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方主义到后东方主义——以中国传奇的西方重构为例

全球化语境中如何实现理论创新与中国话语建构是学界难题,后东方主义为此提供了新的思路并作出阐释。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建构是一种叙事可能,然而,真理观与身份、视角之间的"悖论"以及从话语理论到话语霸权的"转变"使其陷入窘境。后东方主义力图从中拓立出另一种叙事可能;以代言政治衍化、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消费群体多元化的形成为主要特征的后东方主义叙事语境加深了好莱坞的叙事焦虑,为中国传奇重构提供了契机。中国人逐渐成为中国故事的主角,这一过程将伴随东方主义叙事的解构与后东方主义叙事模式的开启。     

论汤亭亭《女勇士》的自我东方化

东方主义作为西方对东方的霸权话语除了出现在西方作家的作品中外,也渗透到了不少身处西方的华裔作家作品中.在西方东方化的同时,由于历史、学术和个人原因,东方也参与了自身的东方化.汤亭亭利用自己的双重文化背景,选取中国题材,采用传记体形式向西方世界反复言说和确证东方主义,成为自我东方化的典型代表.其<女勇士>以表现中国生活、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里存在的拼贴、扭曲甚至颠覆来实现自我东方化,以迎合东方主义话语中中国文化的淫欲、专制、落后、神经错乱等并不符合实情的特点.     

异国情调的“东方想象”——析博尔赫斯小说的东方主义话语

作为一种叙事方式,博尔赫斯小说中的“东方想象”承载了异国情调的符码,其鲜明特征是:用东方主义的话语,讲述和编织以西方世界为视点的故事,将西方中心主义内化于东方式的话语表达机制中;在对“东方”的想象与改写中,作者习惯于用人类学家或种族志学者的视角去看待异质文化,流露出“欧化”知识精英的优越感.博氏的这种东方主义话语具体呈现为三种话语策略:历史虚构、镜式书写、启蒙范式.     

质疑"感伤主义"话语

"感伤主义"话语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多有泛用和误用问题,考察这一话语的演变历程,揭示其内涵与外延,并通过区分中国感伤主义与西方感伤主义的差别,探询这一话语的模糊性和阐释的有限性,将有助于对它的深入了解.     

对文化互动中中国文化"失语"问题的反思

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文化互动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从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在中西文化互动关系中,西方文化始终处于强势地位,中国人孜孜以求的是如何学习西方文化,中国文化逐渐失去了话语权.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互动中中国文化的"失语"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提出了所谓的"失语症".但所谓的文化"失语症"并不是西方"话语霸权"对我们的强暴,而是面对新的文化现象、社会问题我们缺少表达的新话语.为克服"本土文化的失语",我们首先应对"西方话语霸权"进行重新审视,不能把来自西方的话语统统列为"霸权"行列;其次,要坚守本土文化的话语权.最后,必须根植于我们的文化土壤,重建我们的话语权.     

全球化语境下的“主体”(他者)争锋——由《我爱比尔》论“第三世界”文化自处问题

华语小说《我爱比尔》被作者王安忆定义为一部"关心现实的小说",其微妙地呈现出一场东西方之间的话语争锋——致力将对方纳入建构"自我"主体性的参照谱系。"全球化"作为无法逃避的文化经验,为各民族提供了更为直接的遭遇机会,同时折射出第三世界国家在现时如何自处的文化主题。在全球化的现实语境中,一切有关民族主体性的诉求都有可能指向"他人"。这为第三世界以"主体间性"为基石?在既成的差序二元格局中"反客为主"提供了机遇。而同时?本土文化作为东方的发言立足点,在全球化浪潮里已被策略性地"他者化",反被西方的消费文化内化为亚洲人自身的文化共识。作为"自我东方主义化"的东方主体,主人公"阿三"与恋人"比尔"的爱情构成了现代东西方文化间的隐喻。而"中国性"所指代的东方本土经验也成为这场"主体"(他者)争锋的焦点所在。     

西方后殖民批评中的多重“他者”

"他者"在西方后殖民批评中经历了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在《东方学》中,萨义德主要考察的是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东方他者经历了一个由异到弱的过程,侧重强调东方"他者"的从属性、边缘性及其所处的不平等地位,倡导东西方在人文主义的指引下尊重彼此的差异性。斯皮瓦克运用解构策略,对西方学术话语和帝国主义制造"他者"的合谋作了更为深广的分析,并引入女性视角,突显前殖民地(或第三世界)女性作为沉默"他者"的历史和现状,丰富了单纯的东方"他者"的概念。霍米·巴巴则将主体与他者、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关系阐释为一种双向的矛盾复杂的关系,同时提出少数群体问题,将少数群体看作不断衍生的"他者"。从"他者"一词的变化可以看出西方后殖民批评的发展脉络:由东西方文化交流问题转向对社会内部多种问题的思考,由"外部"到"内部",由单一到多元。     

双重话语规训：论萨义德“东方主义”理论

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一书中提出了“东方主义”理论。他主要借鉴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福柯的“话语”理论、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将“东方主义”界定为一个高度封闭的知识领域、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一套西方主导的权力话语。通过对各类文本进行政治化、历史化解读,萨义德揭示了西方如何凭借东方主义制造关于东方的知识,并以此为基础建构了一个沉默的、愚昧的、落后的“东方”,以实现对东方的控制、支配、征服。为了挣脱东方主义的桎梏,萨义德呼吁一种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国际主义的人文主义,并鼓励知识分子成为“流亡者”“、边缘人”、对权势说真话的人。受福柯话语理论的影响,萨义德事实上造成了双重话语规训：一方面,他批评东方主义者无视东方的差异性,将其规训到东方主义话语中;另一方面,他本人亦无视东方主义的差异性,将其规训到自己的东方主义理论话语中。     

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移植"切换还是"嫁接"改良?

“西方文论中国化”是我在提出当代中国文论的“失语症”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及推动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之后的又一重要话题。我之所以提出这一话题 ,是因为我们重建中国文论面临两大资源 :一是中国传统文论话语 ;二是西方文论话语。只有充分利用好这两方面的资源 ,我们才能将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建设好。在过去的几年 ,学术界围绕着“失语症”进行了激烈的论争 ,并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对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却谈得很少。西方文论已经大量介绍到中国 ,但在中国主要是被移植套用得多 ,人们忽略了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其结果如我们所看到的 ,不是西方文论“中国化” ,而是西方文论“化中国” ,即用西方的文论术语来切割中国的文学文论 ,或者把中国文学文论作为西方文论话语的注脚本。这种直接套用西方文论话语来阐释中国文学文论 ,过分相信西方文论话语的普适性 ,将其移植来替换中国文论话语的做法 ,正是造成中国文论“失语”的根本原因。所以 ,要纠正中国文论“失语”状况 ,还需要认真探讨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问题。今天 ,我们提倡的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 ,指的是以中国的学术规则为主来创造性地吸收西方文论话语 ,借鉴、吸收、利用西方文论话语来补充、     

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中国悖论”现象日益凸显：中国越成功,国际形象似乎越差;中国越积极援助世界,质疑声似乎越多;中国硬实力越上升,软实力似乎越下降……全球抗疫行动典型地反映出中国和西方关于生命—生活、国家—个人、利他—利己、秩序—自由看法的本质分歧。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中国悖论”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整个世界基本上都被西方殖民了,中国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中成为唯一的例外,存在着工业文明体系下的“四特中国”与数字文明时代的“三非中国”现象。西方基督教、资本主义制度与个人主义文化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表现出不适应,并借疫情对华进行舆论的发泄。“中国悖论”其实折射出的是“西方悖论”。讲好中国作为一种文明而非民族国家的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是赢得中西叙事之争的前提。以人本主义超越人文主义,以人类共同价值超越普世价值,倡导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与包容性话语体系,才能纠偏西方的世界观,纠正其中国观,逐步克服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这是统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     

中国古代小说身势描写的性别诗学

从现代身势学和性别诗学的视角看,中国古代小说的身势描写包含着对照鲜明的性别意蕴。首先,在“阴阳殊性”、“刚柔有体”等传统文化的影响下,男性的身势基本被定性为“壮”,而女性身姿则常常被定性为“娇”。就小说涉笔的人物身势造型而言,男、女立姿的挺直与斜倚,以及步态的稳健与轻盈,相比较而存在。除了实写之外,中国古代小说还对男女身势进行了性别喻说,而所使用的喻体意象则大致有“松”与“柳”、“奔马”与“飞燕”、“道貌”与“仙姿”之别。这种描写虽取决于一定的生理因素,但更是社会化使然,是男性霸权话语作用的结果。     

林语堂论中国文化的阴柔品格

林语堂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阴柔型的，它直接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群体性格。阴柔文化根本优胜但又容易产生流弊，既是顽强的生命力和高超的生存智慧等的哲学根据，又与专制政治和奴性等结下了不解之缘，于是就产生了很奇特很矛盾的中国人，产生了很奇特很矛盾的中华民族。     

女性主义、女性电影抑或是女性意识——重识当下中国电影中涉及的几个女性话题

"女性主义"的话题在电影学界、文化界都有颇多涉及。如何对女性主义、女性电影及其与中国当代电影的关系做出合乎实情的梳理和探讨,当下有必要重新认识中国电影中所涉及较多的几个女性话题,文章重在对"看与被看",性别权力关系与意识形态的变迁,性别意识、性别无奈与生态平衡等命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并藉此对当下中国女性题材的电影创作及其文化内涵进行系列性反思。     

1980年代以来女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的女性形象

从中国本土的社会文化现代化进程中追踪女性的生命价值和意义,立足于精神/社会性别建构的家园意识,身份认知中角色的互补与冲突和文化原型的梳理,旨在从社会历史语境的语言深穴中发掘出"这一个"带血带肉的女性形象,以及中国本土女性的现代化的生存经验和现代性的审美体验,即女性生存的真实生态和本质。     

财产权的观念基础

财产权作为人类的基本人权,其在人类社会存在的正当性具有深刻的观念基础。中西方社会法律文化的巨大差异,使人们对待私有财产权的态度迥异。这是因为中西社会权利概念具有很大不同,中国传统文化以仁义作为逻辑起点,而西方社会以正义作为逻辑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重义轻利的精神特质,而西方文化传统蕴涵着功利主义的内在因子;中国传统文化以群体为本位,从而以最高权威作为合法性依据,西方传统文化以个体为本位,以终极权威对抗实在法的合法性。观念的差别要求我们在法治建设中须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道精神,结合西方权利文化传统,培植我国财产权正当性的文化土壤。     

晚清时期中日知识分子的西方观比较研究——以冯桂芬与左久间象山为例

冯桂芬和左久间象山所处时代相同,都是在儒家的文化熏陶中长大,都经历了各自的开国巨变,都为各自的国家命运和发展前途提出自己的主张。在对西方的认识过程中,两人有着许多相同之处,但由于中日两国文化背景和社会氛围的不同,在对西方的认识程度上又有许多不同之处,而这些不同点,恰恰构成了后来两国知识分子西方观的不同走向———中国知识分子坚持与发展"中体西用",参与洋务运动;日本知识分子则推崇"东洋道德,西洋艺术",参与倒幕维新运动。     

印度文化中的形象(Rūpa)及其展开——从比较文化和比较文论的角度看Image(形象/意象/图像)(之三)

印度文化中的形象由多个概念体现出来:色与相是西方image的相似物,境是主客合一的形象,情呈现了艺术形象的三重结构,味体现了形象的印度型本质,韵呈现了文学形象的特质。     

齐文化视野的文学创作及其审美风格：张炜与莫言

齐文化是一支具有独特的文化模式与价值理念的地域文化,它对成长并生活于齐地作家的文化人格与文学创作风格一直存在着深远的影响。以张炜、莫言等为代表的生长于齐文化圈的作家的创作,表现出齐文化影响下的独特的文学审美特色：一是作品中营造的神秘浪漫的民间世界;二是作品中刻画的自由奔放的女性形象;三是作品中表现出的恢宏恣肆的开放气度。齐文化在文化研究中一直处于被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鲁文化遮蔽的状态,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对齐文化与其影响下的文学创作的研究在当代即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疯女人形象

19世纪以来,＂疯女人＂不断被阐述和演绎,成为重要的女性文学主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经历了三个阶段：对抗男权、颠覆男权文化、建立女性世界。＂疯女人＂形象在三个阶段都被赋予了独特的含义,成为解读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重要角度。     

“他者”镜像构建下的“中国模式”分析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发展有目共睹,但对于＂中国模式＂的存在与否一直争议不断。从＂他者＂镜像的角度分析所谓中国模式的内涵和意义,可以看到,雷默的中国模式只是历史上两极化的中国形象在西方视角中的又一次变更而已,是西方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确证自己身份和状态的一种需要,与中国本身的现实关系并不大。事实上,中国又一次充当了西方文化的＂他者＂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