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化:荀子伦理思想的本旨

荀子继承“周孔教化”的宏愿,在理论上系统地论证了教化的必要性和现实途径。他以性恶论为基础提出教化的必要性,认为要实现教化的目的,则所教之物必须入于人心而涵化之。其要在于养情正行而起伪化性,具体途径则是通过礼教和乐教、五经之教等方式来实现教化目的。可以说,荀子的伦理思想特别明确地以教化为本旨。就教化理论而言,其逻辑之严密,体系之完整,在先秦儒家中,皆属首屈一指。     

古代教化思想与形式

教化是德治的一个必然且重要的方法。中国古代教化思想中的“德教为先”、“富之教之”、“以教为本”的理论,以及多样化的教化形式,至今仍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历史中的精华毕竟是我们的财富,在新形势下赋予时代的内涵,使之成为当今德治内容的一个来源。     

论《毛诗正义》的“诗教”理论

《毛诗正义》广泛继承了先秦两汉的“诗教”思想,并对毛诗派的教化理论做了进一步的严密化和体系化。它将《诗经》视为以教化的积渐为主线、按教化展开的顺序精心编排的体现教化之道的书;认为《诗经》是教百姓“礼义”、传播儒家道德伦理思想的载体;揭示出诗教和乐教发生的机制就是“移人性情”,诗教、乐教归本于情教;诗教的最终目的在于使人民性情中和、温柔敦厚。《毛诗正义》对“诗教”理论的突出贡献是引入了“性情说”,从形而上探讨了教化发生作用的根本原理,这也是理论体系深化的标志性成果。     

中国古代政治教化仪式及其社会功能

在古代中国,礼仪教化是政治教化的重要方式,丰富完备的仪式体系成为开展政治教化的重要载体。中国古代政治教化仪式主要包含个体人生仪式、国家军政仪式、社会交往仪式三大类型,具有系统完备、等级分明、道德至上、礼乐结合的特点。在功能上,中国古代政治教化仪式表现出培育理想人格、维护政治统治、稳定社会秩序和促进文化传承的价值功用。这种仪式化反映出来的寓教于“时”、寓教于“情”、寓教于“行”、寓教于“境”的教育方法具有很重要的现代启示性。     

试论中国古代道德教化的特点

中国古代历来重视以德服人，注重道德感化。历史上历朝历代都努力施行道德教化，并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做法和自身的特点，强调善政不如善教和郡守的教化责任，注意以品行用人和“观物起兴”的实物教育。     

《国语·越语》“礼先壹饭”正诂

《国语·越语》记夫差以“礼先壹饭”卑辞求和。对“壹饭”一词，自韦昭以下，均解作年长。本文征之群籍，考其源流，揆诸情理，论证“壹饭”不当解为年长，而指小小恩惠。     

德性的可教性及其涵养路径

德性的可教性是道德教育哲学领域的基础性问题,对其追问可以更好推动道德教育。作为一种实践性的品质,德性需要围绕“教”这一实践活动来展开。因形式的不同,“教”又有“教授”和“教化”的分野,而德性在本质上不同于知识,不能简单以“教授”来获得,因此“教化”便是德性教育方式的指向。然而,探讨德性的可教性最终要服务于德性的生成,基于此,遵循知-情-行的实践逻辑,实现以知明德、以情育德和以行成德的统一,或许是涵养德性的根本路径。     

孔子道德教化思想的义理体系

在中国历史上,孔子首开道德教化思想之先河,从而将"二帝""三王"所开创的"礼乐之教"化转为"成德之教".客观地看,"成德之教"表现为一种道德教化思想,而这种道德教化展示为一个内容丰富的义理体系:"性相近,习相远"是道德教化的人性论基础,"文""行""忠""信"是道德教化的基本内容,"中庸"是实施道德教化的方法论,"内圣外王"则是道德教化的理想目标.     

世纪之交的当代通俗小说潮流与发展特征

进入后工业社会以来，真正具有读者群意义上的“大众”群体出现，人们面对强大的机械文明和物质文明，迫切需要心理上的调节、精神上的放松，善解人意的通俗小说也就应运而生。而在现代大众社会中，世俗化的大举入侵之势，使得“乐”从对于“教”的依附中解脱出来，“乐”于是有了独立的地位与本体意义，同时也就具备了天然的合理性。优秀的通俗小说总是在有益人们身心健康的娱乐消遣中实现“教化”的启迪。     

论教化在教学规范习俗化中的作用

教化是指个体或组织通过说理、启示和开导等正面教育方法，对其他人施加教育和影响，最终求得人们达到高度认同并自觉执行相关要求的过程。教化以内化于知——统一价值——统一思维为基本程式，以“人化”与“化人”相统一、对异在物的同化和疏离互成、精神塑造中的情理互渗为作用机理，在教学规范习俗化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最终，教化使得教学规范内化为人们的普遍、自觉伦理习俗，实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教学自由得到真正地践行，从而使得教学活动，回归到本真状态。     

析国家主义派的"新法家主义"与"生物史观"

国家主义派所推动的国家主义运动可以说是确立国家“权威”的过程。国家主义派认为在世界大战中及其后 ,国家之间的斗争处于“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新战国时代”。他们认为新时代的国际斗争 ,并不限于军事 ,而是运用了整个国力。为了在这种“新战国时代”维持国家的生命与民族的生存 ,必须再探索新的理论体系。为此 ,国家主义派提倡复兴先秦法家思想 ,以此作为纯中国式的国家主义理论根据 ,同时又把社会达尔文主义看作为科学理论根据     

国共两党最初政治纲领的比较研究

国共两党最初的政治纲领是两党政治纲领演变的基础 ,对此后 30多年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国民党最初的政治纲领三民主义曾一度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 ,指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但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使其纲领在后来的演变中逐渐失去了进步性 ,也失去了人民的支持 ,从而导致国民党失去了在大陆的统治。中国共产党最初提出的政治纲领虽然脱离中国实际 ,但由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 ,使它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不断总结经验 ,逐步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政治纲领 ,并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的最后胜利。通过对国共两党最初政治纲领的比较 ,总结国共两党最初政纲的异同点 ,探讨两党纲领对中国革命前途的影响。     

论法治模式

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 ,使法治模式成为我国未来社会的必然选择。法治模式的内在要素有信仰、原则、制度和规则 :法律信仰是法治模式的灵魂 ,在古代就出现法学家、思想家对法律的信仰 ,但只有融入法治现实的信仰才是法治模式的要素 ;法律原则是法治模式的基石 ,它既是法律信仰的外化 ,又是法律制度、规则建立的基础 ;法律制度是法治模式的构架 ,制度是把信仰、原则与规则联系起来的纽带 ;法律规则作为法治模式的细胞 ,是其他三要素的具体化和载体。只有重视法治模式四要素的建设 ,正确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 ,法治社会才能形成     

知识分子、“公文复写”与“自我批判”——从《大众文艺丛刊》看1948年的“文艺运动”

1948年的"文艺运动"是左翼文艺界发起的一场政治整风运动.其主要刊物<大众文艺丛刊>从创刊伊始就力图把自己表述为"主流代表"与"主导方向",它的纲领性宣言呈现出一种学习、响应式的公文写作的特征.这场运动所反映出来的学术与政治的混淆问题、"自我批判"对合理界限的超越问题,为反思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问题提供了一种特殊的隐喻视角.     

新飞跃、新尺度、新纲领--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历史地位的思考

正确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前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理论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飞跃 ;在价值观上 ,确立了新型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在实践上 ,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新纲领。     

“思无邪”别解及孔子的论《诗》系统

《论语》中孔子讲“《诗》三百 ,一言以蔽之 ,曰‘思无邪’。”从汉代到现代 ,学术界对其中“思无邪”一语解释纷纭 ,因而也就妨碍了对孔子《诗》论的理解。正确理解《鲁颂·篇》“思无邪”的原意 ,结合孔子论述《诗经》的系统和春秋时期研究《诗经》的总体趋势 ,孔子说《诗经》“思无邪” ,是说《诗经》给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提供了广阔的应用手段 ,而这一点又进一步证明了孔子论《诗》系统的纲领是普及文化 ,运用《诗》提高“人”的精神     

“内证”显示元明全真道士是《西游记》创作主体

宋元交替之际,因千里西游讲道而受到成吉思汗青睐的全真教势力太大,元室于1231年因“处顺堂《西游记》壁画事件”抓捕全真“掌教”后,又于1255年、1258年和1281年3次听信佛僧控告,实施佛道“御前辩论”,置全真教于败境,大批焚毁道经,严重打击了全真力量。元灭南宋后,大批北方全真道士南下,把济世救民色彩较浓的教义转向“金丹大道”构建,形成了江南全真教“性命双修内丹学”。今本《西游记》小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主要由全真道士把全真教义教史“嫁接”于较成熟的唐僧取经故事框架之上,在300多年的时间内,逐步形成完善的。除了有人已经指出的《西游记》回目术语及一批诗词引自全真教义和全真人士作品外,今本《西游记》中的车迟国、灭法国和乌鸡国故事,以及第78回的御前辩论故事,也曲折地反思着元代佛道恶斗,说明其创作主体只能是元明全真道士。今本《西游记》文本中的其他一批“内证”,也指向同一结论。     

卫绾“罢黜百家”说质疑

多数学者认为董仲舒不是第一个提出"罢黜百家"的人,肯定卫绾为第一个。笔者认为卫绾所提出的罢黜不是诸子百家,而仅仅是纵横家与法家,也不是后来意义上的罢黜百家。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罢黜百家的是李斯与秦始皇,不过他们所罢黜的不是法家而是儒家在内的百家。     

从先秦法家到近代新法家：国家主义及其当代价值

从先秦法家到近代新法家,国家主义构成了两个时期法家思想的重要主题。先秦法家并没有创建专门的国家主义学说,但通过对先秦法家具有国家主义倾向的思想予以萃取、整合,可以概括出法家的国家主义观;而通过对近代新法家尤其其代表人物的国家主义观点予以梳理、拣选,则能够总结出新法家以 “国家主义”命名的系统理论。在对新旧法家国家主义思想予以反思批判的基础上,提炼出可以明显助益于当下中国法治建设和民族国家构建的要素。     

章学诚“六经皆史论”探究

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是其重要的学术论断。如果我们把它放到乾隆嘉庆时期所面临的转换学风、开辟新的研究方向的问题境域中去,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的意义在于以一种历史理性批判的力量,打破六经所负载的永恒之道的神话,消解"经学即理学"研究纲领的合法性,从而开辟一种走出汉宋、由史明道、经世致用的新的学术风气。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尽管具有价值革命的逻辑力量,但由于时代命题域的限制,以及文化传承中自然的信仰,使得这一论断没有上升到价值层面,承担破除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价值永恒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