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迦陵词的“复社遗风”

不同于苏、辛、陆的“以文为词”和“以诗为词”所开启的豪放词风,迦陵之豪放词风因着“复社遗风”而有了新的内涵：融洽经史,其词浑厚而雄健;愤世忧时,其词深刻而沉郁;抒浩然之气,其词豪迈而遒劲。此豪迈雄健词风的形成本于“复社遗风”,与迦陵成长过程中的诸多复社因素密切相关。     

论清初毗陵词人群对常州词派的影响

清代词学领域里,常州词坛可以说是独树一帜。早在清初,就出现了以邹祗谟为首的毗陵词人群,人员较多,词作颇丰,是开启清词中兴局面的一个重要地域性词人群体。他们为后来兴起的常州词派提供了丰沃的词学环境。另外,在词学理论上,清初毗陵词人已开启了尊体、寄托、重学的先导,对常州词派影响深远。     

毗陵望族恽氏家族文化成就考述

江南历来为巨姓望族的渊薮,特别是明清两代,数以千百计的名门大族纷纷涌现,在这些著名家族中,毗陵恽氏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恽氏无论在家族历史、人口数量、总体规模,家族繁衍的稳定性、家族生存的集中性和持续性方面,还是在家族优秀人才和文化成果的出产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标准,堪称甲族盛门、文化望族。作为一个极富盛名的文化世家,毗陵恽氏在文化创造上取得了堪称卓越的总体成就,这主要集中在书画和诗文方面。恽氏画学自恽应明、应翼、本初始,经南田极力开拓,臻于极盛,此后举族子孙世代继承、发扬家学,他们前呼后应,一脉承衍,从而形成了明清画学史上"一族而多画"的盛大场景。恽氏非但"一族而多画",而且"一族而多书法",所谓"恽氏书法人持一赤帜",正是对这种盛况的贴切概括。恽氏文学固然以古文阳湖派领军之一的恽敬为最大宗,此外恽南田、恽鹤生、恽冰等也都是清代文学史上颇值关注的文学家,如果考察明清家族文学而绕开毗陵恽氏,无疑是很大的疏漏。对于恽氏在书画与文学领域的成就,我们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     

祭词词:清代词人的身份认同与词学演进

祭词词即祭祀词神之词,是清代中期以后才出现的一类词作,其创作非常鲜明地受到祭诗诗的影响。祭词词主要有三次较大规模的创作,分别是道光元年吴中词人戈载、朱绶等人的祭词词唱和、道光二十六年雷葆廉发起的祭词图题咏、光绪二十三年王鹏运与其弟等人的祭词词唱和。此外,在祭祀词人生日和修建词人祠庙时也有祭词词作品。祭词词大都写于岁末,所祭词神或为自然神,或为人格神。祭词词在渴求词神庇佑,表达自哀自悼之情时,将词人人格与“君子固穷”等传统士大夫品格联系起来,表现了词人的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包括自我身份认同、群体身份认同、文体身份认同三个层面。从词学观念的演进来看,祭词词的作者有意识地凸显了“词人”形象的自我营造;同时,祭词词作家也表达了对词体的认识与尊崇,他们或体认词的音乐属性,或强调词的精神品质,或认同词的创作难度,对于词体的独立性和平等性均有较为深入的思考,从而彰显了祭词词在词学史上的独特意义。     

叶恭绰论词及其对现代词学的贡献

在 2 0世纪词学界 ,叶恭绰是一位以搜集整理清词文献知名的词学家。然而 ,他论词标榜直抒性情 ,反对受形式格律束缚 ,主张顺应时代需要革新旧体诗词 ,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他对 2 0世纪词学的主要贡献是 ,详尽地分析和论证了清代何以称为词的“中兴时代”。     

迦陵词"崇真重实"风格论

"崇真重实"是陈维崧词作的一个突出特色,但长期以来一直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本文认为"崇真重实"是迦陵词感人至深的一个重要原因,而陈维崧之所以能够超越长期以来文人视词为"聊佐清欢"之娱乐工具的传统偏见,与其自身性格、晚明世风及其词学观都有直接关系。迦陵词"崇真重实"的特点还对其创作形式及阳羡词派后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纳兰容若与清代词体嬗变

清词独特的成长环境使得词体呈现出蜕变的状态,表现为向婉约词风的本真回归,自我情感倾诉与婉丽词体的完美结合,哀感顽艳的审美追求,词体与诗体在内质上的吸收融合,在地位上的并驾齐驱,词派的纷繁与包容等。这一过程中,纳兰容若担负里程碑的使命,以他的创作诠释清词嬗变的过程与发展特质,成为这一时期的词体代言。     

清代阳羡文化家族联姻与词文学集群生成

文化家族是清代阳羡词学兴盛的重要支持力量。阳羡陈维崧家族、万树家族、史惟圆家族、徐喈凤家族、储方庆家族等,词人辈出。这些家族间彼此联姻,使清代阳羡词人因姻亲之缘而结为特殊的家族文学共同体,相互激发创作兴趣,共同展开词创作,积极建构地域词学传统。联姻,不仅加强了阳羡家族的文学交往,而且形成了特殊的创作机制。本文拟在家族视野中,探究联姻如何影响清代阳羡词的演变,揭示家族联姻与清代地域词学发展的内在关系。     

浅论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中的红色词

当代著名作家莫言,在海内外都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而目前学术界对莫言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小说的创作风格、叙事手法等方面,对于其作品所表现出的色彩词运用的特点关注较少。本文从分析《红高粱家族》中红色词的作用入手,进而探讨了红色词的象征意义,并以作家的个人经历和创作心理为视角,阐释了红色词汇在《红高粱家族》中大量运用的原因。可以说,《红高粱家族》使红色词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红色词则成就了与众不同的《红高粱家族》。     

从王昶词学思想看中期浙派的新变

王昶的词学思想尽管来源于朱彝尊等早期浙派词学家,但由于时代的变化以及词学家个人性格、身份等原因,也产生了一定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集中表现在对"雅"的含义的理解、对雅词创作的环境要求、对词的功能定位的认识以及其他一些创作的细节上.这些差异体现了不同社会文化环境对词创作的不同要求,也体现了社会统治意识对词学领域的渗透.这种差异性虽然以王昶等词学家个人的词论形式表现出来,但本质是中期浙派理论在乾隆年间的新变.     

先秦时期嘉陵江流域文化空间的演变

因为地理环境的制约,嘉陵江流域并没有成为一个统一的地理空间,而是形成两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由于地缘的优势,它们各自受到周边地区文化的传播与影响,并在不同时期演变为不同的文化空间,而最终成为大的区系文化空间的组成部分。     

明清时期苏州妇女的服饰追求

从明朝中后期开始,苏州妇女服饰从朴素保守渐趋转为华美高贵,甚至逾礼越制。这一转变既与明清时期苏州商品经济的繁荣、手工业生产技艺的精细有关,传统礼教的渐趋败落和妇女家庭地位的提高也是其重要原因。     

人文奥运遗产与“人文北京”建设

北京奥运会所产生的人文奥运遗产,主要表现在奥运教育、体育健身、志愿精神、文明礼仪、形象标识、民族精神等方面.在北京由中等发达城市向发达城市迈进的新发展阶段中,努力继承人文奥运遗产,加强体育文化建设,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中外体育交流,继续开展奥林匹克教育,推动"人文北京"建设,对打造北京国际体育中心城市,把北京建设成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国际化城市,并促使中国由体育大国转为体育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论楚王对世族政治军事权力的限制

楚王在春秋战国四五百年的时间中一直保持着对公卿的控制,这和＂大权旁落＂的中原诸侯国表现得极其不同,而这一点的实现与其立国之制和历代楚王的统治有很大关系。本文重在从楚王对世族政治军事权力的限制这一角度来研究楚国王权的实现。     

浅析钢琴独奏曲《嘉陵江幻想曲》的创作特色

《嘉陵江幻想曲》是作曲家、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前系主任黄虎威教授创作的一首中国民族风格钢琴独奏曲。作品以四川民歌为主题材料,写作中充分运用了民族音乐语汇,并把西方作曲技法巧妙地与中国民族音乐文化相结合,使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风貌和较为突出的个性特征。     

鲁迅在日本期间对尼采的接受及其思想变化

鲁迅在日本求学期间对尼采思想的接受,是他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其特点是在他的思想结构中又掺合着较浓厚的现代主义思想元素,形成了一种拨正进化论思想的内在动力.进化论和现代主义的两种思想元素的交织,使鲁迅思想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既使他的思想充满悖论,形成一种张力,也使他获得一种思想创新能力.尼采的"权力意志"、"惟大士天才",以及有关卓越个人、独特个体的学说,都对鲁迅产生了重要的思想影响.     

中国家族企业发展的思考

家族企业是我国现阶段民营企业的基本形式。其特点是数量庞大，涉足领域广，经济模式灵活，经济地位日益提高。由于我国家族企业文化传承的良性促进，运作成本的相对低廉，融资较为便捷，便于规避信用危机，经营定位相对灵活，所以它将会有更大发展。但家族企业的发展必须遵循客观规律，做出特色，做出品牌，做大做强。     

明清山东仕宦家族与家族文化

明清时期,随着经济发展科举盛行,山东地区出现了数以百计的由科举起家且长盛不衰的仕宦大家族。这些大家族对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及山东社会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明清山东仕宦家族都留下了厚重的家族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深入研究这些家族文化的精华对于今天的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清代科举家族的人文环境述论

“望族”因其社会影响的关系,一向在家族史中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本文提出“科举家族”才是清代真正的望族,主要利用《清代硃卷集成》中的科举家族世系与事迹资料,从家族教育、婚姻行为、师生关系三个方面,论述了清代科举家族形成的人文环境。     

从“戴着脚镣跳舞”到“自为的存在”——关于译者主体地位演进的哲学思考

从哲学层面对西方翻译的历史进行回顾与反思,指出西方传统翻译观的形而上学本质,以及后现代语境下传统译论解构的必然性。这种解构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译者主体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从长期遭受压制、屈服于各种外部权力话语,跃升至与作者和原文本平起平坐乃至超越后者的地位。西方翻译研究的这一发展趋势,与哲学思潮的演进有着密切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