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雅典国家的发展道路——兼及雅典版图问题

雅典国家兴起于阿提卡半岛。这个农业小邦在实现内部统一后,随着国内公民集体内部关系的调整,逐步走上海外扩张之路。雅典人占领萨拉米斯,殖民卡尔西斯,击败埃吉那,制服提洛同盟诸邦,至公元前5世纪中叶建立起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海上帝国,国家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同古代世界其他奴隶制霸国或帝国一样,雅典帝国的富足和强大是建立在征服、剥削、奴役、屠杀异邦人的基础之上的,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经济繁荣、政局稳定、文化昌盛的历史前提就是雅典人对帝国臣民的压迫和剥削。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战败,阻滞了它继续扩张的步伐;重新成为小国寡民之邦的雅典,对外扩张有心无力,在艰难缓慢的复苏中成为北方兴起的马其顿人鲸吞的对象。     

论古典时代雅典奴隶制经济走势

近几十年来国内史学界流行的观点是,古典时代雅典奴隶制经济总体上呈持续增长趋势.这种观点不尽符合历史实际.雅典奴隶制经济虽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60余年呈波浪式增长之势,但与古典时代盛期相比,仍处于低谷徘徊状态.中外学者在考察雅典奴隶制经济发展状况和走势时,往往有意无意地压低甚或完全忽略使用奴隶的必备条件,从而不能不明显夸大使用奴隶的普遍性.奴隶在当时生产、消费和市场条件下,尚未达到创造出剩余价值的程度,这是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最本质的表现.在奴隶制达到一定水平的基础上,无论是国家、集体还是个人,其财富的持续增长通常是奴隶制进一步发展的必要前提,而不是其直接结果.     

历史的雅典与想象的雅典——从葬礼演说看演说家对雅典的建构

在城邦各种公共活动中,葬礼演说对城邦认同的建构最具典型性。一是因为它的听众来源最为广泛,二是演说家可以采用各种修辞方式进行夸大其词的宣传。在现存葬礼演说中,每篇都不约而同地宣讲了雅典城邦的优秀和卓越,建构了雅典城邦认同,即对雅典民主制度的骄傲以及雅典城邦对自由、正义的不懈追求。但是这种形象只是一种理想化的、建构的产物,并非真实的雅典。     

雅典的民主制度及其局限

雅典城邦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摇篮,雅典民主制具有"主权在民"和"轮番为治"的鲜明特色。雅典的民主制度具有历史的进步性,但不可避免地存在历史局限性。     

雅典公民制度刍议

公民,在今天是一个常见的概念,而在世界古代史上,最早和最多见于古希腊,在世界其他文明古国中很少见到这个概念。这与希腊的城邦制度和民主政治有关。通过对雅典公民权的演变、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公民与城邦及民主政治的关系等内容进行探讨便发现,民主化程度越高,公民权利越大,公民的范围也越大,公民与政治制度的关系越密切。     

雅典城邦制下的民主与法律

古希腊文明历来被认为是西方文明的源头,它所提倡和推崇的民主理念、法治的思想不仅滋养了整个西方文明,对世界法制文明的进步与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千载而下仍然留给我们深深的回味与思考.毋庸置疑,民主与法律会随着人类文明的脚步不断演进,但民主的发展并不必然带来法律的进步,而法治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民主不断完善.本文试就古希腊雅典城邦民主的分析,探究雅典民主发展的特质、民主制度下法治的理念和实践,以及对当前中国的法治化进程的启示.     

奠基于行动的领域——阿伦特眼中的雅典城邦

在对古代希腊制度与思想进行解读的思想家中,阿伦特是较出色的一位。人们透过她的阐发可以看到一个充满属人气质的政治行动领域。同时,其行动概念也蕴含着一种深刻的人文关怀。本文旨在说明,阿伦特对古代世界的考察并非出于一种考古学的旨趣,而是一种哲学思考。因此,对作家本人的解读也要深入这种思考的腹地才能有所收获。     

从雅典与斯巴达城邦看古希腊世界未完成统一的原因

阻碍古希腊统一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希腊人对城邦的热爱与崇拜。斯巴达和雅典在希腊城邦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们的特性影响到了它们统一古希腊,同时它们的政策失误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盛世乡愁——雅典帝国的“传统”与“现代”

波斯战后三十年,雅典强势崛起。如何乘崛起之势,使雅典成为“全希腊的主人翁”,结束希腊世界长期以来列国交争的困局,树立“雅典治下的和平”?这成为几代雅典人的雄心壮志和强国梦想。而在对外致力于实现帝国雄心的同时,雅典城邦内部推行“民主”式的治理方式。民主化在夯实国家基础的同时,却使雅典传统世家贵族在政治上遭到挤压,新兴民主势力与传统贵族势力彼此虎视眈眈,雅典政坛暗流涌动。如果说伯里克利在世时尚能消弭这一对抗的破坏力,但随着伯里克利的突然离世,这一对抗便迅速升级并迅速白热化,进而走向失控,最终成为雅典帝国事业的颠覆性力量。本文以修昔底德著述为基础,结合阿里斯托芬、色诺芬、柏拉图等著作家的相关文本,力图从雅典政治社会的内部视角,揭示雅典帝国在关键时刻所面临的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及其现实后果:曾让雅典人倍感自豪的“民主”,却堕落为政客摇唇鼓舌、群众叫嚣起哄的舞台;雅典海纳百川、万邦来朝的同时,却贵贱不分、优劣混淆,甚至藏污纳垢;雅典人热爱“自由”,却在不断膨胀的金钱物欲的诱使下,日趋堕落为纵情任性,喜新厌旧,甚至好坏不分,是非不辨……透过阿里斯托芬等人的文本,读者不难感受到帝国繁荣背后雅典人对国祚前途的迷茫和深沉的“乡愁”。对于盛世雅典人的乡愁,生活在21世纪的中国人,应当能够感同身受吧!     

古代希腊的城邦与宗教——以雅典为个案的探讨

希腊宗教常常被看成是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崇拜体系。本文提出,希腊人的宗教崇拜实际上为城邦提供了基础。宗教崇拜在城邦政治共同体意识的型塑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城邦内部不同社会组织层面的宗教崇拜共同织造了城邦的社会与政治结构。反过来,宗教崇拜也是以城邦为基础的。城邦对所有宗教崇拜进行细致的管理,并且通过宗教崇拜表达其意识形态。因此,希腊宗教实质上是城邦宗教,宗教和政治是融为一体的。     

从西部突厥到西突厥汗国

西部突厥与西突厥汗国是两个不同概念。西部突厥乃突厥汗国下属西部地区的简称，自始就由木杆、室点密两大汗系组成，并非出自任何单一汗系。作为政权概念的西突厥汗国则是突厥汗国全面分裂、20年内战演变的最终结局。西突厥汗国的创始者并非出自室点密汗系的达头可汗或射匮可汗，木杆-阿波汗系的泥利可汗乃是西突厥汗国的创始者，仁寿三年（603）是西突厥建国的历史标志。     

论中世纪德意志王国的《城市法》

中世纪德意志王国从公元919年亨利一世被选为国王开始,他的城市法的发展便跟欧洲其他一些国家城市法的发展情况大致相同。但在德意志国家的统一过程中及在欧洲的法律发展过程中,德意志王国的《城市法》在此期间却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影响极积而深远。     

试析雅典法律对奴隶的保护

在古代雅典,立法者为了保证奴隶制度的稳定,缓和阶级矛盾,对奴隶主的权力进行了某些限制,为处于弱势的奴隶提供了些许保护。本文认为,雅典法律对奴隶的保护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奴隶免受他人任意杀死的权利,奴隶免受他人任意伤害的权利,奴隶避难和要求更换主人的权利。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其着眼点并不在于奴隶,但在实际运行中,这些法律却起到了双重作用：既维护了公民和奴隶主阶级的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奴隶的人身安全。     

论拜占廷帝国科穆宁制度的历史作用

科穆宁制度是1081年阿莱克修斯上台后建立的以皇帝为中心、以皇帝的家族为统治基础的政治制度。这一制度确立了皇帝家族和军事贵族的统治地位,建立起庞大的皇帝家族对非皇帝家族的绝对优势,为科穆宁王朝前三位皇帝提供了坚实的统治支柱,使他们加强了中央集权,恢复并保持了对贵族、官僚政治、军队和君士坦丁堡民众的控制,最终遏制了11世纪以来十分严重的贵族叛乱和阴谋活动,为拜占廷帝国在1081—1180年出现的百年繁荣局面奠定了基础。     

论奴隶在古代雅典银行业的地位

在古代雅典,奴隶在银行业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可以从事重要业务,还能以租借的方式经营银行,甚至可以籍此获得释放。奴隶在银行业举足轻重地位的确立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20世纪初英帝国建制工作评析

20世纪初,英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帝国建制工作。早已衰落的自由主义再度成为帝国建设的主导思想,文化相对主义、社会主义也适时对帝国建设提出补充性看法。根据这些理论,英国建成了白人移民殖民地、印度、附属帝国三层帝国管理体制。然而,该体制也暴露出了滞后性和难以真正解决权力平衡的弱点,这与后来的帝国解体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罗马帝国与海盗

为当前打击海盗提供借鉴和参考,就罗马帝国时期海盗问题进行研究。分析认为,海盗的存在有其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当时海盗已影响到罗马帝国的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全;罗马帝国采取组建帝国舰队、特设专职官吏等措施打击海盗;蛮族海盗的入侵加速了晚期罗马帝国的灭亡。     

罗马共和末期和帝制初期家奴、被释奴在政治上的作用

罗马共和末期和帝制初期,家奴和被释奴由于和主人关系密切,往往作为主人的亲信参与罗马的政治斗争,在罗马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相比较而言,被释奴要比家奴的影响更大,他们有些被权势人物和帝制初期的元首委以重任,甚至担任重要官职。     

辽朝与大食帝国关系考论

辽朝与大食帝国长期保持着频繁的商业贸易关系,史书对此虽鲜有记载,但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却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大食盛产的玻璃制品、犀牛角、乳香、琥珀、玛瑙等都通过丝绸之路大量流入辽朝,倍受辽人的喜爱。在大食帝国境内盛行的打马球、猎豹技术,以及大食出产的金银器、瓜果、蔬菜等,也都传入辽朝境内,并反映于各种文献记载或内蒙古东部地区、辽宁等地发现的辽代墓葬壁画和佛塔雕刻中。大食文化与物品的输入,极大地丰富了辽人的社会物质文化生活。同时,通过贸易往来,辽朝文化对大食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二者的交流是双向的。     

论西夏的基层组织与社会

受文化传统、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西夏的基层组织有别于传统的汉地模式。西夏基层社会中存在着两种基层组织的现象:既有唐宋基层社会中的乡里制度,同时还存在与吐蕃相似的部落制度,对"首领"的考论成为认识西夏基层部落制度的关键。西夏存在两种基层制度以及部落制度的消亡等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