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仙话的蜕变与异化

仙话发展到清代,发生了巨大的蜕变：梅新林曾经说,清代仙话是“过分‘杂化’以致‘异化’实际上是以牺牲仙话固有的独立品格与价值为代价的”。梅新林所谓的‘杂化’和‘并化’是指：“道释仙怪之合流”,“仙界业已成为一个大杂烩”,但梅新林没有指出把儒家的根本理念掺进本来是讲凡人追求长生、通过修炼可以成仙中故事中才是最大的“异化”。笔者认为,这是对仙话作品灵魂的“异化”,更确切的说,是对仙话的儒化。     

论仙话的蜕变与异化

仙话发展到清代,发生了巨大的蜕变。梅新林曾经说,清代仙话是过分‘杂化’以致‘异化’实际上是以牺牲仙话固有的独立品格与价值为代价的。梅新林所谓的‘杂化’和‘异化’是指:道释仙怪之合流,仙界业已成为一个大杂烩,但梅新林没有指出把儒家的根本理念掺进本来是讲凡人追求长生、通过修炼可以成仙中故事中才是最大的异化。笔者认为,这是对仙话作品灵魂的异化,更确切的说,是对仙话的儒化。     

论仙话的反抗精神

中国古代特有的仙话,蕴含着一种宝贵的反抗精神。这种反抗精神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凡人坚信我命在我不在天的理念,追求肉体成仙长生不老,这其实是对上天命运的反抗;另一方面是修道者以及仙人显示出做人应有的高贵与尊严,与权贵斗争,争得做人的权利,这是对社会压迫者的反抗。第一种反抗,从早期的仙话到晚期的仙话一直持续着;第二种反抗,则由于政治、文化和思想的变迁,没有能够很好地持续下来。仙话所表现出的反抗精神,是古代中国人极为希缺极为珍贵的品格。     

论仙话的反抗精神

中国古代特有的仙话,蕴含着一种宝贵的反抗精神。这种反抗精神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凡人坚信“我命在我不在天”的理念,追求肉体成仙长生不老,这其实是对上天命运的反抗;另一方面是修道者以及仙人显示出做人应有的高贵与尊严,与权贵斗争,争得做人的权利,这是对社会压迫者的反抗。第一种反抗,从早期的仙话到晚期的仙话一直持续着;第二种反抗,则由于政治、文化和思想的变迁,没有能够很好地持续下来。仙话所表现出的反抗精神,是古代中国人极为希缺极为珍贵的品格。     

叙事谜题:再论口述历史与心灵考古

说口述历史是新史料,甚或新史学,都不错,也非全对。口述历史是对个人记忆的采访记录和开发利用,问口述历史“是”什么,不如问个人记忆中“有”什么、采访人要“采”什么、受访人“说”什么。个人记忆里有生命知觉、成长经验、文化习得、专业知识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其中有史料或史学资讯,还有丰富的人文和社会科学信息资源。只不过,个人记忆的百科全书,通常是无分卷、无章节、无编目且内容混沌模糊、信息真伪难辨且多断简残篇,加之口述人由于社会压力、文化禁忌、隐私顾虑、知识局限、叙事习惯等多种原因,或不说,或少说,或敷衍了事,甚至言不由衷,采访及其所得都需要进行心灵考古研究。心灵考古需要心理学、传播学、语言学、叙事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及生理学知识技能,并回馈诸学科以丰富数据和信息,增进人性理解和人学(science of men)知识。口述历史之心灵考古,有巨大的探索空间。     

蓬莱仙话传统与历代帝王寻仙活动

山东、尤其胶东一带 ,是蓬莱仙话的发源地。南起琅阝琊、经崂山、成山到芝罘 (今烟台市 )一线 ,是古代帝王遣方士巡仙访药的重点区域。古老的仙药传统促使帝王们产生了长生不死的贪欲 ,而帝王寻仙的兴趣又促进了方士仙术神话的形成和发展     

论碑志文的正体与变体

碑志文源于先秦,多用于殡葬礼俗。汉以后碑志文创作兴盛,最终呈现出正体、变体两种形式,蔡邕和韩愈分别为其代表作家。碑志文正、变之间的演进合乎时代社会风气和文学发展规律,其区别在于体例格式、思想内容及写作手法的不同。正体和变体既是相互对立的,又是相互联系的,其相互作用促进了碑志文体品位和审美要求的形成,也促进了碑志文创作的繁荣,具有重要的文体辩证价值。     

论杜甫诗歌的大乘悲怀与家国观念

杜诗民胞物与、爱及天下的悲悯情怀,超越了儒家忠君爱民、忧国忧民的阐释范畴。杜诗中最具“诗史”风貌的纪事诗、纪行诗所展现的为民请命、热爱生灵的品格,以及一生执着的济世之心与一贯所走的现实之路,深契大乘佛教不住涅槃、关注人间、饶益众生、利乐有情的精神主张。杜诗由是超越了时空的局限与时政的狭隘,蕴藉着铺天盖地的气力,呈现出大慈悲、大关怀的气象,无愧“诗史”盛誉。     

论蓬莱仙话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影响

蓬莱神话系统自它萌生之日起就开始对中国文学产生影响.蓬莱仙话在魏晋南北朝十分兴盛,志怪小说、游仙诗和辞赋等体裁的文学作品皆受其泽溉.志怪小说中出现了对蓬莱仙话的专门记述,蓬莱仙人安期生是其中个性独特的形象;游仙诗也因借蓬莱仙话,曹操、曹植、郭璞等作家或者以之为典实,作全诗之一瓦,或者侈写蓬莱之仙界,为列仙之佐证,或者借神仙意趣,抒发不平之胸怀,增加了诗歌独特的具象性和神异性;在辞赋创作中,傅玄《枣赋》把仙境物品作为独立铺写的对象,更多的作家是借助蓬莱典实,写景状物,表情达意,使蓬莱仙话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呈现出特殊的表意功能和审美价值.     

从“深奥哲学”到“简易哲学”:休谟对理性形而上学的解构

休谟竭力批判理性形而上学的哲学方法论,力求为哲学重新奠基。经验主义哲学方法对于解构理性形而上学的结构和体系具有毁灭性作用。休谟将一切观念最终都还原为印象,一切观念都可以从印象中寻找到初始根据。在休谟看来,印象优先于观念的原则普遍有效。精神世界的观念之间的相互吸引作用与自然世界的自然事物之间的作用具有相似性。与理性形而上学不同,休谟借助于人在经验和观察基础上养成的习惯界定一般观念或抽象观念,并借助于语言寻求一般性。在反驳笛卡尔自我观念的虚妄性基础上,休谟将自我观念严格地限定在经验与观察的印象基础之上加以阐明,即在原始知觉印象的基础上借助于经验和观察的方法对自我观念进行哲学辩论、辨正和改造。     

论先秦儒家的革命观念

先秦儒家政治思想有着繁复的内容,革命观念既是其中之一,它受西周时期的革命观念的影响,并且与民本思想紧密结合,《周易》中的《革》卦对其有理论性的概括,而战国时期的著名儒者孟子、荀子,更是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发挥与阐述,使之在儒家的政治思想中具有更加合理化的位置,并且影响更加广泛。     

先秦的变形观念及其发展

先秦基本上没有随意变形的观念,其变形主要为客观变形和隐显变化两种:客观变形以自然物为主要对象,一般是客观的、被动的;隐显变化以神鬼为主要对象,一般具有自由性和主动性,但只存在隐和显两种状态。以后,两种变化逐渐融合,先后出现了鬼神随意变形和精怪随意变形等形式,至魏晋,变形观念完全成熟。在变形观念的发展中,神仙思想、外丹黄白术、佛教观念等先后起了重要作用。     

神仙观念与神仙信仰的现象学思考

“神仙观念”与“神仙信仰”乃人类生存中完全不同的生存维度。作为信仰的神仙,不是任何关于神仙的观念、思想和知识,而是人作为能在释放出来的一种独特生存方式。神仙实质上是一种在启示中临在的再生方式,即终有一死者朝向无限之境域生存的再生方式。     

何以不朽:先秦史论中的人之发现

先秦留下的史论,提供了"人之发现"的部分片段。以《吕氏春秋》为代表的先秦黄老学说,提倡在节欲的前提下,适度满足人的欲望。在类似的文献中,养生的目的是治国,追求的是现世价值。到了庄子那里,个体生命具备了与王命和天命对抗的地位,其价值完全超越了国政的意义,成为真正私人的追求。春秋时期,出现了另一种观点,即以奉献生命、牺牲生命而获得"不朽"。这种观念追求的是永恒价值。无论是将保养性命与政治价值相等同,还是单纯追求生命长度,抑或探索生命的永恒价值,其落脚点都是人的生命,亦即人本身。     

《先秦政治思想史》方法论探微

梁启超以研究领域宽泛而著称,后人对其著述品评甚多,却有一些问题始终未被重视,对其思想史的方法论研究即为一例.通过对《先秦政治思想史》的分析,可以看出梁启超对先秦政治思想的解释可谓粗精杂陈、得失参半有其新意,却又不够精审;力图展现经典原貌,却又浅尝多变;主客观交相结合,解释的规范性与主观性、经验性杂为一体.     

明代肖像画——不朽的传写

明代肖像画在历经唐宋元的延续与嬗变之后,达到一个艺术高度,并形成了鲜明的特色与完善的体系。透过大量的存世之作,我们有幸较全面地认知其艺术高度以及相关时代社会、文化背景。     

先秦儒家动物保护伦理思想刍议

先秦儒家动物保护思想观念已经初步形成。它以“天人合一”思想为精神支柱、以“时禁”政策为行为规范、以及“不为己甚”的中和态度提出了独特的动物保护理念,为我们今天的环境保护提供了积极的借鉴。      

先秦儒墨道死亡观比较研究

先秦儒、墨、道三家的死亡观对当时及后世都有重大影响,但又各具特色。在死亡的态度上,儒家既信天命,又强调对死亡的超越,墨家通过＂非命＂实现对死亡的超越,道家持一种生死自然观;在对安葬的态度上,儒家主张厚葬,墨家主张节葬,道家持一种高度达观的态度;在鬼神观上,儒家持模糊立场,最终否定鬼神,墨家明鬼,道家持一种自然主义的立场;在祭祀观上,儒家重视祭祀,是一种理性和情感的结合,墨家也重视祭祀,出于一种功利主义的态度,道家认为信道胜于信鬼,故不必祭祀鬼神。     

从两汉人名看汉代的神仙信仰

汉代人名中有大量反映长寿、长生观念的用语,而且其时代集中在西汉武昭宣三朝.这反映了神仙信仰的社会影响在武昭宣时期发展到顶峰,此后逐渐衰落.神仙信仰在汉代的盛衰有着复杂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