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谏官任职资格中的文学因素

唐代政治重尚谏 ,在谏官的任职资格中 ,文学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唐代谏官的任职制诰中 ,有文学与学术并举、文学与政能并举、文学与德行并举三种现象。唐代谏官任职资格中的文学因素 ,综合了儒、吏、行、史诸方面 ,超越了纯粹的艺术范畴 ,赋予了文学和文学家重大的使命和责任     

唐代谏诤风气与文学家谏官的命运

由于在唐代谏官任职资格中,文学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因此,文学家以其所秉有的文才成为谏官队伍中的主力。尽管唐代君王基本都有求言纳谏的意识,但在不同的时代,谏诤风气还是有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直接影响到了唐代文学家的人生轨迹,改变了他们的政治命运。可以说,唐代文学家的政治命运折射着唐代的政治风气和唐王朝的命运。     

唐代文人园林的政治文化意蕴

唐代文人园林既具有私人空间的独立性,又受到公众世界的政治牵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领域。统治阶层凭借政治权利以赏赐与没收的形式对文人园林进行政治介入与干预,士大夫文人则发挥了园林在进仕与退隐中的政治功用,文人园林在统治层的政治掌控下、士人的政治权威认同及政治理想表达中蕴含了政治文化意蕴。这种政治解读,揭示了文人园林长期被遮蔽的政治性,这是当前唐代园林文学与文化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唐代御史厅壁记写作的文学与文献学价值——以李华､柳宗元厅壁记写作为例

“厅壁记”是镌刻在古代衙门的墙壁上,记述历代职官沿革、制度得失、官员迁转等,具有警示教育意义的一种文体.唐代御史的厅壁记写作重视“法”的作用,有些甚至上升为国家意志,与粉饰太平的馆阁文学大不相同,是中国法制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唐代御史的厅壁记写作有着独特的文学价值:(1)李华、柳宗元的诸多厅壁记均用散体文写就,简洁真切,议论精警,已开中唐古文运动的先声.(2)唐代御史在厅壁记创作中注入鲜明的主体意识,语言辛辣,发人深思.唐代御史厅壁记的文献学价值表现在:一是订补现存史志文献之阙,促进唐史研究的深入;二是有助于对唐代文学发生背景的了解.唐代御史厅壁记因观览人数较多,其公众宣传、社会传播、舆论导向之作用亦不可忽视.     

唐代御史纪行诗的认识价值

唐代御史台作为朝廷“纪纲之司”,职责广泛而重大,唐代御史由于职事活动的需要,经常巡查州县、巡边查访、知南选、出使各国。唐代御史行使其职事活动的过程,也是文学创作的过程。因监军、使边、巡边、带宪职入幕等多种原因,唐代御史出入边塞,“得江山之助”,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边塞诗,御史出行成为唐代边塞诗繁荣的推动因素之一。御史文学家在其职使行程中,还描写了特定地域的自然风光、民风民俗,这些诗歌不仅拓展了唐代文学的地理空间,也为唐代山水诗的兴盛带来契机。唐代御史纪行诗,是了解唐代地域文化风貌的宝贵资料,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独特的认识价值。     

论《旧唐书》的是今文学观与多元化思想

《旧唐书》所秉持的是一种是今文学观。是,即肯定、赞美;今,即唐代。这种文学观在《旧唐书》中是从两个向度展开的。在文学发展观上,《旧唐书》认为唐代文学自有特色和优点,应该肯定并赞美。在文学价值观上,《旧唐书》认为唐代文人之德也许不足但才气才能和名气名声更大,也应该肯定并赞美。《旧唐书》还有多元化思想倾向,以儒为主,兼容释、道。     

翰林学士与唐代文学

唐代翰林学士是“天子私人,“”侍从亲近,人臣第一,”在皇权享有绝对权威的封建国家位极人臣。翰林学士由文士充任,因此又可谓是词臣之首。身负政治与文学的双重角色,占据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制高点,他们跟文学的关系不同于普通的文人。翰林学士对文学有隐性与显性的双重作用,不仅以卓越的创作与理论丰富了唐代文学,同时还以特殊的身份影响着文人心态与文坛走向。     

唐代御史活动与判文文体的成熟

御史活动对唐代判文文体的成熟具有促进之功：（一）御史在唐代判文写作中具有引领作用。一些御史本来工文,又有司法实践,他们倾力于判文写作,这类“how to”类著作对一般士子学习判文制作实际上起到了引领作用,张鷟《龙筋凤髓判》是典型代表。（二）唐代司法审判程序对判文结构的影响。御史的司法实践,有助于他们提高营构判文叙事结构的能力。（三）御史的“法律思维”对判文修辞的影响。唐代判文写作中的情感取向、注重修辞、伦理感染等,是传统法律思维模式在判文制作中具体而生动的体现。     

汤显祖与唐代文学

汤显祖之所以能写出《牡丹亭》）这部不朽杰作,除了其他因素外,还与他受唐代文学的影响有关。唐代文学对汤显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情”、“奇”、“神”、“丽”四个方面。所谓“情”,是指唐代文学重视抒发真情;所谓“奇”、“神”,是指唐传奇重视情节构思的新奇、重视人物刻画的传神;所谓“丽”,是指唐诗特别是晚唐七言律绝重视语言的工致婉丽。汤显祖对唐代文学极为熟悉和喜爱,他写作《牡丹亭》时有意在以上四个方面继承借鉴唐代文学,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评李德辉《唐代文馆制度及其与政治和文学之关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致力于古代文史哲的跨学科研究，唐代文学研究尤其堪称典范。程千帆、罗联添、傅璇琮诸先生筚路篮缕，开跨学科研究之新风，不少中青年学者继起，积极致力于唐代文学与政治、文化、风俗之关系的探讨，涌现出不少颇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李德辉新著《唐代文馆制度及其与政治和文学之关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6月版）就是他继《唐代交通与文学》一书之后又一部唐代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力作。     

杜甫诗歌的唐代批评

杜甫生活在具有浓厚浪漫气息的盛唐诗坛,生前不为时人所重,诗名不彰,与之交往唱和的众多著名诗人竟无人称赞他的诗歌;传至中唐,受到了著名诗人元稹、白居易和韩愈等人大力推崇,从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块无法逾越的丰碑;传至晚唐,诗人学习杜诗和批评杜诗,纪念、凭吊并神化杜甫,从而把杜甫推向诗歌的神坛.     

论唐代物价的几个问题

虚估是以虚钱估物价 ,最初因乾元二年 (75 9)虚钱的初次产生而出现 ,又因宝应元年 (76 1)虚钱的消亡而不复存在 ;省估也是一种虚估 ,但它不是因虚钱而产生 ,而是由省估产生虚钱 ;省估因两税法实行后农民负担加重而在建中二年 (781)至贞元二年 (786 )间产生 ,因是各地征收虚估物的标准物价 ,也称中估 ,但不能称“省中估” ,现有文献中无此说法。省估虽然在减轻百姓负担方面的作用很有限 ,但因方便统治者做到“量出为入”而长期存在。     

唐律与唐朝的刑事司法制度

唐律是唐朝刑事司法制度的体现者、规范者和捍卫者.唐律的内容体现了刑事司法的主体、参与人、程序、证据、强制措施、法律的适用、刑罚的执行等方面,是唐朝刑事司法制度忠实的体现者.唐律对唐朝刑事制度的规范比较全面、具体和易操作,为这一制度的适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唐律通过刑罚手段来惩治违反刑事司法制度的行为,力度比较大.唐律能与唐朝的刑事司法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主要是因为唐律包含有唐朝刑事司法制度的调整范围.詹初的主流刑事司法思想起了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疏议"起了完善唐朝刑事司法制度内容的作用等.在唐律与唐朝的刑事司法制度方面,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首先,唐朝前、后期刑事司法制度的执行情况大不相同.其次,后世律典对唐律中的刑事司法制度都有沿革.最后,唐律中的刑事司法制度与古代东方其他法中的刑事司法制度相比.差别十分明显.     

论唐帝王对唐诗发展的影响

唐诗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顶峰,唐诗园地百花齐放;唐诗大家灿若群星。唐诗是唐代诗人群体的智慧结晶,但唐帝王对于唐诗发展的影响也非常重要。唐帝王身体力行对唐诗创作起着导向作用,举办应制、诗会活动对唐诗创作产生推动作用,看重诗人、礼贤下士对唐诗创作起到鼓舞作用。     

御史活动与唐代公案传奇的审美生成

唐代御史活动与唐代公案传奇生成之间的因缘关系,可以从下述3方面论述：（一）御史活动与公案传奇故事的生成。唐代御史的监察、断案活动为公案传奇创作提供了丰富而便捷的素材。（二）御史＂精察＂思维与公案传奇＂变故＂叙述的生成。作为一种审美形态,＂惊奇＂是由故事的＂变故＂形成的,而御史断案中的＂精察＂正有助于公案传奇的变故叙事,形成富有＂突转＂性、惊奇美的叙事张力。（三）御史活动的伦理内涵与公案传奇价值取向的生成。御史活动的伦理内涵为公案传奇创作提供了明确的导向,进而培育了御史文学家＂寓意于事＂＂、借事明义＂的创作理念,促成公案传奇独特的价值取向。总之,唐代御史经由特定职事活动所形成的传奇事迹、思维方式和伦理取向,成为公案传奇生成的催化剂,并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唐代公案传奇的鲜明特征。     

唐代书手探微

唐代书手概指设置于官府图书文化机构中具备相当书法技艺的抄写者,在唐代官僚体系中品居流外,积劳累考后可入流,政治、经济地位普遍不高。当代学者考察唐代流外人员时对书手关注甚少,故此,探讨唐代书手的设置、地位及出身入仕状况,是对唐代制度史研究的有益补充。     

唐名相姚崇五世孙姚勖自撰墓志简释

唐名相姚崇五世孙姚勖自撰墓志,不仅记述了其家族世系、婚姻状况、历任职官等情况,还详细记载了崇、彝、辟、偁及勖五人墓葬的准确位置,为研究姚崇家族历史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同时为考古工作者寻找一代名相姚崇及其子孙墓葬提供了重要线索。     

诙谐与沉重——论宋代寓言对唐代寓言的突破

唐代寓言直接影响了宋代寓言的创作,但是与唐代相比,宋代寓言在主题、功能、风格等各方面都有所突破,基本完成了主题的人生化、创作态度的理性化以及风格的轻松化等各方面的转变。从中可以把握宋代文人在价值取向上的迷茫和失落,以及关注自我、关注个体人生,善于以理遣情的文化心态。     

唐后期藩镇长吏的行政风格与北宋南方主客户比例之关系

两税法实施后,唐代外来侨居人户,称客户,本地土著户则称为主户。至宋,主户指城市有房产或乡村有田产应缴税服役的人户,分坊郭主户和乡村主户。客户指城市无房产或乡村无田产的人户,分坊郭客户和乡村客户。北宋南方主户较多,客户较少,与唐后期藩镇长吏的行政风格有关联。在直接方面,诸道长吏注重蠲减赋役、赈恤灾民、打击豪强、兴利除弊;间接方面注重平均户税、平准物价。这些施政措施保护了小农经济。加之五代时期,南方政权又相对稳定,所以,造就了一个广大的自耕农集团,从而奠定了北宋时期南方主户较多、客户较少的基础。     

唐代病坊刍议

病坊唐贞观时期已出现 ,时称疠人坊 ,至迟武则天时代有了病坊这样的名称。它以病人为收容主体 ,南朝齐梁的六疾馆、孤独园等已具病坊的雏形。在病坊建立中 ,除了佛教因素 ,不应忽视中国传统思想 ,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影响。在官办病坊中病人除了依赖政府救济 ,还必须从事一些生产劳动 ,条件许可仍要外出谋食。从性质看 ,它是一个以工助赈 ,集生产和消费于一体的慈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