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官员问责”

2008年曾被有的媒体比称为“官员问责年”,仅在9月份,襄汾溃坝事故、三鹿奶粉事件、深圳特大火灾等一些重大责任事故的出现,使得全国各地20余名官员先后失去原有职务。然而,在“轰轰烈烈”的问责风暴之后,问责官员又“静悄悄”地复出,公众叫好之余不免又心存疑虑。那么,如何看待官员问责制？     

孟学农：五年内两次辞职的高官

刚刚“东山再起”的孟学农再次去职。这位五年内两次辞职的部级高官，又一次引发关于问责官员能否复出和官员复出及其制度设计的思考。     

被问责官员复出中的信息公开问题研究

自我国启动官员问责制以来,问责风暴迅速席卷了神州大地,问题官员因被问责纷纷落马,人民群众拍手称快。但我们在为此击节叫好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的隐忧,特别是官员问责制中的"高调问责,低调复出"问题。当然,被问责官员复出并无不可,公众和舆论质     

“问题官员”凭什么“东山再起”厘清“官员复出”机制是关键

今年9月，多位中高级官员在襄汾溃坝和“问题奶粉”等重大安全事故中因问责而辞职或被免职；人们在肯定果断问责的同时，对这些官员被问责后涉及“复出”的程序也比较关心。     

完善我国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的对策

<正>目前,我国在行政问责事件中被问责的政府官员的去向问题越来越引起公众的关注,问责官员的复出问题逐渐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但是,现在许多问责官员的复出都是秘密进行的,复出的程序不公开、不透明,从而     

发挥组织人事部门在问责官员复出中的作用

<正>问责官员复出是近来公众热议的一个话题,公众在对于符合条件的问责官员复出表示认可的同时,也对那些"闪电复出"、"悄悄复出"的问责官员表示了很大的怀疑和担心。如何使问责官员复出这项工作既有利于干     

2010年5月(中)学术推介

<正>杨君在《从问责官员的复出困局审视官员问责的制度重构》一文中,对问责官员的复出困局进行了制度反思。作者指出,近年来出现的问责官员"迅速复出"、"神     

"问责官员"频繁复出凸显制度设计缺陷

自2003年非典时期开始,我国行政问责事件接连不断,各地纷纷出台问责办法,使行政问责制从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开始,逐步走向制度化.从近年来实施情况看,问责制确实达到了推进责任政府建设、促使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忠实履行职责的目的.但人们在肯定问责制的同时,对官员被问责后复出的程序也比较关心.一个时期以来,各地"问责官员"频频复出,而复出的程序又不公开透明,使人们对问责制的公正性、合理性及合法性产生怀疑.尽快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问责制特别是"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已成为摆在各级党委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被问责官员们悄然复出

一种所谓的"公众焦虑"开始在"被问责官员复出"问题上形成定式,就如同近几年来"被问责官员复出甚至擢升"几成官场定式一般。从"跨省追捕"的当事人重新上岗,到重大矿难责任人低调履新等"悄然复出"都曾引发过公众这种"满腹狐疑"的焦虑。更有人戏称其为"潜水式问责"。     

省部高官问责之路

“现在的情况是，官员问责后，大部分都复出，这不合理，按照惯例，应该大部分不复出才对”     

万名问责下台官员复出困局

问责制度本身并无意将受责官员打入“冷宫”．如何更好地处置逐渐庞大的问责官员群体．成为一大显性政治问题．2009年第13期《凤凰周刊》刊登题为《大陆万名问责下台官员复出困局》的文章指出．干部是党和国家多年培养出来的．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能力．如果轻易废弃是个损失．也是个浪费。问责官员的每一次复出,之所以容易引起争议．引发民意反弹．     

被问责官员复出存在制度软肋

官员问责体现的是官员任免机制上的完善性和科学性,让有能力的“问题官员”复出,则更多地体现出政治理念与制度的理性。     

从问责官员复出困局审视官员问责的制度重构

近年来出现的问责官员"迅速复出"、"神秘复出"和"无痛复出"等现象,反映出当前的官员问责实践存在复出设计缺陷和功能定位误区,同时也折射出当前领导体制中的权责失衡和干部管理体制中的终身制残余等难题,因此需要从上述视角对官员问责的方向、对象、路径、程序等进行系统审视,从而推动其转型与重构。     

从中国古典政治文化看问责官员复出

<正>从中国古代问责官员复出的政治理念上来看,儒家的伦理政治思想既构成对官员进行问责的理论基础,又构成官员复出的哲学根基。就前者讲,儒家伦理政治思想确立了官员责任的基本准则。儒家对官员进行问责的思想源远流长。从影响儒家至深的周公开始,就奠立了"敬德爱民"的为官原则。换言之,凡是为官不能谨守德性规范、又不能体现爱民精神的,就失去了为官的资格。原始儒家最重要的两个代表——孔子与孟子,就更是精心建构了为官的仁学体系和仁政机制。孔子强调,"仁者爱人"是一     

官员问责之路如何朝前走

自非典时期原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原北京市市长孟学农被免职以来,短短两年多的时间,中石油集团、北京密云、吉林省吉林市、浙江海宁、湖南嘉禾、安徽阜阳等地的一大批实权官员,又先后因重大责任事故、恶性违法事件而“下课”或遭严厉处分。大规模的官员问责风暴震惊了民众,警醒了官员,全国乃至世界一片叫好之声。随后,各地的官员问责不断引向深入。当然.当前的官员问责问题也不     

官员复出现状下的系统性思考

当前官员复出普遍,呈现出复出时间短、复出职务不合理、复出不分责任轻重等一系列乱象。针对此种情况,需要完善官员复出机制、强化多种问责机制的联动以及加强政府与社会力量的协作。     

构建问责官员复出制度的思考

<正>问责官员复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复出指官员辞职、被撤职或免职之后重新任职。广义的复出指官员受到警告、记过、降级等党纪政纪处分,但之前已经或之后很快平级调任甚至升任他职。随着山西襄汾溃坝事故、三鹿奶粉事件等重大突发事件接踵而至,孟学农、李长江等多位高官或引咎辞职或被免职,继2003年     

“问责官员”频繁复出凸显制度设计缺陷

自2003年非典时期开始,我国行政问责事件接连不断,各地纷纷出台问责办法,使行政问责制从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开始,逐步走向制度化。从近年来实施情况看,问责制确实达到了推进责任政府建设、促使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忠实履行职责的目的。但人们在肯定问责制的同时,对官员被问责后复出的程序也比较关心。     

官员退出中的“热”与“冷”

领导干部退出机制，首先是要求其“退权”。此外，官员退出还包括“退利”，如果人从领导岗位换下来了，待遇却依然不变，除了增加财政负担，还将造成社会不公平。我国官员退出机制中的一热一冷两种现象“热”是由问责而带来的引咎辞职，“下课”官员的待遇与复出是讨论的焦点。引咎辞职和免职是一种处理而非处分，所以在我国，     

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的设计原则及模型构建

<正>2003年"非典事件"以来,官员问责渐渐成为政府和社会共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同时,大批问责官员"神秘复出"现象,也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关注和质疑。因此,如何设计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