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海与中日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和日本高野山大学联合主办的“空海与中日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4月29日至5月1日在复旦大学举行,中日两国学者近60人参加了会议。空海(774—835年)是日本古代杰出的僧人.他和最澄自唐朝留学归国,先后在高野山和比睿山创立密宗和天台宗,赢得大批信众,双峰并立,开一代风气,成为日本平安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教团。而空海更为日本人民热爱,家喻户晓,奉若神明。国内外学者围绕空海与密教,以及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展开深入的学术研讨,兹就讨论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论僧肇的中观思想

魏晋时期,玄佛合流导致六家七宗局面的形成.僧肇深感六家七宗对"有无"的理解有悖于佛教的中观思想,故而以"不真空"立论,批判和纠正玄佛合流中出现的偏差.他站在佛教的立场上,从假有性空的缘起论、名实无当的名实论等方面论证非有非无的中观思想,并运用这一思想来达到融通佛教出世入世的意蕴,从而为佛教与当时社会协调搭起了一座无形的桥梁.     

论空海大师对传播炎黄文化的伟大贡献

弘法大师空海（公元774－835年），日本奈良时代赞岐国（今香川县）屏风浦人，父佐伯直田公，母阿刀氏，均系仕宦之家。他幼名真鱼，在八个兄弟姐妹之中排行第五，天资聪颖，有神童之称。15岁随舅父阿刀大足（当时学者，任桓武天皇太子侍讲）入平安（今京都）学汉学，18岁时就学于京城太学明经科．他除学习《论语》、《孝经》、《毛诗》、《尚书》、《春秋左氏传》外，还博览经史，尤其酷爱佛经．23岁时，他放弃本可进入高官行列的仕途毅然出家，到镇尾山寺（如和泉市■尾山施福寺）剃度当沙弥，法名教海。来中国前，在奈良东大寺的戒坛院（…     

"意格"管窥--兼论姜夔对诗学范畴的贡献

本文结合姜夔《诗说》,对其“意格”说的形成过程及其偏序、并置和整合状态下的内涵进行了分析,认为:“意格”是古代诗学中一个富于见地的概念;是关于诗人创作水准和能力的高度概括;它与“意境”一样重要,是诗学中有关创作主体的重要范畴。     

试述开元三大印度高僧的译经成就

唐开元年间，印度高僧善无畏、金刚智、不空来中国弘扬正传密宗，史称唐密。由此，掀起了中国译经史上的辽后一个高湖，中国密教进入极盛时代。     

隋唐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也指出:“各国人民之间的互相影响是时常存在的。”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关系源远流长,在两国的历史上,有着两千多年的友好往来和长期的文化交流,在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的过程中,两国人民结下了传统的深厚友谊。     

僧肇的"物不迁论"与文化交流的意义

僧肇的"物不迁论"从大乘佛教的立场探讨了哲学上的动静关系,为魏晋时期玄学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展示了一个思考和观察问题的新视角和新方法,推动了魏晋玄学向隋唐佛学的发展.同时,僧肇借助于汉语系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为印度学说找到了一块立足之地.因此,中外文化交流和融合表明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能够为思想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多元化的可能性和"再造辉煌"的条件.     

踏歌与中日文化交流——兼论日本对外来文化的接受与改造

踏歌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歌舞娱乐形式,起源于中国,于隋、唐之间传入日本,被日本宫廷接收并改造为官方的殿堂乐,存在了约六百年,成为日本文化史上的一个正式片段,对后来能乐、狂言的发生有着显著影响。踏歌在日本被接受和改造、吸收的过程,反映了日本对待外来文化的基础性态度及其有目的、有计划、改造性、融入性的吸收规律。这种现象始终存在于日本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对今天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仍有一定参考价值。     

破江西派藩篱 创诚斋体趣味——杨万里对诗学理论的贡献

杨万里的诗学理论,表现在:以通变的辩证态度对待遗产,以大自然为诗本,追求有趣有味的艺术个性,崇尚新奇独创、标举“活法”为诗四个方面。这些对“江西”诗的突破,使他成为开一代诗风的重要诗家,对后世影响很大。而他本人的诗歌创作,也正是在他诗论的指导下,在不断探索、不断创新中前进的。构成独具特色的“诚斋体”。     

论荀子诗论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发展

孔子是儒家诗论的开派者 ,荀子是先秦儒家诗论的集大成者。两人都以宗法理论为诗歌理论的基础 ,以“礼”来规范和制约“人性” ,以道德评判来统摄审美 ,具有明显的沿承关系     

甲午战后中日学术文化交流流向转变初探

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流向在近代发生了戏剧性逆转,日本由昔日的文化接收者后来成为文化输出者。中日文化交流中的这种流向变化始自中日甲午战后。自是时起,中国官民出现了学习日本的热潮,派出留学生、翻译日文书籍为中国吸收西学,进行新的社会变革的重要途径。中日文化交流的流向变化,对中国近代新文化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     

论梁宗岱早期诗歌创作对其诗论建构的意义

梁宗岱的早期诗集<晚祷>,收入诗人1921～1924年创作的诗歌.这些诗歌形成自己独有的美学特色--注重自我内心的情绪表现,借助自然意象,通过暗示、象征等手法营造一种意境与氛围,使人产生圣洁的、虔敬的情感.梁宗岱早期诗歌创作对其诗论建构的意义在于:为接受法国的象征主义诗学理论奠定了实践基础;诗人特有的旨趣与眼光,使得梁宗岱的诗论更具有新锐的见解与美感的恒久魅力.因此,我们研究梁宗岱的诗论不能离开他早期诗歌创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复活一个本真的梁宗岱以及揭示梁宗岱的诗论价值及美学意义.     

中日文化交流背景及日本早期的楚辞研究

从日本早期与中国的文化交流背景,可以明了中日间的文化渊源,也可以窥见日本在20世纪前及20世纪初的楚辞研究状况.虽然日本早期的楚辞研究尚在初级阶段,成果本身并不显著,但我们已能从中窥见其大致的研究风格与特征,可资中国学者了解参考.     

浙江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研究综述

浙江位于中国东部沿海,自古海上交通发达,与日本一衣带水,在中日文化交流研究中,浙江与日本的关系至关重要。中日学者很早就对这一课题有所涉及,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纵观研究内容,不难发现其研究角度有所局限,部分论题值得商榷。     

中日文化交流的新篇章——第二届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综述

继1986年在日本京都召开的第一届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后,由中国佛教协会主办的第二届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于1988年10月6日——7日在北京召开。会议由中方代表团团长周绍良和日方代表团团长藤堂恭俊轮流担任执行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到会并致祝词。     

论贾谊政治思想对中华帝国的贡献

汉儒贾谊总结强秦二世而亡的政治教训,认为秦统治者在政治形势变化的情况下没能做到政治方略的调整,即从战时的“高诈力”转换为治国所需的“贵顺权”.贾谊关于“取予守不同术”的认识涉及获取政权和构建国家、维系政治秩序的不同政策原则,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关于重民,贾谊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告诫当权者不可与民为仇敌.这是在理论上提出了一个非此即彼的命题:统治者要么善待百姓,可以长治久安;要么实施暴政,最后被百姓推翻.道理看似简单,却涵盖了中国古代社会数千年君主政治治乱相继的全部过程.贾谊的政治思想从政权的获取与维系层面,为统治者提供了实施政治调节治国方略和实行仁政以缓解政治冲突的理论依据,又通过对“以民为本”的诠释,为统治者实施仁政的必要性作出绝对化判定.这就是贾谊为绵延二千年君主政治的中华帝国在政治认知上作出的贡献.     

试述唐朝中日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

唐朝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黄金时代 ,双方通过互派使臣、派遣留学生、进行宗教和商业贸易等途径 ,开展了广泛的文化交流活动。从而使日本成功地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 ,步入了发展封建经济的轨道 ,并且形成了以汉文化为中心的“变异体”的日本新文化     

近代中西日文化交流中“政治”概念的演进

19世纪后半期,伴随着传教士的介绍和西学书籍的进入,以及20世纪初西方政治学说借道日本的大规模和系统进入,加以近代中国人为挽救民族危亡而不断吸取新知的内在驱动力,都在逐步改变着人们对“政治”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习惯,“政治”越来越多地成为一个合成词,成为涵盖以往“政”、“治”词族的具有包容性的词语.“政治”作为一门知识、一门学科,也被中国人所接受,并逐步形成那个时代的“政治”知识体系.这一进程不仅反映了近代中国人的观念变革,而且进一步引导了近代中国的政治转型.     

渤海大钦茂时期的渤日文化交流

渤海大钦茂是渤海国第三代文王,737年到793年在位。在其统治的57年间,一方面积极吸收唐的多样文化,另一方面积极保持与周边国家和部族关系的发展。在此期间与日本交往尤为频繁,双方互派使节共达20次之多。本文以文化交流为视角,试在论述渤日交往概况的基础上,探求这一时期的渤海对日本的影响。     

历代诗论中李贺涉“艳”论述评

古往今来诸多诗评家都关注到了中唐诗人李贺诗歌中具有"艳"的风格特征,并构成了李贺诗歌创作中的一种主流风格。然而在众多的批评观点中褒贬赞毁各持己见,有的盛赞为天地奇彩,有的大加肯定,有的不乏贬损。本文在历代诗论中擘肌分理出各论主旨,耙梳厘清出其诗"艳"所具"侧艳"、"幽艳"、"古艳"、"怪艳"、"冷艳"等内蕴,明确"艳"之风格乃李贺风骚独领,历久不衰,成为了一种艺术典范,为后世所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