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源说”与赋体文学创作——汉魏六朝赋体文学创作论探微

"辞源说"是指赋这种文体起源于楚辞,这是汉魏六朝时期常常与"诗源说"相提并论的一种说法。最早明确提出这种观点的人是班固,后继者有王逸,而对辞、赋渊源关系展开全面探讨的则是刘勰。但他们对这种观点的种种论述,则不仅仅局限于赋体文学的起源问题,同时也涉及到赋这种文体的形貌特征和艺术风格,以及赋的抒情性特征。因此,所谓"辞源说"就不仅是赋体文学的起源论,而且也是赋体文学的创作论,因为它既从赋体文学发展的角度揭示出楚辞与赋之间的密切关系,同时也从创作的角度揭示出赋体文学的基本特征。     

文、赋相参乃为新

“以文为赋”和“以赋为文”,可以说是宋代文学中一个十分常见的现象,长期以来却没有得到研究者们足够的重视,因而也没有系统、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成为宋代文学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王水照先生主编的《宋代文学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以敏税的学术眼光,关注到这一特殊的文学现象及其产生的必然性,并对其在文学史的创新意义,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一）文、赋相参是宋型文化的产物。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种重要的文学样式,赋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宋以前,它经历了古赋（包括骚体赋、散体大赋、抒情、咏物小赋以及杂赋）、徘赋（即…     

论宋玉赋的创作特点及其对汉散体赋的影响

宋玉赋的“问对”结构、“韵散相间”的语言、“铺陈”“卒章见义”的表现手法、多元的题材，标志着散体赋表现方法的成熟与定型。它对汉散体赋以及赋体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可以肯定地说，宋玉是赋体文学特别是汉散体赋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论汉魏六朝的献赋现象

作为汉魏六朝文学原生态的重要构成,汉魏六朝的献赋活动是认识这一时期政治和文学之关系的重要角度。两汉的献赋活动不但促成了汉代赋体创作的空前繁荣,而且成为影响后世的重要传统。六朝的献赋活动和两汉献赋传统的一个大的不同,是受诏作赋的情况更加多样化,尤其是君臣同赋或令臣下同赋的情形大量出现;在功能上,则是文学本身的特性显得更突出。这是六朝文学自身发展的结果。汉魏六朝献赋活动的基本机制,是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下,献赋成为皇权政治的重要点缀和庙堂文学的重要构成,它体现了皇权的尊贵,彰显了朝廷的美政以及士人的政治热情。汉魏六朝的赋体乃至整个文学的基本性质仍然是以皇帝和诸侯王为主导的、以政治和政治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庙堂文学,当时的大部分文人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仍旧是宫廷文学侍从的角色。     

“诗源说”与赋体文学创作——汉魏六朝赋体文学创作论探微

"诗源说"即是指赋这种文体起源于《诗经》,这是汉魏六朝时期最有权威也最流行的一种说法。最早明确提出这种观点的人是班固,后继者则有左思、皇甫谧、挚虞、刘勰等。但他们对这种观点的种种论述,则不仅仅局限于赋体文学的起源问题,同时也涉及到赋体文学创作的主题表达、表现手法等问题。因此,所谓"诗源说"则不仅是赋体文学的起源论,而且也是赋体文学的创作论,因为它既从赋体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揭示出诗赋之间的密切联系,同时也从创作的角度对赋体文学的主题和艺术表现手法作了进一步的规范,从而使赋这种文体进一步明确了自身承担的责任,并使赋之所以为赋的文体性质更加突出。     

从文体学角度看赋体的完成——兼论唐宋文赋的赋史地位

作为一种文体,赋由最初的一种修辞手段发展为一种创作方法,再演变为一种文学文体,即汉赋。"铺采摛文,体物写志"是汉赋这种文体最基本的特色,但绝不是赋体的全部文学表现手段。从文体学的角度看,任何一种文体都有其产生、发展、变化到完成的过程,文学作品要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铺写仅仅只是一种手段。所以,在西汉大赋迅速崛起而又急遽衰落之后,东汉以后赋体文学在不同时代的语境下,不断被其他显赫当时的文体所影响和改造,同时作家也不断地汲取他种文体优势,开拓、创新出赋体的新形式。由于文学内、外在因素的推动,赋体文学才会有六朝骈赋、唐宋律赋和文赋的新形式,出现一批批优秀作品,并使赋体最终得以完成。因此,赋史上"赋盛于汉,衰于魏,而亡于唐"、"唐无赋"一类言论的谬误是显见的。     

张衡赋创新思考

张衡在文学史上最为人熟知的贡献是抒情小赋《归田赋》给赋坛带来的清新。不过,不仅仅是小赋,他的其他赋作品都有着艺术创新的追求。本文认为:《二京赋》没有给汉代赋坛带来活力,而是标志汉大赋的衰败,但体现出了作者从大体制上寻求突破的创新意识;《归田赋》包含着当时归隐风气的影响和向大赋的借鉴,它的全新面貌使赋文学获得生机;《思玄篇》结尾“系辞”是否是完整的文人七言诗还要讨论,但体裁上的创新表现是可以肯定的。     

关于赋体文学研究——《历代赋辞典》前言

赋体文学在我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曾经有过光辉灿烂的一页,特别是汉赋,是一代文学的代表,同唐诗、宋词、元曲各领一代风骚。研究赋体文学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并对它的发生、发展、繁荣和衰落予以科学的说明,是古典文学研究者的使命。     

《离骚》与《上林赋》浪漫主义创作手法之异同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颇具代表性的浪漫主义作品,《离骚》与《上林赋》都依照作者的主观意识的流淌进行创作,表现出超凡的想象力,深刻地传达了作者热烈奔放的爱国主义热情。但是,由于二者创作时代的不同以及文学的发展变化,《离骚》与《上林赋》的浪漫主义手法又有很大的不同。     

宋玉《高唐》、《神女》二赋的主旨及艺术探微

本文通过对高唐神女故事传说的考察和作者立意的分析，对二赋主旨提出新说。认为从两赋整体上看，它是以神话为题材的写景言情之作。但两赋的内容又有相对独立性。《高唐赋》借写神女之所居，主要铺叙巫山地区大自然景观，是一篇描写山川胜景的美文，是我国最早出现的以大自然为审美对象的山水文学。后篇《神女赋》，则是借神话传说写男女情思，塑造了一个多情女子的形象，是一篇爱情作品，是后世文人言情之作的开端。二赋在艺术上均有很高成就。     

试论傅雷的艺术主体思想——兼谈艺术的审美表现

学贯中西的傅雷先生 ,不仅是现、当代业绩卓著的文学翻译家 ,而且在艺术理论和美学思想上也独有深邃识见。傅雷艺术思想的核心在于突出艺术的主体性。如果说 ,傅雷对于主体性的重要地位及其价值的强调 ,是将艺术的本质、艺术的作用与主体性联系起来考察的话 ,那么 ,对于创作主体的人格结构和审美心理的分析 ,则是贯穿于对作家、艺术家的独特心理的观察与体验 ,体现于对创作主体的审美要求之中的。他认为 ,审美主体需要独具艺术感受与领悟的禀赋和能力 ;能够达到感性与理性的平衡 ,感情与认识的统一 ,并在更高的境界中做到“感情深入”和“心灵化” ;尤其需要不断强化艺术审美的创新意识。同时 ,艺术表现和审美创造的理想规范与达到和谐统一的主要手段和规则 ,亦应与创作主体的整体要求相一致。     

杜甫诗未入选《河岳英灵集》原因探析

《河岳英灵集》作为我国盛唐的诗歌选集,这个时期的主要诗人如李白、王维、孟浩然、王昌龄、高适、岑参、李颀、崔颢等人的优秀诗篇都得以入选,从整体上反映了盛唐诗歌的面貌。然而书中却独独没有著名诗人杜甫的诗作。这一直为文艺界所关注和争论。笔者以为中国古典文学史有其自身的复杂性,在不能还原当时情形下,我们只能根据现有的相关史料大致推测历史曾经的可能性。由于《河岳英灵集》遴选诗歌的标准比较客观、正确,通过对《河岳英灵集》和杜甫生平及诗作的分析,可推测杜诗未入选《河岳英灵集》大致有两种可能:一、杜甫在殷选编《河岳英灵集》时尚未蜚声诗坛;二、杜诗风格与编选者的主张及当时诗歌审美的主流相悖。     

宋代美学视野中的杜甫观

由唐入宋,中国传统审美文化发生了巨大转变。在这一背景下,宋代美学以自己的独特视角重新解读了杜甫:将其刚健的人格精神和诗学风貌沉潜为整个时代的美学底蕴;以其沉郁气质约束自我重塑了一个老朴、平淡而不乏典雅的老杜形象,随着时代的发展,杜诗的世俗化倾向也得到进一步发扬。这些貌似不相协调的侧面有机融合为一个整体,折射出了宋代美学的绚烂多姿。两宋美学对杜甫的多层面接受,是在时代文化制约下一种合理的再“发明”。     

司马相如独立自由之审美精神

司马相如一方面强调了赋的审美表达的丰富性,强调辞采的华丽和音韵的和谐,一方面强调赋的审美创作构思"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的"自得"性。所谓"得之于内",从司马相如有关辞赋创作的论述并结合其创作实践来审视,即在他看来,辞赋创作既要深思熟虑,又要自然兴发,乘兴随兴,自得自在;要自得于心,即自己要有心得体会,要有独到的感悟,要自娱自乐,自言自道,即所谓"夫子自道",自得其乐。     

论《韩湘子全传》中的寄生赋

《韩湘子全传》是明末杭州书林杨尔曾编创的一部神魔小说。全书共30回,约20万字,主要敷衍韩湘子得道成仙并最终度化韩愈一家的故事。该小说中羼入了数量可观的诗、词、曲、赋,可谓"文备众体",这些寄生文体共同参与了小说的构建。而作为其中之一的寄生赋,在文体互动中也呈现出了独特的文体功能和审美特征,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山水与风骨——试论杜甫夔州诗中的自然写作

夔州诗是杜甫晚年的重要作品。联系地域背景所具有的生态意义和环境效力,以"山水"为中心考察了杜甫夔州诗中的自然写作,揭示出杜甫夔州诗作"夔州风骨"的成因和特点。诗人将夔州山水作为一种强悍、蛮荒的异己力量加以描写,形成了区别于神韵派山水诗的"风骨"倾向。这一山水诗写作上的突破和探索主要表现为作者通过现地化的视角,在强化山水地方特色的同时,体现了矛盾性的道德主题和纯粹化的审美诉求之间的和谐统一。     

论钟嵘《诗品》中的赋

中国古代诗学理论大多重比、兴而轻赋,而钟嵘在《诗品》中对赋的含义提出了新的解说,明确指出了赋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性,既突出了诗歌的审美特征,又强调了方法论意义。     

试论《古诗十九首》的抒情方式及其美学风格－－兼与刘跃与先生商榷

<古诗十九首>有两种不同的抒情方式和相应的美学风格一、回环往复、委婉曲折的抒情方式及其委婉含蓄、低回要妙的审美风格;二、平铺直叙的抒情方式及其直率慷慨的美学风格.其形成与文人对乐府民歌的借鉴和其心态、审美习惯有关.回环往复的抒情方式与低回要妙的美学风格并不肇始于<古诗十九首>.     

建安咏物赋略论

建安咏物赋作为建安时期赋作的代表,不仅在数量上超越汉代咏物赋,而且在时代审美情趣的变化、文人宴饮娱乐精神的影响下呈现出繁荣的文学局面。建安咏物赋不仅在数量上比两汉咏物赋增加很多,而且在艺术创作上,赋家在继承前代赋作艺术精神的基础上,大胆创新,赋家主观情感与客观物象更进一步融合,在赋作中比兴寄托手法的日渐成熟,使建安咏物赋成为汉代咏物赋与晋代咏物赋文学延续中的重要环节。     

成都对杜甫的接纳与成都对杜甫的改变

被杜甫喻为“宇宙蜀城偏”的成都,在杜甫走投无路时,接纳了他。杜甫没有想到,这座城市的官员、亲旧、邻里甚至僧寺不仅敞开胸怀接纳了他,而且在悄无声息中改变了他的审美情趣、诗歌风格、生活方式与诗学独照。杜甫一生流离颠沛,只有在成都,才得到难得的喘息。诚如仇兆鳌所言“盖多年匍匐,至此始得少休”。这成都的“少休”,竟成就了杜甫与成都的一段经典“传奇”,在中国诗歌史和文化史上注定要永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