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文学欣赏的非"懂"性

"懂"是现代文学理论范畴,是理性主义的产物。中国古代文学欣赏不以"懂"为标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把"读"和"解"进行了区分,"读"和"解"都属于文学欣赏活动,但"读"比"解"更具有根本性,没有"解"仍然可以欣赏,并且不影响欣赏的性质,但如果只有"解"而没有"读",即对文学作品的感受和体味,那就构不成欣赏。中国古代的"解"主要是文意上的,它与现代文学理论中的"懂"具有根本性的不同。     

略论鲁迅的反现代主义艺术观

从鲁迅的艺术实践来看,他是运用现代主义手法的好手,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这方面研究颇多,亦无争议。但从鲁迅的艺术（包括美术、戏剧、诗等）主张来看,他却是坚定的反现代主义者,这方面却鲜有梳理。这一“实践”与“主张”分裂的根源在于他将艺术当作参与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主义看法所致,因为在战斗的时代里,艺术虽然未必反映真实,但至少与写实是孪生的。只有使人“懂”才能发挥其作用,只有写实才能使人“懂”,这就决定了他的反现代主义艺术主张。     

在历史与非历史之间——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断想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已经开始入史,但中国现代文学治史者仍有许多困惑,诸如研究对象的称谓——概念问题、研究单元的界定——分期问题、研究对象的性质——现代性问题等,至今无法廓清。梳理学界有关文学史与文学现代性的论争,对现代文学研究进行反思,已是我们面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命题的当务之急。在对研究现象综述与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将中国现代文学置于一个以“五四”文学为内核的文化场的设想,以期在文学本位上解决上述部分问题。     

新时期的文化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新时期的文化思潮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着深刻影响。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清理极左思潮, 拓展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视野; “走向世界文学”的提出, 文化保守主义的崛起, 新方法的引进, 文化热的介入, 文学流派、思潮研究的兴起, 多种研究思潮的交织碰撞促成中国现代文学多元复杂、丰富深入的研究格局; “重写文学史”问题的讨论, 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追求的新的文学史观整合中国现代文学现象、整体把握中国现代文学的尝试和努力;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关于文化保守主义的新的讨论、人文精神和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问题的讨论, 都是市场经济冲击下的深层思考, 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史观、史法和视野都有内在的深刻影响。     

后退式写作:文学通史格局中的现代文学

把“现代文学”放在文学通史的视野中看 ,其最根本、最能彪炳史册的 ,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起源阶段。“文学”这一思想形式的发生 ,和近、现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秩序的转型和结构调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中国现代文学最具文学史意义的是以小说为代表的叙事“俗”文学的历史性复权。这是民族政治的产物。它不仅把一种文类推向前台 ,还作为内在驱动力对这一文类产生总体性和规范性影响 ;中国现代文学的叙事主体与世界之间的分裂性关系形式 ,使现代作家把握现实的方式基本上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叙事法则。这种认知方式成为现代文学的一种普遍、有效的表现范式。     

论文学的"非理性"与欣赏的"反懂"性

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具有非理性和反理性的特征,这决定了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欣赏具有"反懂"性.具体表现为:有些现代主义文学作品,本来就没有明确的意义,对于这样的作品,欣赏当然不能以"懂"为标准,可以是"反懂"的.而有些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本来就是以"反懂"的方式写作的,对其欣赏当然或至少可以是"反懂"的.     

文学的"现代性"与文学史观问题

“重写文学史”带来了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研究的新发展,这些发展也促使了文学史观的改变和文学史理论的发展,这其中关于文学“现代性”的思考和探讨是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研究和文学史观变化的重要因素。对文学“现代性”思考和文学史观探讨的深化,正在促使一门新兴学科的兴起,这就是“文学史学”。     

“当代”诗歌“倡懂”写作的合法性建构

"倡懂"是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大陆诗坛引领潮流的诗歌写作风尚。"懂"的诗歌主流地位的合法性建构、确立与巩固,经历了一个复杂与艰难的过程。"当代"媒介构筑的巨型"意识形态"压力场,有力地摧毁了"反懂"诗歌的生存根基,消解了"懂"的诗歌合法性认同过程中的干扰因素。"当代"期刊开辟"工农兵"诗歌专栏和官方隆重推出"工农兵"诗人诗集,有效地修正了"懂"的诗歌的"负面"形象,拓宽了人们对"懂"的诗歌合法化认同空间。自主培育"工农兵"诗人和掀起朗诵诗运动,极大地提升和巩固了"懂"的诗歌写作的合法地位。     

“真实”的“改写”与“新中国”想象——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的叙事意识

在现当代文学叙事发展进程中考察,《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两部小说所呈现的乡村社会图景的差异并不仅仅是“真实”程度的问题,实则内含着在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转型时刻,从叙事方式的选择、叙事结构的设计、作家叙事意识的自觉等方面递嬗演进的生动信息,体现了这一时期关于“新中国”想象的急剧进展。     

近现代文学话语转型与日本白桦派的关系

近代文学“国家”话语向现代文学“人”的话语的转型与日本白桦派的影响密切相关。白桦派提出的关于个人与“人类”互动、统一的观点 ,强调了个人相对于“人类”的独立性与重要性。这种观点为五四作家所接受 ,促使他们自觉背离近代“国家”文学模式 ,将叙事重心与目的由“国家”话语转向“人”的话语。五四作家对日本白桦派的个人与“人类”关系原则的叙写 ,是从中国五四语境出发的一种创造性改写 ,这种改写赋予了五四文学较之于日本白桦派文学更为丰富、深刻的现代人学内涵。     

志怪、传奇传统与中国现代文学

志怪与传奇是中国古代小说中的重要文类 ,同时也是中国小说重要的叙事传统。这种传统在以反传统为发端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并未消失 ,而是得到了相应地继承和创造性转化。在鲁迅的历史与神话题材小说、沈从文和后期浪漫派小说、左翼文学和解放区文学中 ,都存在着传奇与志怪的叙事特征 ,这一现象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有意味的文学景观     

提倡"唱反调"的文学批评

“唱反调”的批评即西方文学批评中的“求疵的批评”,它也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传统之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仅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相互批评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而且流派、社团之间的相互批评也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大的方面,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相互之间存在着争论和批评,小的方面,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内部又有分歧和争论。所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流派众多,社团林立,文学理念、风格各异,因而批评和论战比比皆是。这些批评和论战对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建设与发展都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则完全相反。文学批评对很多文学批评者来说,不是出于对文学的责任,不是出于对于文学本身的热爱,不是出于追求真理的信念,而是谋生的手段。既然文学批评是“谋生的手段”,那么,最大限度地利用文学批评这种职业来谋取利益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从这种人际关系和物质利益出发,“作揖主义”、“好好主义”便成为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普遍现象。其结果是,既害了文学创作,也害了文学批评本身。     

从“定在”描述到“历史科学”——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系统论表达

普遍主义与理性主义、规范性与总体性是体系观念的主要特征。青年黑格尔派的反体系进路表现为把“现实”视作优先性的哲学概念,并以异化与分裂实现社会批判,但并未将反普遍主义与反理性主义、反规范性与反总体性集于一身。青年马克思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采用了既有知识的跨领域交互描述方法即“定在”描述法,以破解黑格尔遗留的抽象决定论难题。这种方法使既有知识发生陌生化和自行重组的积极变化。马克思因此遭遇既非“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也非“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现实,由此开启的历史与现实之问或动力学之问直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将“定在”描述发展为“历史科学”以后才有了答案。在“历史科学”的定义中存在类似稳态说明和阈值约束的系统论表达。从“定在”描述到“历史科学”的过程与一般系统科学的形成过程存在相似性,因此由反体系哲学向系统化、科学化的“历史科学”的转变过程,应看作哲学革命最直接的意涵。     

重视文艺创作思想上的反污染斗争 ——评西方现代派文学思想对我国文艺创作的影响

近几年来,我国文艺界少数同志著书撰文,为西方现代派文学鼓吹,甚至提出“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的口号,认为现实主义是蒸汽机时代的产物,没有能力反映丰富复杂的原子时代、电子时代的社会生活,应予以“合理的排斥”,只有向西方现代派学习,我国文学艺术才能获得表现现代生活的生命活力。这样,不但水平参差不齐的一些现代派作品得到了高度的评价,而且现代派的哲学思想和文学主张,也在缺乏分析批判的情况下,被介绍给文艺创作者。从萨特的存在主义到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从表现自我到非理性主义,从无人物、无情节、无典型到反小说的小说、反戏剧的戏剧……,都被当作现代文学应有的标志,被引进了社会主义的文艺园地。这些文学主张、文学思想是意识形态的东西,它们不会象进口的机器零件那样,只能在所有者的操纵下发挥被事先限定了的作用。它们是能动的,有着自己特     

中国近现代文学接受日本文学影响反思

中国近现代文学主要是从文学转型、现代民族文学建构的现实问题出发看取日本文学的,表现出急功近利的倾向;接受者反传统的立场,背离了日本文学近现代化经验,使对日本文学的接受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民族文学根基;社会革命化的接受视角,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日本近现代文学中那种急躁的“革命”情绪;接受中自我意识不足,最终使中国近现代文学走上了一条与日本近现代文学相似的发展路径,甚至重复了日本文学的某些错误。     

《圣经》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文体建构

“中国现代文学”这一语词既是对一段时间内的文学存在的历史指称,更是对文学意义的价值表述。就其文学意义而言,它主要体现为文学内容和形式的“现代性”和“中国性”（民族性）的价值追求。回顾近一个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对它的“内容”的“现代性”和“民族性”的研究和阐释要比研究它的“形式”意义深入、复杂得多,应该说中国现代文学的“形式”的“现代性”和“民族性”也是其获得独立性和丰富性的重要标志。所以,探讨和总结中国现代文学“形式”的渊源与流变、独特性与丰富性问题也就显得日益重要而紧迫。关于文学的文体形式…     

文学论争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兼及“京海之争”与“反差不多”论争的重审

1930年代，沈从文先后发起了“京海之争”“反差不多”等一系列文学论争。当我们重返论争所发生的历史现场，将两次论争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京海之争”并非“京派”与“海派”这两大文学流派之间的正面交锋，而是由沈从文独自代表北方作家群体（京派），与居于上海的作家群体（主要是左翼作家）展开的一场关于政治、商业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大讨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也不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而是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海派”》；同时，沈从文发起“反差不多”论争的真正意图与“京海之争”一脉相承，都是旨在通过批判文坛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凸显以自己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之独特价值。藉由系列文学论争，“京派”这一“作家群体”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而沈从文作为后期“京派”文学的代言人，其创作观念和文学理想也日益凸显，并逐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论争显然是沈从文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经典化”的媒介策略，无论是在“京海之争”中强烈批判“海派”作家“玩票白相”的创作态度和“商业竞卖”的恶劣风气，还是在“反差不多”论争中激烈指责以左翼文学阵营为代表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其背后潜藏的都是沈从文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他实际上是想要借助群体的力量，让自己代表和引领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脱颖而出，以完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场中的站位，进而为自己念兹在兹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指明创作方向。     

创见与误读：论浦安迪“中国小说的兴起”研究

美国汉学家浦安迪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研究16世纪中国小说,认为“明代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以反讽为主要方法改造“说书”传统和民间素材,极大提高了小说的艺术质量和思想内涵,形成“中国小说的兴起”。浦安迪之论在世界小说史上为中国小说争得一席之地,其开放包容的学术态度,中西互释、古今融通的方法都颇值得肯定与借鉴,对研究者不无启迪之功,在海外汉学家中亦属凤毛麟角。但创见与误读瑕瑜互见,也暴露出某些问题,如运用反讽过于宽泛,对小说中的反讽实例解读或可商榷,将小说人物的塑造问题过于简单化等。     

存在与虚无:论新时期文学对政治理想主义的艺术解构

建国后三十年 (主要是前十七年 )的中国文学的艺术发展史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实际就是中国现代作家用纯粹政治感性和主观战斗精神 ,去创造光荣与梦想的心灵发展史。新时期文学在现代人文意识重新复苏之后 ,便以深刻的理性思维与强烈的批判精神 ,全面解构了这三十年文学的政治理想主义。新时期作家不仅“反思”了“左”的政治为现代中国人心灵所造成的巨大“伤痕” ,同时还将这种“反思”引入到了文化“寻根”的思想高度 ,进而艺术地还原了历史的真实性。新时期文学正是以它莫大的叛逆勇气和悲剧意识 ,在“反省”与“解构”的艺术实践过程中 ,营造了中国现代文学新的历史辉煌     

现代文学的历史起源：不同观点及其话语系统——蒙古族现代文学历史分期的若干问题研究

蒙古族现代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其起源和发展脉络既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又具有独特的社会、历史和地域特征。学界围绕蒙古族现代文学的历史起源及其发展阶段等问题曾有过不同的观点,并采用“政治统领与文学书写”“社会变迁与文学发展”“国家文学与民族文学”等框架对其进行阐释。现代文学发展史是一种内在元素与外在环境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演化过程,考察蒙古族现代文学的历史起源和发展阶段要充分考虑文学现代精神及发展规律、社会背景及传播媒介等诸多因素,只有这样才能作出相对准确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