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创新我国社会管理方式——基于社会管理方式的研究述评

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对于我国应对转型期的各种挑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根据理论界对我国当前社会管理方式的主要特点与问题的分析,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我国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应当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方式为目标模式,以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着眼现代、立足现实为基本原则,以从威权式、管制型、控制型、人治型、单一型向协同式、治理型、服务型、法治型、复合型转变为实施路径。     

当前中国社会道德治理论析

当前,中国社会的道德现状与道德建设问题备受世人关注且亟待有力的回应。正确面对和分析当前中国社会的道德现状,既要肯定成绩,又要正视问题,这是道德治理的前提和基础;对于当前道德领域所存在的诸多问题,要放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来看待。道德建设受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其间所出现的问题也是国际环境变化的反映;当前中国的道德问题是社会转型期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其中一些道德问题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的;当今中国的道德问题其直接诱因是在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把经济利益的思维模式用到道德判断和社会行动能力上。目前,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探索和解决中国社会的道德治理问题:一是树立信心和决心,二是提升信念和信仰,三是倡行共建和共享,四是坚持"守"为"并行,以"守"为先的工作重点。     

社会共享与治理变革：逻辑、方向及政策意蕴

"十三五"时期,社会共享将是社会发展与转型的重要方向。社会转型要求政府治理模式变革以应对社会结构与社会机制变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政府治理将在治理理念上向共享、全面与普惠转变,在治理结构上向多中心、多元主体、制衡型权力、多样性制度安排与差异化供给转变,在治理技术上向整合式治理与精细化治理转变。这意味着要构建现代化的理念体系、制度体系、行政体系、外部关系和支撑体系,与社会共享的目标相适应。     

现代社会共享性之本位价值信念的生成:历史根基及其实践合理性逻辑

改革开放引发了中国社会持续、深刻、全面的整体性转型.社会转型与社会价值观念变迁相同步,就其主题特质及其内在轨迹而言,是中华民族之本位价值观念的寻索与探求的过程,意味着社会之基本价值关系的全面调整和有效转换,并通过社会经济价值观、政治价值观、文化价值观等而具体表现出来.在社会经济价值观变迁方面,表现为在公平优先还是效率优先的博弈中,公正与共享价值观的胜出;在社会政治价值观变迁方面,表现为由"权力型政治"向"权利型政治"的转变中,现代公共行政的治理价值理念的出场;而在社会文化价值观方面,则表现为由抽象的"伦理本位文化"向新"公民本位文化"价值理念的转变.这是价值取向方面,社会由"政治主导"到"经济主导"再到"人文公共性"本位的制度文化追求历程中,新质的社会共享性价值信念和理想的渐进生成与有机呈现过程.     

行政伦理建设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中国正处在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人治向法治、身分等级社会向公民社会过渡的转型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新旧两种社会体制并存,行政伦理存在诸多问题。本文从行政伦理的内涵及其特征入手,结合中国现实,并对中国社会转型时期行政伦理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作了分析,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世界变局下的中国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

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正处于十字路口,面临着一系列重大挑战和问题,亟需更深层次的改革突破和发展创新,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的转变,按照"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的治理之道建立长治久安的长效机制。尽管中国过去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并不存在一个相对稳定成熟的所谓"中国模式",只有"中国路径"或至多"中国经验"可言。当前,中国呈现"强政府,弱市场"和"大政府,小社会"的格局,必须合理界定政府、市场、社会的合理边界。政府最基本的作用是维护和服务。政府的角色定位应该是:限制"掠夺之手",强化"无为之手",多伸"援助之手"。在深化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中国需要顶层设计:建立有效市场,造就有限政府,构建和谐社会,提高人们的幸福感。中国下一步改革的关键在于政府职能的两个根本转变:一是从与民争利的发展型政府向公共利益服务型政府转变;二是从行政干预过多的全能型政府向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有限型政府转变。     

转型社会中的行政发展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急剧的社会转型。在社会转型的宏观背景下,政府类型也要随之转变。政府转型的实质是从以往的政府本位型政府向社会本位型政府转变。新型政府的职责在于调整政府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培育、完善社会自组织能力,更新转型期的社会秩序,积极提供社会服务,并在行政关系、政府职能、机构设置模式、行政文化体系等方面实现更新。     

转型期我国体制型风险的成因及其治理

本文从社会风险类型学角度,分析了我国社会转型期主要社会风险——体制型风险,聚焦其内涵、成因和表现,提出在体制型风险治理路径选择上,应建立社会风险行政问责制度,推动体制重建来促进机制更新,从而实现风险的治理;在体制型风险治理模式上,应从"冲击一回应"模式向"预防一主动"模式转变.     

评《失业心理问题研究》

苏州大学心理学系田晓明教授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转型期苏南地区失业人员心理问题研究”之最终成果《失业心理问题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值得向从事相关理论研究和实务工作的同志推荐。其创新之处在于:1.失业心理研究:迈向转型心理学的逻辑起点当今,中国社会正处在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生态文明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从单一性社会向多样性社会转型,从伦理型社会向法理型社会转型。社会转型不仅深刻地改变着我们这个社会,也使我们遭遇严峻的挑战。在…     

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管理方式创新研究

中国的社会转型远远滞后于经济的转型,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脱节所产生的问题不断加剧,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已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加快社会管理方式创势在必行。当今社会管理方式创新应包含以下内容：打破行政垄断,使社会管理主体由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整合社会管理手段,使社会管理方式由单一僵化向灵活化转变;进一步开放信息,使社会管理方式由封闭转向开放;推进民主建设,使社会管理方式由强制干预转向沟通协调;加强媒体建设,使社会管理方式由指挥命令转为积极引导。     

改革开放40年来农村社会治理结构的演进与发展

农村社会治理结构是指在农村社会治理过程中,由国家、农村社会各治理主体在一整套制度安排基础上形成的相互关系框架。农村改革40年来,农村社会治理主体实现了由单一治理主体向多元治理主体的转变,国家、基层政府、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农民个体以及各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多元治理主体相互依赖、相互制约,推动了农村社会治理结构的变迁。具体表现为:宏观国家层面,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调适;中观乡镇层面,"乡政村治"结构的发展;微观村庄层面,村治结构的优化。总体而言,农村社会治理结构的演变遵循着由外生型治理结构向内生型治理结构转变的内在演进逻辑和善治的发展方向。     

基层治理变革:转型期农村发展的新趋势

农村市场化改革带来乡村经济社会转型,农民的主体权利意识与民主法治观念逐步提高,参与农村社会管理和基层治理的积极性与热情度显著增强。农村基层治理体制在转型期乡村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背景下开始面临着变革和调整的重任。乡村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是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现实背景与基本前提,同时,基层治理变革和民主政治发展又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根本动力。转型期,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带来乡村基层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等深刻变化,农村基层治理变革具有必然性,成为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与乡村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出路与重要途径。     

商事社会背景下中国社会管理路径探析

社会管理是现代法治社会的社会根基。建设和发展社会管理,首先要厘清"国家—社会"关系传统,认清中国正处于由乡土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的商事社会阶段的特点;然后再结合国情,着眼于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三个维度进行变革,通过确立服务型政府理念、完善商事规则等策略,促进社会管理走深化合作共赢的道路。     

论社会转型期的利益分化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型期,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型.大量新的利益群体出现,利益要求多样,利益分化已成为我国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一个新的社会现实.     

人格的历史嬗变及其动力系统分析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人格转型是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随着社会转型人格则实现从依附性向独立性、从同质性向异质性、从单一化到多重化的转变。人格的转型是由社会经济动力系统、文化衍进动力系统、个人需要动力系统等因素在相互作用的同时共同组成了推进人格转型的动力场。     

微观社会转型期及其临界点的确认

社会转型是指某一社会结构和形态具有本质进化意义的改变.由于观察问题的视角不同,确认社会转型也就具有了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一个大的转型期往往由不同的、微观的小时段构成,因此,研究这些小的、微观的社会转型是把握大的、宏观的社会转型的认识基础和必要前提.无论是宏观、中观还是微观的社会转型,都有一个临界点,即事物即将发生本质变化或改变的最基本条件.像宏观和中观的转型期一样,微观社会转型也有着其自身的临界点.2000-2010年的10年,构成中国社会的一个微观转型期,其标志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从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之间的矛盾,转变为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加大、权力寻租趋强、强势利益集团和新底层社会同时形成、社会阶层固化的矛盾.而在这一微观转型期间,2010年前后,无疑又是一个以年为单位的临界点,即在此一时间点,这些矛盾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认清这一"临界点",对于总结改革经验、梳理转型思路、把握未来走势,都不无理论和实践上的意义.     

转型期人口变动中的犯罪问题及其法律控制

当代中国社会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中国人口数量过多、人口素质偏低、人口结构不合理、人口分布不均衡等人口问题,不仅与转型期经济和社会发展不适应,还是诱发各种违法犯罪现象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以我国人口变动的趋势来看,这些...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稳定的政治构建

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我国,社会稳定只是动态性稳定,应建立和完善现代的动态政治稳定机制,通过转变与完善政治治理的结构、制度与政策,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政治体系;拓宽政治参与的渠道,完善公民参与的决策机制;推进政治治理观念向公正与正义回归;加强政治制度化建设等来构建社会稳定的政治体系,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社会转型与社会管理创新:一个新的分析视角

此文首先探讨了社会转型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关系,认为社会管理创新既是社会转型的必然产物,又是社会转型的必要条件；然后基于社会转型现状,探讨了治理社会失衡、治理社会失调和治理社会失序的社会管理创新；最后基于社会转型趋势,探讨了“新型社会管理模式”建设和“居民身份型管理”建设.     

浙江非公企业劳资矛盾与工会调节作用研究——基于农民工租住地工会的实证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对我国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非公有制企业的劳资关系问题也日益突出.今天的中国,尽管工会面临着种种困境,但工会的作用仍然很重要.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工会代表工人利益的有效性问题.农民工租住地工会通过组建工会的方式吸纳农民工精英进入工会管理层,并动员农民工参与社区的公共生活,逐渐使他们产生了“社区认同”,农民工管理发生了由社会被动防控与管理型向主动引导、服务、建设型的转变,由分割向融合的转变,破解工会在农民工集聚的地方如何组织管理与协调劳资矛盾,促成了社区的和谐与稳定.探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外工会力量的成长或许能为中国工会转型提供一些借鉴和帮助,为转型期创新社会管理提供有益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