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格非：走向世界的当代汉语写作——关于“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和当代汉语写作“国际化”

在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下,三十多年来,中国大陆作家在参与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IWP）的过程中,与外国作家友好相处相互交流,共同关注世界文学的整体境遇和发展趋向,有力推进了新型中外文学交互模式的构建。透过这一交流窗口可以看到,中国作家在世界文学场域中面临着文化适应与文化冲突、主题选择与艺术表现、民族传统与环球意识、创作的共同性与特殊性等重要问题。本次对话着重关注以下问题：中国作家是如何走向IWP这个＂国际文学平台＂的,中国作家在异域发生了哪些文化冲突,世界文学有何共同境遇,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格局中有何特殊性。     

汨罗长乐方言中的“(口姐)”尾

“(口姐)”是汨罗长乐方言中使用频率极高的词尾。它分布广泛,可附在名词、数量词、代词、动词、形容词后,表达丰富的语法意义,起着积极的语法作用。     

“非知识分子写作”:“文革文学”的一种潮流与倾向

“文革”时期知识分子话语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民间大众话语的合流中遭到重创,“非知识分子写作”成为一种潮流与倾向;主流文学中“知识分子”的写作在本质上是非知识分子的。     

试论“人民性”与民间文学的研究(1945—1952)

延安的民间文学与五四以来的民间文学不同,它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展开。新中国成立后,延安的民间文学传统在全国文艺界推广和发展。民间文艺家赵景深、蒋祖怡等将“民间文学”等同于“人民文学”,遭到批驳。围绕“人民文学”的“人民性”学界展开了论战,最后,以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学”为目标,一度遭到颠覆的传统文学地位略有回升,民间文学与传统文学共同分有“人民性”的特质,达成了和解。     

改革文学:“合法性”修辞的建构与质疑

在新时期初期的"改革文学"中,以《乔厂长上任记》等为代表的众多作品都致力于"改革闯将"形象的塑造。在这些改革者的形象修辞中,权力意识和现代特质以及改革者的道德纯洁性是突出表现的重点,改革文学大都力求突出这些特点,这使改革文学的写作体现出高度的同质化,也逐渐形成了一种"主流"的写作样式。这种"主流"写作样式既突出了"改革闯将"们的形象特质,又遮蔽、忽视了某些重要的社会命题,而另外一些作家对改革的内在矛盾命题的发现和追问恰恰表现出文学具有的丰富和复杂,他们的追问与反思也显现出现实的意义。     

走向边缘的女性"个人化"写作

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中,“人”作为个体逐渐受到了重视,个体的人在觉醒中被确立。由于女作家远比于男作家的敏感性,九十年代的女性文学创作率先走向了“个人化”的创作倾向,在作品中逐渐转向对女性自身的发现,对女性的生命形态的描述。在一些创作中,由于过分突出女性的女性意识、个人化意识,而陷入了狭隘的境地,完全脱离“宏大叙事”的“束缚”,走向了一种超性别意识的边缘化写作中。他们的这些个人化写作无外乎只是对男性中心话语的一种消解与对抗,并非女性文学创作的价值目标。我们应该营造一种多元化的、关注社会与人类的、突出女性意识与生命体验的创作格局。     

黄遵宪的“我手写我口”与客家文化

作为“诗界革命”宣言的诗歌理论“我手写我口”,深刻地彰显了中国诗歌发展的最基本方向,是黄遵宪“言文一致”与书面语改革的最早诉求.客家民间文学的特质、客家先贤诗歌创作的传统,是黄遵宪“我手写我口”文学思想背后隐藏的客家文化背景.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前言)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正以不可遏止之势,冲击着“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并企图以文学本身的“事实”,淡化文学之于政治的关系。尽管,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几乎贯穿了20世纪的始末,但是,对于任何一个研究者来说,回避只能是一厢情愿的。“新民主主义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的质的规定性,使这两个时段的文学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它们各自鲜明的时代特征。因而,无论是“人的现代化”主题,还是“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乃至从20世纪90年代进入社会“大转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意识形态与现实改革,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抹掉20世纪以来文学之于上层建筑的关系,漠视这种存在的研究是不够稳妥的。     

垂钓看“口”

1．鱼吃饵时称“有口”,不吃饵时称“没口”。2．放钓池新投放的鱼称“生口”,久被放钓的鱼则称为“滑口”。3．鱼饵在入水后未到底即被鱼接食的叫“截口”,刚至底即被吞食的叫“抢口”,几条鱼争食饵料的则称“乱口”。4．台钓时鱼漂显示出的标准清晰的下挫叫“顿口”。鱼觅食只认食某种口味的饵料称“偏口”。遇有鱼在水下活动吐出的气泡上浮时,垂钓者追泡投饵叫“找口”。     

多元对话中的后现代性（二）——一个被红学界忽视的审美元素

运用哈桑所强调的“共时”概念,从“迷宫”、“学术平民化”、“死亡意象”、“人本主义”等属于后现代文学的流行代码来重新解构《红楼梦》,考证《红楼梦》在创作上与当代西方文学保持的某种契合即前瞻性,阐释红学研究中诸多自相矛盾的现象,解构《红楼梦》文本的多元性及其历久弥新的审美奥秘,为其审关选择重新定位。     

方言词语的雅与俗--宜昌方言词零拾(二)

方言与共同语相对 ,共同语在古代被称作雅言 ,在这种意义上 ,与此相对的方言便具有俗的性质。本文以西南方言区的宜昌话为对象 ,择取词例 ,从语音、词义、词语的使用以及词书写符号等方面进行考察 ,并与现代汉语普通话相比较 ,对语词的雅俗辨证关系进行了阐述和揭示     

《汉语大字典》校读札记（下）

《汉语大字典》第二版纠正了第一版许多错误,但仍有不少讹误未能订正,甚至产生了新的差错。主要从校勘的角度进行辨正,辨正内容包括文字讹误、标点不当、出处失误及注音、释义等问题。     

李泽厚美学理论探源(下)

李泽厚的美学思想体系由三部分构成:早期的认识论美学、中期的主体性哲学和实践美学、后期的"情本体"美学。认识论美学源于他对前苏联文艺美学理论的研究,实践美学思想主要来源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主体性哲学来源于他对康德先验论哲学、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晚年"情本体"美学思想源于他对西方心理学派(弗洛伊德、容格)和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的研究。     

康德的认识论——康德哲学三题之二

康德的哲学体系与当时流行的经验主义哲学的认识论的最大不同是:既承认外在经验对于人的认识的刺激作用又强调人的心灵具有认知的主体性意义.他以感性、知性和理性的层次和功能观综合统一了经验主义怀疑论和经院哲学的独断论,肯定了人类知识的界限同时也说明了传统哲学本体论在认识上的虚幻性.以辩证的认识论的新方法取消了传统哲学的独断论.     

在平等中对话 在对话中共享——王尚文语文教学师生关系论解读

在王尚文的语文教育论著中,包含着大量关于语文教学的师生关系的论述.他运用语文教育教学的新理念,提出要建立一种切合语文学科特性且又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新型的师生关系.这首先要求从根本上清除教师头脑中残存的传统教育观念中一些消极的意识,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师生平等,然后以此为前提,在语文教育教学过程中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师生对话.而这样的对话,则会形成一种使师生双方均能获益的教师"让学"学生"让教"的和谐的关系.     

土族纳顿面具舞解读（二）

民和土族纳顿的三国戏系列面具舞能够进入土族纳顿是多方面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当时国家统治教化需要是重要因素,民间凭借国家倡导借机发展民间信仰是内在因素,而汉族人口大量进入土族地区乃至于被融合进土族是其进入并获得立足进而得到长久发展的基础条件、重要保障,土族完成从游牧生活向定居农耕生活的彻底转变是接受三国戏并一直上演的经济基础。纳顿中的"五官舞"再现土族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土司接受中央王朝封授这一历史事实。     

"纯洁语言"刍议(上)——兼谈建国以来的语言规范化工作

建国以来,我们的语言规范化工作一直以"纯洁语言"为指导思想.使语言规范化工作在取得一些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失误.语言是不纯洁的,也很难纯洁,但在以往,人们对此却很少提出异议.本文从多方面分析了这种状况产生的原因,并对半个世纪以来的语言规范化工作做了认真的梳理.     

康德的宗教哲学——康德哲学三题之三

康德的批判哲学体系有两个使命：一是纠正经验主义的怀疑论,以确定科学知识的“必然性和普遍性”;一是纠正宗教神学的独断论,以确定宗教的“必要性和相对性”。前者说明科学不能完全消解宗教的社会意义,后者说明宗教必须被限制在伦理学的意义方面;科学的性质是“他律”性质的,而宗教是“自律”性质的,如果不区别这种关系,必然导致“二律背反”。只有将宗教限制在“道德律”方面,“宗教求善”和“哲学求真”及“艺术求美”才能平衡地反映人类精神生活的主要特征。     

蒲殿俊与四川保路运动(下)

由蒲殿俊任议长的四川咨议局一成立,就把争路权作为自己的一项主要任务。清廷将川汉铁路收归国有之时,蒲殿 俊亲拟呈文要求维持商办。在保路、保川、保国的浪潮中,蒲殿俊等人组织成立了保路同志会,形成了以蒲殿俊等人为核心的 咨议局、股东会、同志会三位一体的争路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