开的过度竞争,则不利于区域地域功能的整合提升和经济协调发展。因此,在长江经济带等区域范围内应统筹推进中心城市与城市网络建设,培育多中心网络化发展格局,以更加有效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中国十大城市群国际贸易贡献率质量空间比较研究

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对中国十大城市群国际贸易贡献率质量进行比较分析,能够清晰地反映中国十大城市群及内部各城市的国际贸易贡献率质量。研究认为:地理位置和经济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际贸易贡献率质量水平;大多城市群中各城市国际贸易贡献率质量差异大,城市间发展不均衡;多样的贸易方式及合理的产业结构更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因此,中国十大城市群国际贸易贡献率质量必须要不断调整和发展,以完善中国十大城市群的国际贸易整体结构水平。     

城市福利水平结构性差异的测度及其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文章在将城市福利分为户籍福利和非户籍福利的基础上,基于熵值法构建了城市福利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对全国288个地级以上城市的福利水平进行了测算。结果发现,户籍福利和非户籍福利都随城市规模的增大而增大,不同规模城市的福利差距很大,少数特大城市的非户籍福利水平高于其他城市户籍福利和非户籍福利的总和。城市福利的这种结构性差异对人口迁移产生了重要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宁愿到特大城市作非户籍居民,也不愿意到中小城市作户籍居民,特大城市即使严控户籍,也无法改变人口膨胀的态势。因此,特大城市人口疏解不应靠户籍管制,而应致力于缩小不同规模城市之间的福利水平差距。     

Development of an urban intensity index to facilitate urban ecosystem studies in Trinidad and Tobago

Urban ecosystems, considered centres of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face a multitude of environmental and socio-economic challenges, which impact on quality of life.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is believed critical to improving quality of life and realiz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ecosystem perspective provides a holistic approach, needed to address the complexly interconnected issues, which arise from urban development. Central to the mapping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urban ecosystems is the delineation of their boundaries, which are made less transparent by growing urbanization. This exposes the limitations of a dichotomous approach. An urban intensity index is a critical tool which supports urban ecosystem studies by facilitating analysis of effects along the urban–rural gradient. In this study, Urban Intensity is estimated and ranked from most to least intense for communities across Trinidad and Tobago, using 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physical data from the built environment. This statistically validated index, designed for Trinidad and Tobago, should have wider applicability to other disciplines and countries.     

城镇就业风险、环境、条件与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的逆向回流

基于685份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样本的问卷调查数据，建立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个人及家庭特征、就业能力、就业风险、就业环境及就业条件等对其逆向回流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年龄越大，身体素质和文化水平越低，务工单位拖欠工资与签订合同情况越差，城镇政策体制环境、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越差，理想工作的择业门槛越高，外出务工劳动力越倾向于彻底逆向回流。因此，为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彻底转移，应积极发展城镇第二、第三产业，改善城镇就业环境，降低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务工的就业风险，同时有效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健康水平和文化素质。     

基于连续性动态分布方法的中国碳排放收敛分析

本文采用连续性动态分布方法结合2002-2011年286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碳排放强度和人均碳排放的动态演进和长期趋势。研究发现,虽然所研究时期碳排放强度和人均碳排放均为单峰分布,但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二者都将出现明显的俱乐部收敛现象,且这种俱乐部收敛并不由地域因素决定。为了避免出现俱乐部收敛的极化现象,政府需要重点加强碳排放强度约为4.05、4.7倍均值和人均碳排放约为3.9、5.0倍均值城市的碳减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