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民权利看待新农村建设

农民权利问题是新农村建设的关键问题。农民的各种权利是否得到尊重,是新农村建设得失成败的最终衡量标准。从农民权利看待新农村建设,实质上就是以人与公民的基本权利去看待新农村建设。它要求我们必须在新农村建设中,通过改革与创新,努力消除长期以来农民在经济、政治、社会方面的各种权利贫困,唤起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保障农民基本权利的平等,强化对农民权利的宪法保护,建立健全农民的维权组织,充分发挥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制约农民致富的制度分析

本文认为农民贫困有三重含义 :一是货币的和实物的收入低、享受的社会福利少 ,即收入贫困 ;二是创造财富和收入的能力差 ,即能力或人力资本的贫困 ;三是获取收入或财富和提高能力的权利和机会少 ,即权利和机会的贫困。这三重意义上的贫困内在联系 ,而且形成恶性循环。从根本上说 ,农民贫困是制度性贫困 ,是不合理的制度决定了农民贫困、制约了农民致富。现行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税费制度、教育制度和政治体制中不合理的成分是导致农民贫困或不能致富的主要因素     

从中国农村贫困的特征分析看反贫困战略的调整

经过多年的扶贫开发,中国农村的贫困状况得以根本性改善.当前农村贫困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农民阶层性的相对贫困、暂时性贫困更为突出,贫困人口分布更分散,农村贫困有向城市蔓延的态势.农村贫困的根源是“制度不利”造成农民普遍发展机会、权利不均等,农民能力匮乏导致的贫困.必须根据当前农村贫困的根源及主要特征及时调整我国的扶贫战略,才能实现中国农村反贫困的跨越式发展,真正实现贫困的终结.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多元扶贫逻辑与公共治理

多元贫困理论不仅关注收入贫困,更注重对贫民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的探讨,这对我国反贫困事业提出更高要求。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农村反贫困进程中,实现了科技扶贫和自主扶贫相结合,在提高贫困农民经济收入的同时,也帮助其缓解了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因此更符合多元贫困论的扶贫要求。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多元扶贫逻辑也有其条件约束,贫困地区应该结合当地致贫因素和资源特点,有针对性地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帮助其全面发挥扶贫效应,并防止其各类异化。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民贫困问题新议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针对新农村建设以来中国农民依然贫困的现实,文章分析了造成农民贫困现状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农民权利的缺失,因此要从根源解决问题,即要还农民以权利,提高农民自身的文化素质,新时期要重新树立"重农"意识,增强作为农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通过"以工带农、以商带农"战略解决"三农"问题。     

构建和谐农村社会保障的难点问题研究

构建和谐农村社会保障可以促进城乡和谐发展,可以实现农村内部的和谐.构建和谐农村社会保障的难点在于农民潜在的脆弱性风险不均衡、农民的能力贫困导致难以选择享受公共产品的权利和社会排斥力对农民的排斥作用.主要解决措施有大力发展落后地区的产业化组织,进一步减轻贫困农民负担,完善落后地区的农业基础设施,提高贫困农民的身体和文化素质,规定农民的平等权,提高农民的地位,建立城乡协调、体系健全的社会制度等.     

论弱势群体幸福权利及其保障

理解幸福权利有两个维度:一是幸福本身就是一种权利;二是享有幸福和追求幸福是一种权利.幸福权利概念本身应该是两个维度的辩证统一.弱势群体幸福权利具有幸福共性,同时突出自身特殊性.弱势群体在享有幸福权利和追求幸福权利过程中遭遇了众多障碍.为此,使弱势群体享有幸福权利最主要的措施,除了消除经济贫困和权利贫困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要消除精神贫困.只有从伦理精神上建构起弱势群体幸福感,享有幸福权利才最为彻底.     

从土地保障性到公民救助权——农村五保制度变革的机理探讨

土地的保障性很容易使得土地被界定为社会保障,通过分析发现农村家庭因为缺乏劳力而使土地的保障性无法实现,但农村的集体化使贫困农民成为整体劳动力的一部分而享有了土地的保障性.家庭承包制后,贫困家庭的土地保障性无法实现再次凸显,国家出台新的条例赋予贫困农民基于公民权的社会救助权利,最终实现了五保制度的巨大变革.     

发展权视角下的农民贫困

中国农民贫困的原因在于发展权的“贫困”。发展权被剥夺的影响比收入低下的影响更严重,发展权“贫困”限制了中国农民的发展机会和空间,发展权对贫困主体具有内在的价值功能。正因为如此,中国农村扶贫重点应逐步从物质扶贫和能力扶贫转向权利扶贫。     

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构建农民权利保障机制

要实现公平公正地享受利益,就离不开实现利益的本质——权利。权利的缺失也是一种贫困。本文引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旨在说明所有围绕化解“三农”问题方面的体制创新都必须着眼于更有效地保障农民的权利。把构建农民权利保障机制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需要突破认识层面和实践层面的障碍。     

贫困解释的两个维度:权利与排斥

超越文化与制度的局限,从权利与排斥的双重维度对贫困问题进行系统的阐述,为人们认识贫困拓展了新的理论视野.从权利的维度,贫困意味着穷人的民事权利、政治权利、基本福利权、特别是社会权利的被剥夺.从排斥的维度,贫困被视为边缘化或隔离化的过程,意味着穷人的社会参与权的被排斥、没有以一个社会公民的身份参与正常活动的状态.因此,反贫困是一项系统的社会治理工程.     

持续不平等与贫困的累积

市场经济的效率功能并没有解决不平等与贫困这一经济社会问题.贫困是经济性权利与非经济性权利相对缺乏的不平等状态.贫者和富者在持续不平等条件下的无限重复动态博弈,促使两者的差距即贫困的累积呈现出递增趋势,但它也受人们对贫困的容忍程度诸如贫困的外部性、经济波动与增长、环境退化以及可持续发展问题等因素的约束.而对这种约束条件的改善,不仅可以提高效率,还为贫困的累积扩展了新空间.     

贫困与普遍人权的地方性

本文从理论上思考人所能享有的各种权利之间的关系,以及各个国家之内和世界上既成规范的财富分配,以及人们对自己国家及世界上的贫困做出的实际反应。我们认为权利是普遍适用的,而权利和自由为我们限定了减少贫困的义务。不管如何定义自由,贫困的增加———理论上和实际上都如此———导致的是自由的减少。自由的程度决定权利的实际存在或不存在,所以贫困会影响人们可能享有的权利。不过,减少贫困的义务并不意味着保证普遍一致的规定。这样做既在实践中不可行,也不符合公正的要求。尽管如此,相比于过去,我们现在对世界上穷人所负的义务更多。全球化扩大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道德社会,从而影响到我们和其他人的权利与义务;经济互动和相互依赖的程度越高,则界定权利的物质基础不复存在的限度值就越有可能相互交汇。这种相互依赖性的发展尤其会导致发展中国家的限度值的提高。     

城市体制外贫困社群的生产与再生产

体制外贫困社群是一个尚未进入政府视野的、正式的统计和扶贫政策不覆盖的但已经客观存在的城市贫困群体。深刻的权利贫困是他们陷于贫困的主要原因,权利贫困迫使他们不得不采取体制外生存的方式以维持极低的生存底线;权利贫困又衍生出一种贫困的生产与再生产机制,成为贫困持续化的根源。     

维稳的逻辑解读:以权利贫困为视角的检讨与反思

当下社会发展带来的诸多不公问题在法理上可以用权利贫困来概括。权利贫困的提法虽有助于认知权利的实际运行状况,但权利贫困的客观解释论,即资源稀缺造成权利贫困,易误导维稳工作,使维稳的逻辑倾向于资源补偿型,既忽视了沟通型维稳,也使维稳陷入越维越不稳的困境。以权利贫困为视角,梳理并分析权利贫困,阐明其与维稳的内在逻辑联系,探讨社会现象背后的权利和权力的运行机制,可以为维稳和社会公平提供有效路径。     

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与三农制度变迁

转型时期农民的贫困主要是制度性贫困.地方政府道德风险是造成农民制度性贫困的重要原因.解决"三农"难题必须重视地方政府道德风险问题.创新激励和约束机制,实现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全国农民在制度变迁中的激励相容.现实的对策是采取有力措施壮大农民工的力量,改革传统的"三农"制度供给模式,扩大农民的消费者主权.     

贫困异构与治理集成——基于数字孪生城市的权利逻辑

作为一种新兴技术,数字孪生通过实时映射助推了城市数字化转型,同时带来数字盲区识别的新任务。城市贫困治理建立在盲区识别之上,然而数字孪生技术在识别个体性贫困、区域性贫困以及技术性贫困的同时,也面临着技术性边界。从宏观城市史出发,城市权利是现代城市发展的基本逻辑,城市贫困归根到底是权利的贫困,城市权利恰恰由于其非标准化而难以辨析。数字城市的贫困治理需要从技术与制度两个维度协同推进。不同个体、区域的城市贫困差异背后,是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身份之间的权利“异构”,数字城市的贫困治理要立足这些差异,通过城市贫困问题的实时映射与政策模拟,为统一的社会保障的制度“集成”提供持续性的技术支持。     

城市农民工多维贫困及治理路径研究

农民工在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过程中,出现了贫困问题。这一问题直接影响着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也关系着城市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当前,农民工城市贫困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经济贫困、权利贫困、精神贫困、文化教育贫困、能力贫困、社会资源贫困等等,各种贫困现象开始在城市农民工身上出现。导致贫困的发生主要有制度设计、资源分配、城市化建设、自身素质、文化与心理冲突等方面的因素。因此,必须采取各种措施,从区域协同、主体合作、治理模式创新、手段优化等方面来推动城市农民工贫困的治理。     

论转型期弱势群体政治参与与社会公正

转型期弱势群体政治参与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弱势群体政治参与权利的贫困,即在政府主导的各种价值分配中以及与此有关的各种公共政策制定中,弱势群体的愿望和利益得不到及时、有效、真实的反映,与其他社会群体相比,弱势群体处于政治参与权利不平等的地位。社会公正的实质是社会主体权利的平等性,而转型期弱势群体在政治参与权利上的不平等违背了社会公正原则,所以解决好弱势群体政治参与问题是促进社会公正的必然要求。     

论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权利的保障——以宪政为视角

宪法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我国宪法对农村的经济体制、土地制度以及农村基层自治制度进行了基础性的规定。这些规定为我国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提供了宪法保障。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宪法和相关法律在制度安排上也存在着对农民这一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方面的不足。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农民的主体地位能否得到确立、农民的各种权利能否得到尊重,是新农村建设得失成败的最终衡量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