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论卦象、卦德与卦序

<正> (一)《易》之象,有就全《易》而言,有就一卦而言,有就一爻而言者。“《周易》者,顺太极之浑沦而拟其动静之条理者也。” (《周易外传》卷七)这是就全《易》而言。王夫之把《周易》当作是对整个宇宙的模拟,故取《太极图》以象“一浑天之全体”。至于卦象,王夫之将其区分为两种情形:一种以“物之形象”取象;一种以“奇耦(阴阳)往来应违”取象。爻象,则就其在卦中所处之时与位取象。此处主要谈谈卦象问题。     

王符《潜夫论》思维模式初探

一、王符《潜夫论》思维模式总论我们认为,王符《潜夫论》思维模式的基本方面是“天人感应”。按照董仲舒的说法,“天人感应”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上天感人的一面。用董氏的话就是,上天用“灾异”或“符瑞”来“谴告”人;其二,是人感上天。用董仲舒话说,就是人受到上天的“谴告”后,“当救之以德,则咎除”(《春秋繁露、五行变救》)。王符呢?由于他本人是从董学阵营中走过来的儒家门人(这一点不但体现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隋书》、《新唐书》、《旧唐书》、《宋史》等都把他列入儒家之列,也体现在下面我们就要论及的他的思想体系中),所以,在思维模式上,他承袭了董仲舒的“天     

“三生万物”中的“三”

《道德经》第四十二章开头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生万物”一语中的“三”,注家历来解说不一。杨上善注曰:“谓阴阳和气也”;大田晴轩则说:“三为阴阳交通之和也”。笔者认为,老子这里讲的“三”,既非指“阴阳和气”亦非“阴阳交通之和”,而是指“天、地、人”。早在老子以前,中国就有用“三”喻指“天、地、人”之说。《易·系辞》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有人道焉,有地道焉,     

易道咸通之无妄（大畜颐大过）

<正>《序卦》：“复则无妄矣,故受之以《无妄》。”卦象是上乾阳刚,下震阳刚,父携长子,所向勇进;所为天道人心则无妄,所为己私己欲则妄矣。天下有雷,以警世人,教人修德在己,无需妄想奢望,待天定分,不可往争。     

儒耶对话的本体维度——以孔孟之天与《圣经》中之上帝为例

孔孟之天强调天的道德属性,在天人关系上人以天为道德本体,人可以与天合一。《圣经》中之上帝是人不可预知的,超越人的认识能力,人与上帝的关系是单向度的信仰关系。由于孔孟之天与《圣经》中之上帝的不同,儒家和基督教的终极宗教精神也就有了不同走向。     

《易经》对《老子》的影响

孔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子贡问他:往日夫子教导弟子,“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占”,何以老来好《易》?对此孔子详作回答,其要点是:“前祥而致者,弗祥而好也,察其要者,不诡其德”;“《尚书》多缺点以周易》未失也,且有古之遗言”;“求其德而已矣,吾与史筮同途而殊归”;“《易》有君道焉”(见帛书《易·要》).这符合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态度.也说明年老前之孔子并不好《易》.者子也是一位“不语怪力乱神”者,但其史官身份,要求他必须了解并研究《易》.因为史、卜、筮、祝这几种人“每每是相兼相通”(李学勤语),甚至“周易这个典籍的编纂出于史官”(朱伯崑语).所以.孔子所说的那几条理由,皆适用于老子.事实上,老子当比孔子更早更多地接触与研究《易》,受其影响更大,下面拟从几个方面对比问题加以阐述.     

孔子文质观的发生及其影响

<正> 文质一词最早出于孔子之口。但物质世界有本有末。《礼记·大学》云“物有本末”。《乐记》郑玄注:“质犹本也,文犹末也”。本末即文质,文质即本末,两者同义,都源于万物。万物由本起末,由质而文,先后承续,互相制约。股周经籍《周易》,扬雄曾云“说天者辩莫乎《易》”。天即自然。《易》的原始作者深入自然,仰观俯察,发现万物变化而多采,起源于阴阳之道、文质之和谐。《易·序卦》云,“贲者,饰也”。万物之本质必修饰文采方可显示。而文采定要与本质匀称相谐,不过又不逊。故修饰终于“白”即素朴。刘勰《文心雕龙·情采》云“贲象穷白,贵乎反本”。程颐替《贲·上九》“白贲”作《传》:“贲饰之极,则失于华伪;所谓尚质素者,非无饰也,不使华没实耳”。华实亦文质也。     

王夫之一多二重化的人性论和认识论

<正> 一王夫之把他的一多“调合”“二重化”的方法论运用于其哲学体系的所有领域,而以人性论体现得最为鲜明。王夫之认为,人之生化,是“气以成形”(《尚书引义》卷三),“天之神笃于生而为性。”(《张子正蒙注》)卷二)人作为自然界的生命体与作为社会性的性命,有同有异,同异相即不离,王夫之说:“夫在天则同,而在命则异,故曰‘理一分殊’。……其同者,知觉运动之生,而异以性;其同者,细缊化醇之气,而异以理。乃生成性,而性亦主生,则性不同而生亦异;理别气,而气必有理,则理既殊而气亦不同。”(《读四书大全说》卷十) 王夫之以为,人有先验(“继善”)之性,亦有后天“日新”(“成性”)之性,它们共存于一体之内。他说:“初生之顷,非无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无所命,则仁义礼智无其根也。少而壮,壮而老,亦非无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不更有所命,则年逝而性亦     

对中国古小说思维的文化思考——评段庸生《中国文言小说思维》

清人百一居士把自己的小说名之为《壶天录》,说:“夫录曷为以‘壶天’名也?盖壶之为器也小,而能分时日之朝暮、晷刻之长短,所谓日向壶中特地长者,则壶中一小天也。以壶中而论,天则不啻坐井观天之喻,而所见者终小也。独是人生百年,孰不同此壶中之岁月。一壶虽小,固有即天地造化万事万物之理,而翕受于其中者,远窥六合,近徵一室,要皆可以壶天赅之。”表明“小”中藏着巨大的空间——以小见大的内涵意义。以“思维”作为一部学术专著的书名,似乎有些细小琐碎之嫌;但看完段庸生所著《中国文言小说思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5月版),觉得此书之…     

从《易经》之“易”看“天人合一”的和谐观

《易经》之“易”有简易、变易与不易之三义。《易经》阴阳五行、取象类比的认识方法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整体思维方式,这种天、地、人三才全方位的思维方式体现着“天人合一”的和谐现。     

朱熹对《周易》理性精神的阐发与创化

综观朱熹一生的治学历程,以“四书”为代表的儒家心性学体系和《周易》创设的性命学体系,是其注意的两大重点。前者体现了儒家对现实社会人事和人格培养的重视,后者则旨在提供哲学本体论依据和天、地、人合一的思维方式。这两方面的因素渗透、引伸,构成了朱熹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特色。 不过,朱熹对“四书”和《周易》的为学次序还是有明确的区分。按照他关于“四书,五经之阶梯”的理解思路,通过“四书”的学问工夫,由研《易》、传《易》,阐发“前贤所未到处”,才是其治学的更高目标,表明他着意追求一种本体层面上的哲学建构和思辩性的心灵境界的营造。正如王夫之所说:“诚性学之统宗,圣功之要领,于《易》而显。”(《周易内传》卷五)这颇为符合朱熹治学的思想指导。由此可见,要真正把握朱熹思想的中心意义和精神特质,恐怕更应该注意他的易学研究。     

功成名就后的人生总结──《左宗棠行书屏》析

衡阳市博物馆藏有一堂《左宗棠行书屏》,其内容为：“古瑰伟奇特之士,树鸿业于当时,垂鸿称于后世者,岂独其才之过人哉？盖尤系于养矣。养有浅深,则其才有纯驳;才有纯驳,则其建立有巨细。才得于天者也,养由于人者也。才欲恢欲宏欲奇欲 ,养欲微欲深欲精奥,两者若相反焉。然微深精奥者,所以为恢宏奇 也。故古之善养才者,不恃其得天之异,而勉其修己之纯。阚如 虎,不敢以言勇,惧其刚之易推也;铬如镆邪,不敢以言利,惧其锋之易折也;神若蓍蔡,不敢以言智,惧之算之易穷也。” 该行书房一堂四幅,每幅尺寸为 １３１． ５× ３０…     

《周易参同契》解题

《周易参同契》为中国文化要籍,被称为“万古丹经王”(《悟真篇》)、“万古丹经之祖”(《周易参同契发挥·阮序》)。《周易参同契》书名解释,前人似未认真涉及。本文试作多层次划分,以历史与逻辑之统一观点,阐释《周易参同契》书名之由来及其历史积累之意义。《周易参同契》书题的解释可分八个层次。第一层次,《周易参同契》以《周易》为总的指导思想。《系辞下》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周易参同契》有:“上察河图文,下序地形流,中稽于人情,参合考三才。”亦即《参同契》遵循《周易》,前者运用后者的基本哲学思想于天、地、人。《契》原文十余家注本均作“参合”,唯朱熹注本和其后储华谷注本正文则作“参同”,更强调了《契》与《易》的关系;但亦有意改正文,提高训释层次之嫌。     

易道咸通之乾

<正>《易》,亦称《周易》《易经》。《易·系辞下》：“《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何谓像？明代来知德《周易集注·序》说：“曰像者,乃事理之仿佛近似可以想象者也,非真有实事也,非真有实理也。”唐代高适《答侯少府》：“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观象者需圣明而有灵性,则万象皆出。而愚者、邪者观象,亦得所需之道。“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各得其象,各展其能,皆在大道之中。《易》义由象生,无象则无《易》。六十四卦皆由象立,     

“以天统人”与“以人统天”——从对《大学》的重解看朱熹、王阳明的天人合一

在天人关系上 ,朱熹、王阳明都主张“天人合一” ,但在具体的路径上却有很大的不同 ,这集中体现在二人对《大学》的重新阐释———《大学章句》和《大学问》中。朱子的“天”、“人”合于外在之“天” ,走的是一条由外 (穷理 )→内 (体理 )→外 (推理 )的功夫径路 ,而阳明的“天”、“人”合于人心之“良知” ,其功夫论则是在知行合一基础上 ,进行“致良知”。朱子的天人合一是“以天统人” ,而阳明的天人合一则是“以人统天”① 。这正是二者在此问题上的根本不同。     

试论玄学中“自然”的儒化

“自然”二宇在先秦就已出现.最早见于《老子》中,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在先秦大都为道家所谈及,儒家则大多避而不谈.《论语》、《孟子》中皆不见“自然”.而“自然”在《老子》中则出现了,《庄子》中出现了七次.道家的“自然”含义主要有二:第一指天然的、万物的本然状态,“以辅万物之自然,而非敢为也.”第二指无意识、无目的、无为无造.“莫之命而常自然”“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自然”是道家手中的一张王牌,用以反对儒家.儒家积极入世,道家则遁归“自然”.老子把“自然”和道联系起来,“道法自然”,而道和仁义是相对的,“大道废,有仁义.”庄子亦云“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他说,古代之人“在混芸之中,与一世而得澹漠焉”.当时“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不得用之,此之谓至一.”当时的人们“莫之为而常自然.”至是后来的人们破坏了这种“自然”,出现了圣人,发展出了仁义,才导致了人与人争夺,社会混乱.因此道家主张绝圣弃智,遁归“自然”.     

“先识造化”与“先识仁”——从关学与洛学的异同看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质及其转型

关学与洛学,同属宋明理学中的重要流派。《宋元学案·序录》云: “横渠先生,勇于造道,其门户虽微,有殊于伊洛,而大本则一也。”这里说的“大本”是指“道”,即儒道。张载与二程同承孔孟,同明儒道,故云其“大本则一也”。程颐曾说:“圣人本天,释氏本心。”(《遗书》卷二十一下)“天”在先秦儒家经典中有自然之天和义理之天的含义,浑沦言之,张载与二程同以儒家所谓“天”为本,亦可谓“大本则一也”。但析而言之,张载以“太虚之气”为天,以“气化”为道,与二程所谓“天者理也”(《遗书》卷十一)、“所以阴阳者是道也”(《遗书》卷十五)实又有哲     

《天论》之“本”确指“农业生产”

董平同志一反前人成说,断言荀子《天论》篇“强本而节用”一句中的“本”非指“农业生产”,“只能理解为国家富强的根本”(见《河北学刊》1987年第1期。)这种理解令人难以赞同。荀子的原文如下:“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移,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信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妖怪未至而凶。”(《荀子·天论》)这段话语意明显,并不费解。首先,“强本”与“节用”对举,表明“本”是与“用”(消费)相对的生产。荀子的意思是,只要增加生产和节制消费,天(自然界)就不能使人陷     

从《周易》看西周时代的华夏民族精神

《周易》是周代的筮书,同时又是西周人的行动指南。《周易大传·系辞下》云:“《易》之为书也,不可远。……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初率其辞,而揆其方,既有典常。”此言《周易》乃常人不可须臾离身的指南性圣典,它犹如师保、父母,教人以隐现、出处的法度,使人知往知来、知患知惧,读透了《周易》,也就掌握了处世的准则。《周易》这种     

天人之辩:《庄子》哲学再诠释(上)

通过反对“以物易性”即人的物化,《庄子》以独特的方式提出了合乎人性或人性化的存在的问题,蕴含着对人自身之“在”的关切。在何为合乎人性的存在以及如何达到合乎人性的存在等问题上,《庄子》展示了其在天人之辩上的另一面。对《庄子》而言,人性化的存在,以同于“天”为其实质内涵;与此相应,走向人性化存在的途径,主要便表现为循乎天道而回归自然。这里既有化“人”为“天”(形成第二自然)、走向实践智慧的一面,又内含着对自在及自发形态的肯定。其中交错着确认目的性(对人性化存在的向往)与悬置目的性(疏离名利以及广义的文明化追求)、天道与人道、自然与当然之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