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雍正“癸卯之乱”的历史渊源

清代雍正元年(一七二三)五月,青海和硕特蒙古首领罗卜藏丹津(blo bzang bstan vdsin)反叛清廷,这在青藏地区的历史上是一起重要事件。这次叛乱岁在癸卯,故藏文史籍一般称之为“水兔年之乱”(chu yos zing vkhrugs)。关于罗卜藏丹津叛乱的经过、性质及当时川陕总督年羹尧、兵部待郎常寿、四川提督岳钟琪等奉命征剿的情况,除有关史籍记载,后代的研究者已有不少述评。本文仅就这次反叛的历史渊源,试作粗浅     

试探清代的撒拉族——兼谈撒拉族的“工”

清代对西北诸部族(汉文史籍称“西番”、“番族”)的统治,可以说是从年羹尧、岳钟琪率清军“平定”青海开始的,但西北诸部族在清初就开始了和清王朝的接触。《清史稿》、《循化志》都载撒拉族土司韩愈昌于清康熙年间归附了清朝,授都司职衔。接着,其子韩柄于雍正二年清军“平定”青海之际,随从清军赴卓子山“讨伐”番族,立战功,由于岳钟琪的奏请,于雍正七年(1729),让韩炳世袭土千户职。与此同时,韩大用也与韩柄同样的理由,授予世袭土千户。就此《循化志》是这样记述的:早先撒拉族由四房五族构     

清代川、滇、藏行政分界的档案文献及史料价值

清中央政府决定川、滇、藏行政分界并有计划地全面实施,是稳藏治藏,确保川藏大道畅通及地区稳定的重大战略措施,既是康熙、雍正时期西藏、相邻地区及全国形势变化的结果,同时也是维护国家统一的需要,其影响极其深远。雍正二年年羹尧在“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前所上奏折、雍正三年雍正皇帝所颁藏文谕旨与雍正三年十二月云南提督郝玉麟会勘奏折及雍正皇帝朱批等档案文献,《清实录》《清史稿》及雍正《四川通志?西域》《西域全书》等清代早期西藏方志中均未载。在康熙末年至雍正三年川、滇、藏行政分界的进展研究、行政分界中对格鲁派集团采取的措施与注意听取云南方面意见的相关研究及年羹尧在川、滇、藏行政分界中的历史作用研究中,这些档案文献都具有值得重视的史料价值。     

雍和宫:百年大佛重开光

金秋10月,驰名中外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庙——雍和宫,举行了近百年来最为隆重的一次弥勒大佛开光庆典。雍和宫是北京最大的喇嘛庙,建于康熙33年(公元1694年)。原为清朝第三代皇帝雍正即位前的府邸,乾隆就是在这里降生的。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升为行宫,改名雍和宫。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乾隆为缅怀雍正皇帝的业绩,维护西藏、蒙古     

年羹尧在雍正朝初期治藏政策孕育过程中的作用

雍正六年（1728）之前的八年间,是清中央治藏政策逐步孕育、成形、确定的阶段。起初,清中央关于西藏地方的政策总是从它与西北边疆的准噶尔部的关系的全局来考虑,但是对于实行何种体制,似乎犹豫不决。雍正帝即位后,慎重处理准部、青海蒙古诸部、西藏地方这三方关联密切的问题,及至雍正六年,可以看到:固始汗的后嗣统治西藏的历史结束;西藏地方与四川、云南的界线明确划定;中央派驻拉萨的办事大臣制度已然建立;全藏由中央所信任的世俗贵族颇罗鼐开始统治。雍正一朝完成了康熙帝未竟之功,复给乾隆一朝的更完善的治藏方针奠定了基础。雍正帝的明智果断、知人善用固然在此起了决定作用,而川陕总督年羹尧所树立的功绩实不可没。     

清朝派往准噶尔汗国的各使团路线研究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权使者来往的通路是很重要,而且沿途路上怎么防止对方沿途打探消息等政策。准噶尔汗国前往京城或清朝派往准噶尔汗国的使者,从清朝角度来看,基本是分为南路与北路。如今清朝派往准噶尔的所使团中报告发现的有:康熙二十一年(1682)派使噶尔丹内大臣齐他特;康熙二十八年(1689)派使噶尔丹理藩院尚书阿喇尼;雍正三年(1725)和雍正四年(1726)派使策妄阿喇布坦内阁学士众佛保;雍正十二年(1734)派使噶尔丹策零侍郎傳鼐;乾隆二年(1737)出使噶尔丹策零喀尔喀副台吉厄墨根,乾隆三年(1738)派使噶尔丹策零侍郎阿克敦。     

武汉·田家湾 土家寨

恳请改流如果你愿意,请打开《清史稿》,或者《湖广通志》、《施南府志》等官修方志,要不索性去一趟北京,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查雍正的《朱批谕旨》以及《湖广总督迈柱奏》之类,然后稍稍加点想象,你就看见了270多年前那个早晨(雍正十二年(1734年)五月初八日),在武汉三镇     

清代广西土官制度改流述议

清代广西土官制度改土归流过程有它自己的特点.康雍间及光宣间改流的比较多,二者间则寥而无几,几乎处于停顿状态.康熙二年镇安府首先改流,康熙五年改流的有西隆州、上林长官司,康熙二十八年改流的有陀陵县,康熙五十八年思明州改流.雍正五年泗城府改流;雍正七年以东兰州的东院内六哨改流,同年归顺州改流;雍正三年废龙州土州时析其地为上     

雍乾时期西宁办事大臣建制考述

清廷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后,在借鉴康熙朝遣官办理青海事务的基础上,于雍正三年(1725年)正式设立了“钦差总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代表中央政权全面统管青海民族地区军政.其后随着青海社会的逐渐稳定,乾隆在雍正设立西宁办事大臣的基础上对这一重要的民族地区管理建制多有调整,其间既有员额、人选、任期、养廉银等具体内容上的不断规范和充实,也有过两次临时裁撤西宁办事大臣的动摇决定;乾隆时期对西宁办事大臣建制的调整使西宁办事大臣建制渐趋完善,同时也折射出清廷对青海统治政策发生大的微妙变化.     

试论清末川边改土归流

清末川边改土归流,是继雍正西南改土归流后又一大规模改流运动。但它的改革范围,则超过了历次改土归流。即不单是政治上的改革,而且对于与土司制度相适应的封建农奴制的社会经济基础,以及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也进行了广泛的改革。这在我国近代史上,也是藏族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本文拟就清末川边改土归流的历史背景,清政府经营川边的最初措施与改土归流经过,改革内容和改流后的设施,以及川边改土归流的历史意义,加以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