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利玛窦儒学观的特点

利玛窦儒学观的特点表现为在物质层面上“迎合”儒家文化,同时又在精神层面上不断“会通”儒家文化。他的这种耶儒互动彰显了两种异质文化间的宽容与对话精神。     

晚明儒家天主教徒孝观重构

晚明的儒家天主教徒代表了儒学和天主教教理两种文化对话和融合的士人群体,天主教化儒学则是其耶儒互释和融合的以儒学为思想本位的思想体系。在梳理了中国传统孝道思想以及分析了利玛窦对中国孝道思想的批判后,最后详论晚明儒家天主教徒对传统孝观的天主教化改造。文章认为这种改造后的孝道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坚持儒学本位的耶儒融合。     

东林视域下的《天主实义》与“补儒”困境

东林学风之兴与西学入华,是明清之际颇为突出的两大社会思潮,而作为儒家时学引领者的东林人士,又与代表西学的耶稣会士,共同践行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实质性的中西文化思想对话。就学理言,儒学与西学存在根本性冲突,利玛窦通过降格太极和回溯“意志之天”,欲置天主于更高哲学范畴,这本与东林立场绝然龃龉。而东林基于广泛化格物与身心互为体用的思想新机,摄取《天主实义》哲学架构的首尾两端：本体实在与为善禁恶,对西学作重构性解读,终促成主流儒学立场以求同存异之心对待西学的突然闯入。然而,利玛窦“合儒”成功的同时,其自身的文化异质性亦渐受儒学思维范式之消解,《天主实义》第七篇专论性善,以分疏“良善”与“习善”重塑天人关系,正表达了西士试图突破东林视域的努力。但在天人二分的思维执定之下,西士们无法供给儒者渗透与涵摄宇宙的有效心灵之径,终陷入“补儒”困境,走向影响力的式微。     

试论明末基督教与儒学的接触

明末基督教传入中国后 ,耶稣会士与中国儒家学者从不同的立场出发 ,在基督教与儒学之间进行了深入的接触与对话 ,耶、儒之间既有会通 ,也有冲撞 ,体现了异质文化交流的特性。     

宋儒的佛教识度与儒佛关系

正关于宋儒的佛教修养问题,历史上有过观点完全相左的评判,这种相左的评判逼迫我们思考:宋儒的佛教修养究竟是怎样一种情形?宋儒对佛教的认知、理解的范围和程度究竟如何?宋儒对佛教的评价是否准确?在探索这些问题的基础上,进而对宋代新儒学与佛教的关系予以参考性判断。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对宋儒的佛教修养有过这样的评论:"宋儒若程若朱,皆深通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明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     

论薛瑄的人性论和理欲观

人性论和理欲观,是宋明理学主要内容之一,薛瑄在这方面有许多精辟的议论,与宋儒之说不同,在某些方面超过了宋儒。不揣冒昧,提出自己一些看法,以就正大方。 一 中国哲学史上关于人性论,历来争论不休。明理学大师、河东学派领袖薛瑄,认为人性有“本然之性”、“气质之性”,看来是继宋儒之说,可细细研究其说法,与宋儒之说实不同,主要有以下三点。     

耶合释道:利玛窦对中国佛教早期传播经验的借鉴

一　　利玛窦对待佛教及佛教僧侣的态度的变化 ,是很值得品味的。 1 583年 ,利玛窦一到中国就穿上僧服 ,以“和尚”自居 ,1 595年 ,利玛窦在脱下僧服换上儒服两年之后 ,公开对佛教与佛教僧侣进行攻击 :“(僧侣是 )全国最低贱和最被轻视的阶层……他们里面决没有一个人是心甘情愿为了过圣洁的生活而选择了参加这一修道士的卑贱阶层的。他们也和师父一样 ,既无知识又无经验 ,而且又不愿学习知识和良好的风范。”1在排佛的同时 ,利玛窦竭尽所能地接近儒士 ,苦研儒家经典。对于利玛窦的这一变化 ,以往的论者只说利玛窦发现佛教僧侣在中国的地位…     

试论晚明时代的"利玛窦现象"

利玛窦现象是晚明时代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出现的特有社会文化现象。士庶人等重其人、读其书,众多文献记其事,乃是这一现象的主要表现形式。西学东渐的实质推进,利玛窦的个人魅力,晚明社会的和谐氛围,以及学风士习的猎奇搜异是这一现象形成、持续的根本原因。利玛窦现象是中西文化交流进入实质推进阶段的重要标志,从一个侧面昭示出晚明社会的文化本质。     

中西哲学对话中的认知、方法与立场——以王船山论利玛窦为例

在异域文化相逢时,究竟以正统观统摄对方,还是以"借鉴"视角来观照自身,不同立场决定着如何处置不同文化中的根源性概念,以及与其相伴生的知识体系及开放的世界.明清之际,儒耶相逢,王船山、利玛窦都试图捍卫拱顶石般的理念(天),为各自的意义秩序提供知识性证明.借鉴儒学相关观念,寻求儒耶之间相似之处是利玛窦"适应"策略的重要内容.王船山注意到利玛窦所传播的知识及其影响,沿用"华夷之辨、圣学与异端之辨"的正统观思路,遵照亲亲尊尊的原则对"天主"概念进行了驳斥,在知识层面辩驳"地圆说"与以往经验不相符之处及其解释某些关键问题时的失效.船山之误判并非简单地因个人固陋,而更多是其知识传统下的系统性"剧场假象"所致.依据现代人的生存经验来苛责船山的守旧,过于简单化.二人所代表的文化在当时中国所处地位的迥然有别,使得他们相遇时在知识、理念层面作出固守与适应的不同选择.这种基于正统或借鉴立场的选择在现代中国哲学与西学之间的对话中有所延续.     

利玛窦与"南昌传教模式"初探

明末,西方传教士在广东传教遭遇种种失败后,利玛窦等人入驻南昌传教。利玛窦在南昌传教的三年,也是他的传教策略在探索和实践中逐步形成的过程:他与江西的官绅阶层进行了密切交往和友好的对话,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成功的传教策略———“南昌传教模式”。这意味着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这不仅是利玛窦个人努力的结果,也与当时江西深厚的儒学传统文化底蕴和江西文化的一些显著特点密切相关。     

先秦儒家人性论重释

先秦诸儒的人性理论被不断误解以致聚讼纷纭的重要原因是,他们对人性的定义各不相同,并且从属于道德建构的不同层面。先秦诸儒对道德根源的探索,经历了由天命到天生再到后天人为三次层面选择的演化;与之相应,作为道德建构的重要途径,他们对人性的定义也经历了从生来固有到价值取向、自足无待再回到生来固有的三次演化。对此,后学长期缺乏深解。至宋儒出,始能综合道德建构的各层面与人性诸义,创立新的性命理论体系。考察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在其新体系中对旧说的安置,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先秦人性诸说的理论效力与局限。     

利玛窦输入地圆学说的影响与意义

<正> 李约瑟博士指出,耶稣会士输入地圆学说是对中国天文学的一个贡献。利玛窦是最早将地圆学说传到中国的耶稣会士之一。本文试就利玛窦输入地圆学说的背景、动机、内容、途径、以及它在当时产生的影响和意义作一探讨。一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号西泰,意大利马切拉塔(Macerata)人。少时曾在罗马学院就名师克拉维乌斯(P.Clauvis,也称丁氏)学习西方科学。由于他从小就有志     

文化自信的三大基本要求——宋儒处理儒佛关系实践中所表现的智慧

究竟应该怎样建立文化自信?宋儒处理儒佛关系的主张或许能给我们某些启示。宋儒认为,建立人们对儒学的自信,必须将儒学的优点加以发掘和宣传,以累积人们对儒学的认同感,从而筑牢文化自信的心理基础;必须开放包容,将对儒学的自信建立在对佛教能力、魅力的肯定上,以建立文化自信的健康心态;必须秉持理性,将对儒学的自信建立在对佛教的客观、正确的理解上,以培育文化自信的科学理性。质言之,筑牢文化自信的心理基础,建立文化自信的健康心态,培育文化自信的科学理性,既是宋儒处理儒佛关系的智慧,也是当今建立文化自信的基本要求。     

随西方传教士引进的大炮及对明金态势的改变

1994年为耶稣会士在华以学术传教方式实施415周年,是利玛窦改穿儒服,俨然以“神学家与儒者”身分传教,公然以中国天主教适应儒家学说、礼仪中国化400周年;亦为代表中国天主教赴罗马谒教宗亚历山大六世陈情而获教廷颁谕“悉如所请”(juxta exposita)以息争端的功臣——卫匡国诞生380周年及中华首位西洋大炮推上战场作主导地位之军事家袁崇焕410周年纪念.今适逢政、教之见渐弥而中西文化交流机转之际,作本文以为纪念.     

论晚明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的传播理念和方法

利玛窦在晚明成功地把西方文化传播于中土.这主要归功于他切实可行的传播理念和方法.穿儒服、研究中国文化经典和熟悉风土人情是他顺利进入中土的第一步,走上层路线、与广大儒士为友、传播科学知识是他传播成功的关键.     

文化互视与自我镜像——利玛窦译名政策背后的中西文化互释

作为明末清初天主教来华暨中西文化首次实质性相遇的"第一接触点",利玛窦的译名政策受到中国奉教士人的拥护.从文化互释的角度来看,利玛窦与中国信徒之间关于译名政策的高度默契是以彼此对对方的误读和对自己文化的调适为基础的.该政策最终的成与败提示我们:异质文化间的对话与交融必须在一定限度内进行方能有效.     

《儒行》的超越维度：儒家群体的建设与追求

《儒行》篇对儒家群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从经典诠释史上看,宋儒的质疑导致后世忽视《儒行》篇的重要性,至晚清民国时期《儒行》篇再度获得推崇,康有为、陈焕章将《儒行》视为孔子为制定孔教而设的条规。他们提出儒服是孔子改制的一部分,如果不考虑这种改制论,儒服同样具有群体性意义。相比儒服,孔子更为看重儒行,将行为视为儒者的判定标准。儒者行为重在学问,其内容是忠信,目的是求仁。忠信仁义是儒行的内在信念,也是儒家群体的共同目标与期望,儒者据此超越世俗政治以自立。而忠信仁义的神圣性源于天命,由天赋予仁者。仁者作为儒者的最高标准,等待其天命在世俗社会中的开展与实现。在没有出仕时,儒者秉持坐起恭敬的修为,沟通与把握天命;出仕之后,儒者将天下百姓与自身性命视为一体,以天下生民为终极归宿。     

“近己则俗变相类”：钱穆与近世儒家传统

在近世趋于平铺散漫的社会结构中，宋儒藉宋学重建社会政治中心，在君臣、官民之间沟通整合，教化提升，于国史变迁中推演出立国规模的新气象。这一脉络对于我们理解近世精神传统十分关键。宋儒活跃其间的近世社会，体现出与中古门第传统颇为不同的平民自由气质，门第与平民之嬗变也具现于近世思想文化竞争中。宋儒生发之道统论，显示社会下层渐转超政治上层，萃成中国文化大传统的核心精神，即政学相维与士统重建。钱穆主张“不忘我故以求通之人伦政事”，建立近世传统与现代中国的有机联系，因此仍是一个有待探索的时代新命。     

“士道”“吏道”的聚散分合——法律史视域中“官吏分途”的知识谱系与当代反思

春秋战国时期,面对官僚制和职业化官僚这样一种崭新的社会现象,儒法两家提出了各自的理想化官僚及其成立条件的理论体系,儒家"士道"期待帝国官僚由士君子构成,普遍具备士君子的知识、人格、德性、素养,法家"吏道"则期待官僚是精通专业、忠君尽职、刚猛为政、以死守法的良吏干才。秦代以法治国,"吏道"独尊,汉代"独尊儒术"而"霸王道杂之","士道"与"吏道"并用,相互融合更相互冲突。"士道""吏道"之间的深刻矛盾加大了融合的难度,东汉中期之后儒学士林与士族的强大推动"士道""吏道"走向分离。"士道""吏道"的分离开启了中国古代"官吏分途"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也是儒吏分流的过程,是儒生官僚自利化、贵族化的过程。"官吏分途"最终造就了官吏两分、儒吏两分的官僚结构,使儒生官僚成为一个相对贵族化的特殊利益群体,对理性行政和国家治理产生消极影响。     

宋代僧人对儒家反佛思想的认识与回应

宋代儒家学者在复兴儒学过程中对佛教的排斥,使佛教又一次面临着自传入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以释智圆、释契嵩、释宗杲、释志磐为代表的宋代僧人,站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对儒家形形色色的反佛思潮给予了认识与回应。其措施主要有:一是通过著书立说,从"礼仪论"、"夷夏论"、"伦理观"、"文道论"、"性命论"等方面对儒家的反佛思想给予了批判;二是通过重新解读佛教经典,构建佛、儒层次结构理论,倡导佛、儒会通,接受儒家"孝"、"忠"观念,宣扬三教互补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儒家的斥佛,为宋代僧人"援儒入佛"和宋儒"援佛入儒"提供了门径,为佛教"儒学化"和"三教融合"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