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团主义——一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

法团主义作为一种由西方引入的新型的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解释模型,以其实现国家与社会相互增权的主张,形成了对国家主义、多元主义等主张国家与社会二元分立模型的超越,是当前我国学术界呼声较高的适应于中国现状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型。本文从法团主义的视角出发,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对比法团主义的特征,揭示了中国现状与法团主义发展背景的差异。     

法团主义的中国问题研究:文献回顾与批判

20世纪90年代起,运用法团主义研究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通过文献回顾发现,学者主要围绕地方法团主义、合作主义宪政、政治发展和政府治理这几个议题解释和预测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法团主义强调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关系,发挥国家主导和社团组织的中介作用,成为学者论述的主要切入点。批评者指出我国的社团组织依附性强,并没有发挥好利益协调的中介作用,再加上我国社团的多样性和法团组织发展条件的不成熟等,都成为解释和预测中国问题的障碍。     

社会冲突治理中的法团主义策略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探讨

二战后法团主义的复兴与社会冲突治理密切相关,其在结构、功能及行为上都显示出对社会冲突的回应。基于法团主义治理策略在东亚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示范效应,现有研究将其用于分析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和政企关系。然而,由于法团主义概念界定的模糊性和中国政治经济环境的独特性,导致法团主义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争议不断。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冲突的多发期,法团主义关注国家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利益协调,强调冲突的制度化解决,这对缓解和消除社会利益组织间的紧张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集体行动——对转型期社会控制的理论分析

从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的视角出发,可以发现转型期社会控制方式与不断分化的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矛盾。转型期国家与社会关系呈现出"庇护主义"和"法团主义"相混合的特征,这一特征也决定了社会控制方式的"排他性":在社会结构分化过程中,社会控制网络之外存在大量边缘群体、利益受损群体,他们更多地采取集体行动的策略。因此,必须突出社会利益分配和社会管理服务体系的公共性,注重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及时性与有效性,并引导社会冲突走向有序化解决道路。     

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进化：一种不同于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的中国叙事

作为理论舶来品,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对中国政社关系的解释力有限,需要一种中国化的理论予以超越和替代。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进化,不同于公民社会模式、法团主义模式,是关于政会关系发展的中国道路、中国叙事。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进化的基本内涵,包括静态的协同关系和动态的演化过程两个方面。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进化论,不仅是对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予以理性分析、科学解释的描述性工具,而且是对其发展予以合理引导、预测的规范性尺度。为推进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进化,必须按照国家治理的要求,在国家建构与社会生成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实现政会互信,对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各社会组织管理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予以调整。     

利益集团与政府关系的比较研究——“国家—社会”范式的分析视角

文章以"国家-社会"范式来分析利益集团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剖析了两者关系的"多元主义模式"、"精英主义模式"和"法团主义模式"等三种类型,从而为我们观察利益集团与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一个有意义的参照维度,这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处于转型期的我国利益集团与政府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从法团主义到撒切尔主义 ——战后英国保守党在国家干预问题上的转变

战后英国出现了法团主义这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法团主义的产生无疑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国家干预发展到高峰。但凯恩斯主义和法团主义本身的局限性决定了它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随着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弊端逐步暴露，英国保守党右翼要求转向自由资本主义的呼声也日益高涨。经过60年代的鲍威尔主义和70年代的意识形态反思，保守党最终选择了以减少国家干预为核心内容的撒切尔主义。     

法团主义视角下的社会组织发展:以ENGO为例

环境非政府组织(ENGO)的出现是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一个表征,体现了社会的进步。然而,中国的ENGO尚未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环境保护功能,具有明显的法团主义特征,表现为官民二重性、发展规模的自控性和"绿化"职能的单一性。法团主义是ENGO生存的策略选择,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但从长期来看,只有去除法团主义特征,ENGO才能更好地发挥环境保护的本质职能。     

和谐社会建设的关键：三方利益调节机制的构建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分化带来了多元化的政治过程。这种多元政治过程是与中国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密不可分的。社会结构的多元化也促进了NGO的发展，其正在替代日益削弱的单位制的利益综合和利益表达功能。和谐社会建设的关键就是建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调节机制，这种利益调节机制应该是国家（政府）、市场和NGO三方调节机制。在中国语境中，也可以称之为法团主义加市场机制的利益调节机制。     

法团主义视域下的中国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法团主义强调由国家主导下多元利益主体的协商来协调利益冲突,对创新我国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有独特吸引力.在法团主义视域下,首先,农村多元利益主体应能通过各种民间组织来实现表达和整合利益诉求;其次,要凸现农村正式权威组织在利益协调中的主导作用,应合理限制强势利益群体的力量与权威,使其不损害公益并承担公共责任,同时,还应通过发展公民社会、加大人力、财力的投入来增强农村弱势社会组织的力量,以实现利益主体的竞争性均衡;再次,培育多方参与的公共领域,村民通过基层民主选举活动、协商性会议、大众传媒等公共论坛来参与协商,形成公共意见.通过以上措施,来实现多元利益的均衡和社会公平正义.     

梯级寻租格局、法团主义结构与政治寻租型腐败的治理之道

科层组织体制的权威等级结构,形成了一种压力型体制和行政逐级发包体制,在政治晋升锦标赛的激励模式下,政府官员个体的政治寻租行为将触发体制内的寻租竞争,形成梯级寻租格局。基于我国的历史传统,强势的政府与弱势的社会组织之间形成了一种共生庇护关系的法团主义结构。这种结构有助于权威确立和秩序稳定,也为政府官员汲取社会资源、转嫁政治寻租成本提供了稳定的制度外保障。个体的政治寻租通过科层组织的梯级格局在体制内不断扩展,再通过法团主义结构向体制外不断扩张,导致腐败向社会弥漫。政治寻租型腐败的防治,既要破除梯级寻租格局的基石,也要重构法团主义结构及其制度。     

法团主义：社会组织发展的合理路径

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迅速,社会组织发展问题已经成为当下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但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与社会组织发展相应的政策法规还没有及时出台,造成社会组织在发展中存在社会地位不高、行政色彩过重等问题。以法团主义视角,分析法团主义在社会组织发展中的适用性,并应用法团主义理论为当前社会组织的发展提出一些建议。     

当前中国乡村社会关系特征与问题分析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同时在乡村社会关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并呈现出此消彼长的特征。由于传统与现代因素的交织作用,社会关系在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之间存在着对抗与矛盾,任何一种取向的社会关系都存在一定的问题。由此来透视目前乡村社会关系的现状,我们也看到了社会信任、社会资本以及社会秩序所存在的问题。因此,必须在正确对待特殊主义社会关系的同时,有效地发展出一种普遍主义取向的社会关系,以实现乡村社会关系的和谐,从而重建乡村的信任关系、社会资本以及社会秩序,进而推动当前新乡村建设的顺利进行。     

秘鲁贝拉斯科军政权的职团主义实践——对“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的考察

20世纪60、70年代,以贝拉斯科将军为首的秘鲁精英为实现秘鲁经济社会发展,摒弃政党议会制度采取职团主义组织方式,建立了"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以动员和组织全国民众,并搭建起沟通民众利益诉求和政府决策的渠道。然而,由于军方的支持含混不定、"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自身组织弊端、秘鲁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等因素,职团主义组织形式在秘鲁昙花一现,并未制度化。     

"官办"行业协会的发展路径研究——治理理论途径的建构

通过研究＂官办＂行业协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探讨＂官办＂行业协会的发展路径。在实证调查基础上,分析＂官办＂行业协会运行及其与政府的博弈关系,指出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这两种发展的可能路径都存在各自的局限性,并提出从治理理论角度来构建其新的发展模式。     

论20世纪30年代国家社会主义的内涵

国家社会主义是把易于造产的集产主义与易于分配的普产主义以及侧重自治的行会主义调和为一。所谓易于造产的集产主义,指的是资本主义产业集中经营形式下大机器、大生产的生产方式,既尊重个人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和高效灵活的私营经济,又强调整个社会的有计划生产;普产主义则吸收了社会主义关于社会公道和社会平等的内涵。国家社会主义希望通过集产主义与普产主义的结合达到"人人有产,人人均产"。但这一过程中如果单纯由国家起主导作用,则会造成苏俄式官僚机构膨胀,社会最终通向"奴役之路",因此要充分发挥基尔特社会主义中行会的作用,利用社会团体的力量制约国家为恶。这样就在生产和分配过程中维持了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平衡。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乡一体新社区建设的新单位化现象——基于浙江省嘉兴市的实践分析

以土地流转弱化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偏好、以住房改造隔离农民与村落的空间联系、以行政化社区组织的搭建瓦解乡村熟人社会及以城市社区服务标准催生新社区居民的“城市意识”是浙江省嘉兴市城乡一体新社区建设的主要方式和实践过程.在新社区建设过程中,产生了诸如社区庇护主义的出现和发展、社区法团主义的产生和扩大、社区父爱情结的再生与扩张等现象,这些现象的出现说明单位社会在中国大陆并没有完全终结,相反,它正以特殊的形态发挥着作用.正视这个现实是开展好新社区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建设的前提之一.     

社会公共利益的二元代表及其运行机制探析

在私益膨胀,公益萎缩的社会背景下,文章重新审视社会公共利益,将其内涵厘定为社会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上的与社会整体利益同向一致的群体利益与群体联合利益。国家是社会整体利益唯一可能和现实的代表者,社会团体组织是群体及群体联合利益的代表者。对二者在利益代表中的运行机制应兼融多元主义与法团主义的合理因素。     

迈向良性的互动——论我国社会中介组织及与政府的关系

文章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界定了中介组织的本质、含义及特征,认为中介组织并非社会团体,而是民办非企业单位,是经济和社会的支持系统.作为社会的一域,它有自己的运作逻辑.当前,中介组织的问题在于政府的越位和失位造成其功能的扭曲.因此,通过制度化的途径建立起二者良性的互动,让政府和社会走向善治,是当代中国改革实践的一个重要课题.     

从工读互助团的失败看改良主义在中国行不通

“互助论”传入中国后 ,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工读互助主义是五四时期流传较广的“新思潮” ,它是一种空想主义 ,又是改良主义 ,信仰者通过成立工读互助团实践工读互助主义 ,但很快失败。它证明了改良主义在中国行不通 ,空想主义注定要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