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广州、武汉时期国民政府反帝外交的影响与帮助

本文认为，广州、武汉时期的国民政府坚持反帝原则，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收回祖国权利的斗争中，谱写了外交史上的新篇章。这与国民政府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与影响是分不开的。中国共产党引导国民党制定了反帝政纲，支持和推动国民政府的反帝政纲的实现，并帮助国民政府制定反帝外交策略。共产党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反帝外交的引导与帮助，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对中国革命的政治领导的重要方面，工作是有成效的，对国民政府反帝外交的成功起到了重大的指导与推动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与物价

抗日战争期间，由于东部发达地区的沦陷，国民经济受到了战争的沉重打击，大后方的经济本身又十分落后，而国民政府的军费与回巨增，使国民政府的财政始终处于收不抵支。赤字居高不下的状况。财政收入与商品物价是相辅相成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在这一时期内发生的剧烈变化，必然会影响当时的物价。国民政府的财政在抗日战争的八年中，支出远远大于收入，赤字不断上升，整个财政收入极度困难的状况。抗战期间的赤字通常要占80％左右，而实际税收又通常只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十左右。因此，国民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来弥补亏空。由…     

国民党放松对党官监察的历史教训

国民党放松对党官监察的历史教训田百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包括广州国民政府、武汉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党治国的政权。１９２６年９月，国民政府明文规定：“嗣后各机关对任用人员，文职委任以上，武职尉官以上，应以本党党员为准。”这样，在国...     

国民政府针对中日华北“共同防洪”问题的政策措施略论

１９３５年９月至１９３６年底，日本外务省和关东军向国民政府要求两国在华北实施“共同防共”。本文探讨了日本要求与中国实施华北“共同防共”的真实意图，重点分析了国民政府针对日本要求的“共同防共”所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认为：日本之所以要与中国实施华北“共同防共”，是想以“共同防共”为借口，推动华北“自治”的实现和阻止国民政府中央军北上；同时还想以此诱导中日结盟，隔断中苏联系，阻止红军向华北发展。针对日本的这些意图，国民政府一方面拒绝实施“共同防共”，另一方面加强了与苏联的沟通和联系，并相机控制绥远。此外，在对共产党和红军实行武力围剿的同时，也将以政治手段解决共产党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这些政策措施说明西安事变前国民政府因华北“共同防共”问题的提出，对苏政策、对共产党政策和对日政策都出现了值得重视的变化。     

第二次国共合作与报刊中国民政府想象 ——以《老百姓报》为例

抗战初期，由左派陕西知识分子李敷仁主编的《老百姓报》，由于其通俗化的特征，在民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通过对《老百姓报》进行文本精读，揭示在抗战初期，《老百姓报》如何建构读者对国民政府的想象。具有左派背景的《老百姓报》，一方面为了在民众心目中构建出“国共合作”的理念以团结民众抗日，另一方面又要坚持自身的群众立场，该报面对国民政府军、国民政府高层、国民政府基层的已有的真实面相，针对不同的报道对象，有意识地采取了灵活的想象的构建策略。     

蒋桂矛盾与国民政府的覆亡

蒋桂矛盾与国民政府的覆亡谭肇毅抗战胜利后不到四年的时间，国民政府就覆亡了．国民政府为何如此迅速失败？原因是有多方面的，但根本的原因是它自身的问题。因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事物的外部而是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①本文从执政的国民党的内...     

从1932年中苏复交看国民政府对苏政策实质

“九·一八”事变后 ,国民政府采取的依靠国联抑制日本侵略的政策前途暗淡 ,这是国民政府决定与苏复交的根本原因 ;国民政府与苏复交的曲折过程 ,体现着国民政府以是否对“剿共”战争有利作为与苏复交的根本标准和最高原则 ;中苏复交后国民政府对中苏关系不加推进 ,而是利用苏日矛盾上升之机 ,加强了“剿共”战争 ,这是国民政府与苏复交目的的最好印证。国民政府与苏复交的原因、过程以及中苏复交后国民政府对中苏关系的态度和“剿共”战争的加强等有关史实 ,展示着国民政府对苏政策的实质 :与苏联复交 ,以此牵制日本进一步南犯 ,使“剿共”战争顺利进行。这进一步体现了国民党政权的反共本质     

略述资源委员会与美国技术贸易的历史条件

资源委员会是国民政府的行政机构也兼营企业，是国民政府管理和主办重工业建设的最重要单位。它自成立以来与美国不断开展技术贸易，对抗战的胜利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文章即主要从资委会与美国技术贸易的必要性、可能性两方面略述双方开展技术贸易的历史条件。     

谋划与奠基:孙中山对广州国民政府组建的历史贡献

在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高潮中,1925年7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亦称广州国民政府)正式成立。虽然孙中山直至临终之时也没有实现建立广州国民政府的夙愿,但是,他为之进行了艰苦的谋划与组建工作,为后来广州国民政府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理论基础。     

国民政府早期省制之变革——以《省政府组织法》颁布修订为中心的考察(1925—1931)

国民政府省制变革是近代中国省制变革的重要阶段。1925—1931年间，经历广州(武汉)国民政府对省制的初步探索、南京国民政府初建时期和进入训政时期对省制的修订。广州(武汉)国民政府的省制颁布修订主由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左派来推行；而南京国民政府则依靠胡汉民派和蒋介石派，国民党其他派系也参与其中为自身争权谋利。政治派别在推行其主张时不同程度上都要依靠军事实力派来作为其后盾，而蒋派主要依靠自身军事实力。1932年前省制相关法律的颁布修订，集中在央地权力关系和省政府内部权力配置两方面，对省政府权力、省与中央关系、内部机构设置、职能运行和省区区划规定得越来越精确和细致，但同时也产生许多新问题。     

司法腐败与社会失控——以南京国民政府后期为个案的分析

南京国民政府后期(主要指1946年至1949年),司法腐败与政治腐败如影相随,司法腐败源于政治腐败,并加剧政治腐败;司法腐败引起民众法律信仰危机,致使社会秩序难以维系,民心丧失殆尽,加速了政治失控,进而导致社会失控。前车之鉴,后事之师。通过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司法腐败加剧社会失控的关系分析,值得我们反思的不仅仅是如何防治司法腐败的问题,更多的应该是先进的司法体系应该附属于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政治体制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土壤,才能杜绝司法腐败,使司法体制真正发挥作用等问题。     

党章的地位作用与反腐倡廉的基础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纪委六次全会上要求全党,认真学习党章,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奠定坚实基础。要达到这一要求,必须充分发挥党章的根本准则作用,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反腐倡廉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奠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政治基础;发挥党章的根本依据作用,坚持从严治党方针,推进反腐倡廉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奠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制度基础;发挥党章的根本标准作用,加强党员党性修养,增强党员领导干部的自律意识,奠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思想基础。     

试析当前我国公共权力腐败社会治理的运行机制

社会治理腐败是发挥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社会组织和力量,对公共权力进行自下而上的制约和监督,以期实现"善治"的权力腐败治理的重要模式,在制约监督公共权力方面有着传统监督模式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治理腐败存在社会组织受政府制约、参与机制不完善以及舆论监督作用难以有效发挥等现实障碍。有效实现社会治理腐败的关键在于建立健全社会治理腐败的法律保障机制,完善社会治理腐败的行政公开听证参与机制,强化社会治理腐败的公众监督制约机制。     

廉政制度建设的伦理价值追问

廉政价值目标的实现依赖于从倡廉与反腐之正负两极出发形成合力并进行相应的制度安排。廉政规范与廉政信仰,是廉政制度建设的两个价值维度。廉政制度建设同时具有工具价值和目的价值两个向度。强化廉政制度建设的工具价值向度而弱化其目的价值向度,是当前社会依然存在诸多腐败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培育廉政信仰,是廉政制度建设的目的价值所指。作为对廉政价值目标的确定性追求,廉政信仰的培育,需要各信念要素的综合作用以形成一致的倡廉场。     

略论新时期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正确认识反腐败斗争的形势是科学决策的前提、坚定信心的基础 ;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 ,应逐步拓宽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领域 ;群众路线是党风廉正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根本路线和根本方法     

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工作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辩证关系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先把反腐倡廉工作做好,并做牢固,正确对待反腐倡廉工作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要通过改革预防腐败,通过法律制度对反腐败进行打击,通过健康向上的教育宣传工作不断巩固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支撑.     

论反腐倡廉工作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反腐倡廉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促进社会和谐的紧迫任务。反腐倡廉工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必然要求,同时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在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解读韩国政府治理腐败方略

韩国政府的反腐历史可分为渐进式治理、冲击式治理、试图转换治理方略和综合治理等四个阶段,通过分析韩国政府在各个历史阶段采用的反腐方略的内容、特征以及存在的问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用"渐进式"或"冲击式"治理方略,都无法有效地防治腐败.为了有效地防治腐败,政府的反腐有必要从以打击腐败行为为中心的治理方略,转变为以体制、制度改革为中心的综合治理方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伟大实践及其当代价值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军队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等方面的成功实践,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治国安民的伟大预演。虽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逐渐远去,但是其伟大实践在当代仍具有重要的价值：为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借鉴,为今天的廉政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坚定了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廉洁政府建设的宪政思考

抑制和清除腐败、建立廉洁政府是保证我国经济正常发展与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条件之一。廉洁政府建设是我国宪政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和必要条件。建设廉洁政府的工作必须跳出以前重心在于惩治贪腐罪犯的窠臼,必须在政府官员选拔选举、对权力进行制衡与监督等宪政的制度层面上来考虑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