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秘密监听证据能力

秘密监听所获得的证据资料具备证据能力的法理性.如果通话一方具有一定的合理隐私期待,则侦查机关必须在合法监听下取得的证据资料才具有证据能力;如果附带性监听所获证据资料证明的犯罪为监听令状载明的犯罪嫌疑人之外的第三人所为,只有在附带性监听所获证据资料证明的犯罪为可以监听的犯罪种类的情况下,该证据资料才具有证据能力;如果附带性监听所获证据资料证明的犯罪为完全无关第三人所为,则该证据资料不具有证据能力.     

非法监听与证据排除

从程序正义的视角加以解读，非法监听主要有违反法定程序的秘密监听、他案监听、附带监听和一方当事人监听等表现形式。其中，违反法定程序的秘密监听与他案监听系两种典型的非法监听行为，其所获资料应予排除，不具有证据能力。附带监听和一方当事人监听在程序上也存在瑕疵，其所获资料是否具有证据能力，需要区分不同情况予以处理。     

监听记录证据效力研究

在司法实践中,监听这一侦查手段正越来越被广泛运用,但在打击犯罪的同时,监听也严重侵犯着公民的隐私权。长期以来,我国的监听立法处于近乎空白的状态,理论界对监听记录是否具有证据效力也存在着不同看法,这些都严重制约着监听这一侦查手段的运用。研究监听记录的证据效力,就在于解决司法人员在实施监听过程中面临的证据困惑,以达到进一步规范监听侦查行为之目的。     

论非法证据的取证价值

非法获得证据的取舍两难,蕴涵着不同价值观的对立冲突,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以及惩罚犯罪和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价值冲突为其价值矛盾之源.非法获得证据的价值取向应以刑事诉讼目的为根本,以刑事诉讼程序的价值观为评判标准,以各自合理损失为代价进行价值权衡,使得大于失.     

论监听措施的法治化

监听作为一种先进的科技侦察手段,越来越受到各国犯罪侦察部门的重视。用立法形式严格规范监听制度是防止监听侵犯人权的有效措施,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相关的立法经验,以构建我国本土化的监听制度,正确处理侦察犯罪与保护人权的矛盾。     

秘密监听证据适用规则研究

秘密监听对公民宪法所保障的权利和自由产生了威胁,但是对侦查日益智能化的犯罪又是不可或缺的证据收集方式.从适应刑事庭审方式对证据要求的角度对秘密监听加以规范,使其以最小化的侵犯公民权利、自由的方式,达到证据收集效率的最优化,使以秘密监听收集方式获得的证据不致因违法而被排除在法庭之外.从理论上解决秘密监听证据适用规则,使秘密监听获得的证据能够最终被作为定案依据.     

监听的法律规制研究

监听是一种特殊的侦查行为,也是一柄"双刃剑",既能有效地获取犯罪证据,查缉犯罪嫌疑人,又极容易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权和隐私权,因此,在确立监听合法地位的同时,应当从监听的适用范围、条件、权限、程序以及监听结果的使用等方面,对监听进行严格的法律规制。     

非法监听与证据排除

从程序正义的视角加以解读,非法监听主要有违反法定程序的秘密监听、他案监听、附带监听和一方当事人监听等表现形式.其中,违反法定程序的秘密监听与他案监听系两种典型的非法监听行为,其所获资料应予排除,不具有证据能力.附带监听和一方当事人监听在程序上也存在瑕疵,其所获资料是否具有证据能力,需要区分不同情况予以处理.     

行政诉讼证据的基本法律问题刍议

我国行政诉讼的基本价值就是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在行政诉讼中,被告承担诉讼举证说服责任,原告承担诉讼举证推进责任。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确定。     

完善我国电子监听的法律规范

电子监听作为一种技术侦查措施,在犯罪行为日渐组织化、智能化、隐密化的当代,已为世界各国侦查机关广泛应用.由于电子监听措施本身固有的隐密性、强制性、技术性等特征,极易侵犯监听对象的通讯自由权、言论自由权和隐私权,各国均通过立法对电子监听措施做出了明确规定,而我国有关电子监听的专门法律规范却几乎是一片空白.本文旨在构建我国的电子监听法律体系,在维护公共利益和保护个人权益之间寻求最佳的契合点.     

未成年人言词证据举证研究——以未成年被害人、证人为切入点

以未成年被害人、证人为切入点,研究了未成年人言词证据举证中的保障如实陈述原则、迅速原则、人文关怀原则。论证了革新庭前准备程序以及实施未成年人远程作证的必要性与可行性;阐述了运用高科技手段在庭审中保护未成年人的具体措施以及未成年人言词证据举证方式选择中应注意的问题。     

论自由心证与证据规则结合之证明模式——以我国民事证明模式的选择为中心

自由心证与证据规则相结合,代表了当今世界各国证据制度发展的潮流,我国的证据制度应采自由心证与证据规则结合的证明模式。在证据证明力的判断上,应采自由心证原则,证据规则应以规范证据能力为主,例外场合可对证明力作出直接规定。我国应制定统一的证据规则,从而保障法官形成合理的和科学的心证。     

预防证据规则研究

证据的预防规则是指为防止某些证据自身存在虚伪或错误的特殊危险,而设置相应程序加以事先防范的规则。本文探讨了预防证据规则的理论基础,从比较法的角度对预防证据规则进行考察,分析我国现行法律证据预防规则的缺失,并提出建立预防证据规则的设想。     

浅谈证据的真实性及其判断

真实性是证据必备属性之一,审查判断证据必须首先审查证据是否具备真实性,以保障定案依据是真实地反映案件事实的物品、资料、证言或笔录、结论等。我国证据制度对证据真实性的判断与客观保障的规定是不完善的;证据真实性的判断应确立一定的规则,并按一定的逻辑规则进行。     

论仲裁证据制度的独立性

仲裁证据制度是仲裁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一直以来,仲裁的诉讼化倾向导致仲裁的证据制度缺乏独立性,依赖于诉讼证据规则,影响了仲裁高效、灵活优势的发挥。从理论上分析,仲裁的性质、仲裁权的来源和仲裁的价值取向决定了仲裁证据制度具有不同于诉讼证据制度的特性,是一个独立、完整的制度体系,并且该体系应当包括举证规则、质证规则和认证规则三个有机方面。     

我国民事证据证明力制度之重构

民事证据制度是民事诉讼制度的核心,民事证据证明力制度则是民事证据制度的核心。我国学术界对民事证据证明力问题关注较少,理论的匮乏导致了我国民事证据证明力制度的规定过于原则、简单且缺乏合理性,使法官在判断民事证据证明力方面拥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司法实践中也产生了诸多问题。为防范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有必要重新构建我国的民事证据证明力制度。     

量刑程序与证据

英美法系国家奉行的是定罪量刑分而治之的量刑模式,而我国在量刑程序上实行的是定罪量刑合一的模式,为了实现合理而准确的量刑,有必要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有益做法。但是确立独立的量刑程序必然带来诸多的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证据的适用问题。确立独立的量刑程序后,在证据适用中要以所有影响量刑的量刑情节为证明对象,确立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运用自由证明的证明方法进行证明。     

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提前相遇"与"互相封锁"--证据开示有关问题的探讨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使控辩双方“提前相遇”,进一步暴露了双方证据信息“互相封锁”的矛盾。本文就此提出并阐述了建立证据开示规则的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