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的教育情结与倪焕之的心灵变迁

叶圣陶是 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位始终情系教育、献身教育的著名小说家,他写于 20年代的著名长篇小说《倪焕之》不仅成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走向成功的重要信号,而且也是他的教育情结和历史感受的艺术释放。本文探索了叶圣陶的教育情结与主人公倪焕之的心灵变迁的关系,着力透视了主人公的精神典型意义,并揭示了小说在艺术上的成败得失。     

论“倪焕之”式的革命道路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长篇小说之——《倪焕之》,是叶圣陶的重要作品。它真实地反映了从辛亥革命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历程和精神面貌。作品描述了富有革命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倪焕之,怎样受时代壮潮的激荡,又怎样从希望——奋起——失望——再希望——再奋起,直至幻灭的过程;这就明确地告诉人们:“倪焕之”式的革命道路是走不通的。而长期以来,不少评论者认为倪焕之到上海后,思想有了质的飞跃,是“从埋头教育到群众运动,从自由主义到集团主义”(茅盾《读(倪焕之)》),是“由最初的改良主义性质的教育救国,到后来转向     

《倪焕之》接受的四个视野

1929—2009年长篇小说《倪焕之》的接受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视野:扛鼎之作、教育—革命小说、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现代人状态。由于接受的标尺不一,"扛鼎之作"仅成为文本时代性的一个表称尴尬地存在于《倪焕之》的接受视域中,是否具有这一特性至今悬而未决;"教育小说"则多着眼于文本所展示的教育内涵,不免偏离文学的审美轨道";革命小说"又将文本的审美意涵维系在革命的意义上且过于理念与主观;"教育—革命小说"时过境迁视野不再。顾彬的"现代人状态"视野将小说放入20世纪世界现代化的语境中,从现代性的视域审视中国人在现代观念的冲击下产生的现代人状态,使《倪焕之》获得了全新的解读,为《倪焕之》的接受打开了新疆域。     

浅论教育小说《倪焕之》

叶圣陶长期从事小学教育,对旧中国的教育界十分熟悉,描写旧教育的内幕,表现少年儿童的生活,刻画旧时教员的形象和内心世界就成为他创作中最重要的题材.<倪焕之>是他具有重要影响的长篇教育小说,由这部小说入手研究倪焕之的教育思想,发掘叶圣陶的教育理想,透视他的教育世界,发掘<倪焕之>的文学价值.     

读《倪焕之》

《倪焕之》是叶圣陶于二十年代写的反映小学教师生活的长篇小说.《倪焕之》所反映的时代,是一九一六到一九二七年的动荡十年间.这期间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相继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诞生、"五卅"反帝爱国斗争和"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小说不仅艺术地再现了小学教师倪焕之在这些历史剧烈变动过程中的思想变化和生活道路,而且围绕着这条主线揭示了当时中国教育界的混乱和社会的黑暗状况,展现了当时广阔的历史背景.《倪焕之》是我国二十年代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部比较成功的长篇小说.它在中国现     

论 《江湖奇侠传》与 《近代侠义英雄传》的小说评点

平江不肖生的武侠小说代表作《江湖奇侠传》与《近代侠义英雄传》自1923年开始连载于《红杂志》与《侦探世界》,分别由施济群和陆澹盦评点,二者的评点在民国武侠小说史上具有一定的意义。它们均基于明清小说理论展开,施济群评点的重要价值在于为《江湖奇侠传》的传奇性提供辩护,其立场较为传统;陆澹盦在评点时,一方面强化对《近代侠义英雄传》的文本细读,另一方面则突显社会问题意识,就这一时代人们所关注的中西文化对比、武德修炼等话题展开讨论。二者的评点集成了清末民初的部分重要武侠小说观念,是1920年代中国武侠小说乃至通俗小说批评的范本。     

德国的忧郁和中国的彷徨:叶圣陶的小说《倪焕之》

文章从现代性的角度 ,解读叶圣陶小说《倪焕之》。这个解读不仅指出小说主人公倪焕之 ,在面对中国社会向现代性转换中所承受的不能解脱的彷徨 ,而且揭示出现代性在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作为一个诗歌古国的内在基础——民族文化的整体感。在此基础上 ,文章探讨了 2 0世纪中国小说取代诗歌、成为主导文学形式的社会文化根源。文章把它的研究放在中国和德国对比的层次上 ,指出面对现代性转换 ,两者历史情况不同 ,但又具有同样的基本困境。     

地方性书写的困境与可能--以王跃文《漫水》的空间叙事为视角

地方性书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传统,这种书写方式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主要表现为以地方经验来反抗单一化的民族国家叙事。这种叙事的维系有赖于相对完整的乡土经验,但随着中国越来越卷入一种全球化语境以及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地方性书写日益失去其存在的现实依托。《漫水》是一篇优秀的小说,但它的那种淡化历史意识的“诗意化”书写方式在今天很难具有可持续性。文学需要在历史与想象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既要有真正的虚构能力,也要有足够的历史意识。在诗歌与历史的对话中,地方性书写仍然是可能的。     

“民国文学机制”与现代文学期刊研究的视野拓展——以《小说月报》研究为例

在《小说月报》的评价传统中,1921年茅盾的革新是一条前后期泾渭分明的"界线",导致《小说月报》研究中出现了断裂性和含混性。这条"界线"的出现,与现代文学研究中"新与旧"、"现代与非现代"的既有框架相关,更关系到现代文学话语体系的建立。从当前的《小说月报》研究趋势来看,质疑这条"界线"的声音不断出现。要破解当前《小说月报》研究中的疑惑,获取新的学术增长点,从"现代文学"的意义概念回到"民国文学"的时间概念不失为新的思路。在"民国文学""返回历史现场"的倡议下,"民国文学机制"更加关注作家生存空间、作品传播机制及作家精神空间的保障,为"如何返回历史现场"提供了更为可行的操作路径,从而为现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研究态度、方法、内容及旨归上的启示,为包括《小说月报》在内的现代文学期刊研究获得更加宽广的视野。     

西汉长安的都城美学与物态哲学

在古代中国,都城作为文明的容器,也是政治理想和哲学观念的物态呈现。西汉的政治与哲学均自有特色,这种特色烙印于长安。首先,长安随着政治理念和政治路线的变化,表现出比较明显的都城意象的转变。前期以宣示权威为主,追求“壮丽以重威”的美学风格;后期则通过一系列的礼制化改造,将一个世俗而物欲的都城转型为一个更体现礼制原则的都城。第二,西汉哲学虽短于思辨,但长于想象,融入阴阳五行的儒学和神仙方术、谶纬学说等一起提供了“鬼神术数”的世界观。在这种世界观下,长安成为天命的暗示和能通阴阳消息的神圣都城。总之,长安作为西汉政治与哲学的物态呈现,从根本上讲都是在为其政权提供不同向度的合法性证明。     

论叶圣陶的文学教育思想

叶圣陶的文学教育思想是其文学思想与教育思想融合的产物。叶圣陶认为语文教育是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学教育则是语文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根本上遵循教育的一般原则与规律;在教材方面叶圣陶强调要切合学生实际,适应实际需要;在教学内容上兼顾思想内容与文法语言;在教学方法上要使学生能自主学习,分析与体会作品,但不必创作。叶圣陶的文学教育思想具有自身特色,对于今天的语文教育仍有启示意义。     

略论“五四”文学中的海洋书写

"五四"时期,"海洋"作为一个承载着现代意识、世界想象和生命觉悟的特殊意象大量涌入中国文学,深刻改变了现代中国人的文化想象和世界认识,持续生发出一种新的生命气质和文化精神。在"五四"文学的海洋书写中,海洋成为现代理想灌注的新自然,成为凝结着世界图景崭新体验的异时空,其中洋溢着自我生命表达的"动"的精神。而对这现代文明转型中生发的海洋精神的深层读解,却长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空缺。     

民国文学教育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反思

民国文学教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课题.民国文学教育研究在“重写文学史”的思潮中诞生,因“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而逐步走向深化.目前学界对民国文学教育的研究主要从“大学文化”“学科教育”“教育文化”与“教育体制”等四个方面来探讨民国文学与教育的关系问题.尽管民国文学教育研究在“实体内容”和“制度形式”两个方面都取得了不少学术成果,但是由于民国教育体制本身的复杂性和多质性,加之学科与学科之间存在的壁垒障碍,如何采用新的研究范式来处理民国文学教育研究的“中心”和“边界”问题、“文学”与“史学”问题,成为民国文学教育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近世文学与"近代文学"

近世文学在崇尚以个人为本位的尊重个性的精神及对文学自身特征的重视和探讨等方面与现代文学存在着相通之处,因而成为中国文学从中世进到现代的中介.在近世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毋需也不应楔入所谓"近代文学"(1840年至1919年间的文学)作为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桥梁.而且,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十九世纪末时段,并未出现明显的并足以成为一个新的文学历史阶段重要标志的文学新气象.     

为什么关注“民国文学”？——在台湾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的演讲

“民国文学”是继“新文学”、“现代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后的又一个历史概念,与其他三种文学史概念比较,它更加突出具体的国家历史情境,倡导历史还原,返回历史现场,有助于克服其他几种描述脱离历史实际的某些弊端,赋予“现代”具体的内容。在今天,“民国文学”研究已经衍生出一系列更为具体的研究思路。如“民国史视角”、“民国机制”等等,回到“民国”,尊重民国历史的丰富复杂,现代文学研究或许能够获得一次新的生机,这样的研究不仅有利于真正跳脱数十年“阶级斗争”史观的束缚,也有助于摆脱我们目前对西方“现代性”知识话语亦步亦趋的追随,在对民国以来历史的还原和追求中建立我们自己的概念、范式和研究的主体性。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民国文学史”的研究绝不仅仅是历史书写的“命名”问题,不是研究活动的旗帜与口号,更意味着一系列新的文学研究命题的出现,意味着一系列新的洞见和历史细节的发现,当然,更意味着我们研究的当代性的凸显：不仅是用“民国”来概括一段过去的现象,而且是用特殊的历史记忆来反观、反思我们的今天,推动我们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批判。借助“民国文学”这一叙述角度,在中国大陆过去被遮蔽的文学现象、历史现象将重新提出,并引人深思。例如民国经济与文学的关系,法律形态与文学的关系等,回到民国历史的现场,关于“经济与文学”的讨论就不可能是“旧题旧做”,甚至也不能用“旧题新做”来加以概括,在与民国经济相关的这一段文学史中,我们完全可以找到新鲜的“主题”和大量被遮蔽的史实。同样,在排除大量人为的预设之后,我们可以目睹现代法律与文学生产的诸多细节。     

“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

徐德明在《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上发表文章指出,当下小说叙述中“乡下人进城”的书写关涉到中国现代化语境中最广大的个体生命的诸般复杂因素。它对农村与都市之间人的命运的表现,已成为当下小说叙述的亚主流表现方式。小说叙述者代乡下人传达心音,体现其在城市现代化的各种权力关系中挣扎的生存方式。叙述主体的多样性是不同地缘的乡下人进城之差异的表现。这种叙述与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乡下人进城的书写构成的对话,将会对重构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书写发生影响。“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在当下与历史两个维度上与物质、文化语境展开对白…     

中国现代文学的“正名”

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可谓围绕着"正名"来展开。首先是为"文学"正名,回到文学本身成为上世纪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主潮,但仅仅依靠纯文学理念本身显然还无法建构一个系统而又完整的现代文学史观;接着是90年代以来的为"现代"正名,从走向世界的现代文学研究到用繁复的"现代性"言说,有关"现代"的讨论越来越充分,但却离中国的历史和文学史实越来越远;新世纪以来为"中国"正名成为新的热点,"民国文学"及其相关概念的价值和意义凸显出来,且亟需不断深入探究。     

族群文化精神史、历史民族志与文学叙事的复合——重论张承志的《心灵史》

张承志的《心灵史》以历史人类学的视野书写哲合忍耶教派的宗教文化精神的发展史。在书写方法上,《心灵史》以历史民族志的书写方法将历史文献与“历史田野”相结合,并以历史想象描叙历史情境。《心灵史》不是纯粹的历史学著作,它沟通了历史、人类学和文学,形成了一种复合型文本。     

被压抑的个人现代性——以《梦之谷》和《神的失落》为例

在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长篇小说创作中,萧乾的《梦之谷》和王西彦的《神的失落》所隐含的问题远非目前研究所呈现得如此简单,它们共同涉及了中国现代知识者自我身份认同、个性解放过程中两性同盟与分歧等复杂问题的叙述.它们共同彰显的是在中国传统经济伦理与中国现代社会宏大目标的双重压力下,另一种“被压抑的现代性”——个人现代性诉求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表达与书写的艰难.两个文本的存在确证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始终是一个“新旧杂陈、多声复义”的存在,对此类文本的新阐释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突破现有文学史叙述框架,呈现一个更为真实丰富的文学历史.     

“民国文学”到底研究什么?——澄清关于“民国文学”研究的三个误解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困局中的一个突破口,"民国文学"的丰富内涵不是人为赋予,而是与当下文学史研究的种种问题联系在一起。了解"民国文学"到底研究什么,可以从三组关系入手清理:"民国文学"与当前其他民国文化现象的关系;"民国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民国文学"与"重写文学史"的关系。透过这三组关系,"民国文学"研究的目的、意义和史学逻辑可以自然呈现,而关于"民国文学"不必要的误解也可以得到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