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地为牢:南朝政权的京畿化与政局演变

地域性在南朝历史研究中日益受到关注并被认可,以往对南朝地域性的研究多集中在都城以外的各都督区,事实上南朝的政权也出现地域化倾向。从每个朝代创立之初,即开始步入士族化历程,在程度不断加深中逐步演变为扬州乃至建康的地方政权,亦即当各都督区出现本土化倾向时,建康也走着相同的道路。这一趋势体现南朝政权突出的内向收缩特点,统治基础的转移致政权日益衰弱,在扬州化乃至建康化过程中,帝国已失去了对辖区的统御能力,最终难逃被取代的命运。     

试评魏晋南北朝的士族

士族,亦称作“世族”、“势族”、“世家大族”,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主阶级中的一个特殊阶层。它起源于汉代“察举、征辟”制,在曹魏推行“九品中正制”后掌握了选仕大权,到东晋时发展到鼎盛阶段,南朝时期走向衰落。士族在中国历史上历数百年,曾经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刻影响。 第一,应该肯定:士族作为魏晋政权的主要支柱,对于结束汉末以来的封建割据和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对南方的入侵曾起过积极作用。 东汉末年,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政,政治上一片黑暗,在各级官史、豪强地主的巧取强夺下,人民生活极度困苦,被迫揭竿而起。在这种背景下,一些豪强地主以镇压农民起义为名,纷纷招     

北朝汉族士人对待南朝政权的态度分析

北朝汉族士人对待南朝政权的态度十分复杂,它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既有汉族士人自身的因素,也有南朝政治环境的因素。北朝汉族士人对待南朝政权的态度经历了变化发展的过程,问题的本质在于他们以南朝还是北朝为正统。     

刘义康谋反事件探析

刘义康谋反事件是刘宋政治史中的一件大事,它开启了南朝宗室内讧的序幕。刘义康事件是刘宋初年徐羡之、傅亮事件的延续,是次等士族不甘心失去辅政权,与门阀士族之间的又一次激烈斗争。本文从刘义康事件双方阵营主要人物的阶层分析入手,分析事件性质。刘义康事件是晋宋之际门阀政治向皇权政治转变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反映了晋宋政治格局转变的复杂性。     

南北朝的散官发展与清浊异同

文散阶的进化在南朝停滞不前,在北朝却迅速推进。其原因在于,北朝曾向将士普授文散官从而使之进化为位阶,南朝的“文清武浊”观念却阻碍了类似现象的普遍化。魏晋南北朝有两种“品位分等”：一种是以门第,中正品和“清浊”构成的“门品秩序”,它是士族自治的产物;另一种则是由军阶代表的“官吕秩序”,它较富功绩制色彩。     

东晋的侨姓士族

东晋政权是由侨居南方的北方士族(即侨姓士族)联合原居南方的土著士族(即江东士族)建立而成的,其主导权始终掌握在前者手里,后者只是处于辅助的地位。而在侨姓士族内部,亦以渡江的先后,作为决定其地位高低的依据。先来者,占据要津,跻身于上层士族;后至者沦为沧荒,不得豫与上流。例如,即使是东汉以来,一直为头等士族的弘农杨氏,也因渡江较迟,不能进入上层士族的行列。据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可知,随晋元帝先行过江的北方士族计一百家。这一百家士族就成为东晋政权的主要统治集团,并在嗣后的南朝政权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在这百家侨姓士族中,…     

论南朝士族武风趋于文治的形象转变

在南朝正史的记载中,有一种十分明显的现象,即南朝士族中,尤其是武将出身的士族在崇尚文学的时风感染下,逐渐向文士家族转变,如到氏、张氏、沈氏、柳氏等,同时南朝帝王本身的形象转变也是一个实证。帝王与宗室对文学的提倡促成了文学兴盛,但也造成时人鄙视武风、不堪武职的习气。     

从宗室出镇看北朝隋唐间皇权政治之发展走向

无论是颇具部族遗风的北朝宗室出镇,还是形成父子共治“家天下”格局的隋唐宗室出镇,都是中国古代皇权运作的不同形态,深受不同时代历史条件的影响。从宗室出镇的特征演变与最终舍弃来看,北朝隋唐间的皇权政治演变走出了南北朝的变态,而且崭露除了皇帝与官僚士大夫“共治”之端倪。     

南北朝经学异同与社会政治

本文指出:虽然南北朝经学所宗经说不同,但均以特重《礼》、《易》而异于汉和宋。于《礼》,南朝经学重《丧服》,以强调亲疏等级观念;北朝经学则重《周官》,以裨北朝统治者开国立基。于《易》,南朝经学重在义理研究,以满足门第士族智力上的需求;北朝经学则承东汉谶纬之学,以助胡族统治者的设计行事。总之,北朝经学是为现实政治和帝王服务的学问,南朝经学则是为门第服务的学问。     

简论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与汉族政权的法制比较

本文以北朝、南朝和明朝、元朝为例进行分析,比较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与汉族政权在法制上的区别与联系     

南朝“行事”考

“行事”是南朝地方行政制度中一项特殊的设置，产生于东晋末年，在刘宋初年已出现相对固定的称呼。它除“行府州事”之外，还有“行郡事”、“行国事”等类型，与以前的“行某官（事）”及北朝的“行某州事”有明显的区别。“行事”是在南朝出镇宗王普遍年幼的情况下设置的，对出镇幼王兼有辅佐和防范的职能。“行事”的设置，对皇权具有两面性的影响。     

试析门阀制度政治内涵的演变——从东汉末年到隋唐时期

门阀制度是封建地主阶级特权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汉末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门阀制度的影响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文章将这一时期划分为东汉末年、曹魏和西晋、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个阶段,将门阀制度放在不同阶段进行讨论,以找出其政治内涵的演变过程.     

承传道统 赋为诗史——论李谐及其《述身赋》

文章通过对李谐生平及其《述身赋》的分析,认为李谐出使梁朝,于南北多年对立之后,在沟通南北来往、缓和南北对立局势和促进南北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贡献。李谐其貌不扬而多学有识、善于言辞,使南中得到梁武帝等人的高度评价,反映了南北两方都以传统文化的正统继承者自居的心态。李谐的《述身赋》真实地反映了在南北朝战乱之际、尤其当北魏末年朝无明主、政治腐败、战乱频仍、社会普遍希望有人结束乱状情况下知识分子的心态,具有史诗的作用;在对少数民族没有"华夷之辨"的意识;在忠君与忠于国家一点上更重于忠于国家;这些都应该予以重视。     

关于侯景之乱几则史料的辩证

文章辨析了《梁书》《南史》《资治通鉴》等书关于侯景之乱的几条歧异史料,包括侯景是否善于骑射、侯景起兵时的军队数量、建康城被围后城外的梁朝援军数量等,认为侯景善于谋略,也善于骑射,侯景起兵时的军队在万人左右,建康城外的援军数量为二三十万。     

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阵法及其影响

北宋自太宗朝起,统治者就对阵法高度重视并不断加以建设,以期取得对外作战的胜利。北宋末年,当政者抱残守缺,以防范武将为己任,最终酿成靖康之祸。南宋初年,宋高宗企图通过继承和沿用北宋诸帝授阵图的传统,实现“将从中御”的祖宗家法。然而在消极防御国防战略和“将从中御”的祖宗家法的影响下,阵法创制流于形式,预授阵图成为统治者控制武将的重要手段,在战场上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在激烈的战争环境下,南宋武将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控制,并自创适合与金军作战的阵法,取得了战场上的胜利。宋金议和后,“将从中御”的祖宗家法再次发挥作用,南宋初名将云集的局面不复出现。     

山水画在五代两宋勃兴探因

任何艺术的成熟、繁荣决不是单个因素的作用,而是那个时代甚至相承续的几个时代的各种因素共同整合的结果.山水画萌生于魏晋南北朝而空前繁盛于五代两宋,其原因主要是大唐文化的影响、五代两宋的疲软分裂的时局、文人画士的自觉追求.     

两宋时期社会教化的新方式

两宋自宋太祖赵匡胤登基之后就加大力度重视社会教化,经过长时间的教化实践,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社会教化体系,并发展了一些全新的教化方式,主要通过学校、地方官员、长者、乡规村约等实施引导社会教化。这些方式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教化民心。     

梁季政治斗争再探讨——以王僧辩与陈霸先之争为视角

梁季王僧辩与陈霸先之争,陈霸先取得了最终胜利,标志着南方土著豪强势力在南朝政治舞台上的崛起,这是南朝后期政治、社会阶层的重大变动。陈霸先之所以能击败王僧辩,原因不仅仅在于南朝梁末自身政治局势等方面的逐渐变化,更在于当时北齐对江表的强大军事压力直接左右了王僧辩对陈霸先的斗争策略。当南北形势稳定之后,王僧辩欲重新调整对策时,陈霸先却抢先利用京口形胜之势,偷袭王僧辩得手,从而为王、陈之争画上了句号。     

政治视域下的困厄文人透视——以魏晋南北朝为中心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战乱不断、国家分裂的时期,在天下名士少有全者的时代,文人们很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有所成就。面对政局的纷乱,文人们就有了不同的选择,因而也就有了不同的人生。从困厄文人与政治的关系维度考察,可以把他们分为政治型困厄文人、隐逸型困厄文人和矛盾型困厄文人。     

《梁书》不载《金楼子》考--兼论《梁书》编撰问题

梁元帝萧绎撰写的《金楼子》是南北朝时期的一部重要子书,但却不载于《梁书*元帝本纪》.其原因恐有三一是《金楼子》成书时正遇梁末战乱,姚察撰《梁史》时所据"国史旧文"本无记载;二是江陵亡陷,《金楼子》被西魏于谨大军掠至长安而入秘阁,姚察不得见;三是姚思廉续补时恐因唐太宗之故,而不得载《金楼子》于《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