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虚置与行动者的缺席——基于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问题的分析

对于当前行政问责制的现状,人们普遍提出了异体问责的主张。同体问责是必要的,但同体问责的弊病既是客观的事实,也是制度决定论及想象的结果。无论是同体问责还是异体问责,都面临着制度虚置和行动者缺席的问题。推进行政问责,发展和完善相关的制度安排非常重要,但行动者是能动性的要素,必须要寻找激励行动者的方法,激活潜在的问责者。     

我国官员财产申报问责体系制度设计

当前我国官员财产申报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虚假申报或无效申报,究其原因在于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责任追究机制缺失,问责主体不明,问责程序虚无,惩处力度不够,这些已经成为影响财产申报制度有效实施的重要原因.因此,在借鉴国外财产申报制度成熟国家的丰富经验基础上,建立起我国的财产申报问责体系是重要而紧迫的.     

我国政府问责的制度性障碍及其消解

完善的制度是政府问责规范的必要条件.我国政府问责虽已有所进步,但总体而言还未实现制度化和法律化.本文认为只有通过制度设计来实现问责的刚性化,才能确保政府问责的有效性.     

我国的问责客体范围:制度比较与制度改进

问责客体的制度规定是问责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及不同地方的问责制度对问责客体范围有不同的规定,这样显然有失公正。我国问责客体范围存在的制度不足,主要表现为不同地方问责制度的问责客体范围差异过大、问责客体范围笼统模糊、问责客体范围比较狭窄。因此,我国问责客体范围制度改进的目标在于:明确界定党政领导的责任追究范围,扩大问责客体的范围,减少不同地方的问责客体范围差异。     

公民问责:现实反思与制度重构

公民问责是异体问责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具有同体问责和其他异体问责难以具有的优势.要促进我国公民问责,就必须促进政务公开,畅通问责渠道,完善问责程序,培育公民问责意识.     

经济转型、市场秩序与非正式制度安排

经济转型的实质是一个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过程。在经济转型时期,市场经济秩序也在形成之中,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是不同的。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市场经济秩序混乱的关键不在于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变迁滞后是根本原因。要促进市场经济秩序的形成,不仅要加强正式制度的转变与创新,而且要促进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强化非正式制度的供给。针对当前中国以市场化为核心的制度变迁过程中非正式制度变迁严重滞后的问题,在经济转型后期,我们应以非正式制度供给为重点,通过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创新来促进市场经济秩序的形成。在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创新中,要重点培养契约与信用意识、市场经济精神,加强市场道德建设,加快关系经济向契约经济的转型。     

环境保护的制度安排及其创新

环境保护制度安排的依据是弥补微观领域的市场失灵以及相应的政府失灵。一般地,这种制度性安排包括"庇古税式"制度、"科斯式"制度、管制性制度和治理式制度四大类。本文着重阐述了自上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在清洁生产、循环经济等预防性、节约性、循环性环境保护思想,以及新公共管理、治理等新公共服务思想的影响下,环境保护制度创新呈现出预防式保护、企业环境责任延伸、市场化和治理主体多元化的趋势。     

论行政问责制度构建的困境与出路

行政问责制度是我国法治文明建设过程中的一项制度创新,也是防止腐败和遏制事故发生的重要措施.目前,面对诸多的重大事故,现有的法律制度对行政行为责任人难以实施有效的问责追究.因此,当务之急是尽快构建完善的行政问责制度,将行政问责制度纳入法治化的轨道.     

“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研究

"问责官员"的悄然复出对我国刚刚建立起来的官员问责制构成了极大威胁,使其权威性受到挑战和破坏.尽快完善我国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已经成为当前的紧要任务.在现有官员问责法律框架内,涉及官员复出的内容所占比例偏少,也较为原则,操作性欠缺.问责官员复出的程序建设应纳入法治化轨道.     

中国收费公路的制度安排及其绩效评价

收费公路是我国市场化改革延伸到基础网络设施的重大举措.作为一项影响深远的制度安排,30年来,围绕收费公路的产品属性和政策绩效,学术界的讨论不绝于耳.本文从制度变迁的视角,阐述在特定背景下中国"公路产品"向"公路商品"转变的必然性.进一步,从社会福利、政策效率与制度导向方面对政策绩效做出评价.论文认为,收费公路的核心问题在于政府管制竞争而导致的垄断价格.检讨我国渐进式改革中的一些重大的制度安排,收费公路产业化政策为难得的一项"标本".     

我国官员问责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2003年以来我国的官员问责制已经得到极大的发展，但是仍然存在重行政问责，轻法律问责；重事故问责，轻日常问责；重应对问责，轻预防问责；重形式问责，轻结果问责等问题。强化领导者执政为民的责任意识，强化管理绩效评估活动，明确领导者职责等是完善我国官员问责制的必然选择。     

网络问责与我国问责制的发展完善

网络问责已成为当前我国民主政治进程中的一大亮点。网络问责拓宽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有效渠道,强化了官员问责中的异体问责功能,渐进地推动着我国问责制的发展进程。网络问责建立了新型的问责方式,实现了公民问责模式的转换;降低了官员的犯错可能,增强了官员和公众的责任意识,对推动我国问责制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引导和规范网络问责,进一步推动我国问责制的发展完善,主要对策包括:培养问责主体的社会意识;建立网络问责的激励机制;加大问责信息的公开和审查;发挥同体问责的保障作用;加强被问责官员的权利救济。     

制度安排、交易成本与农地流转价格

制度节约交易成本,也诱致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影响农地流转价格.影响农地流转的交易成本及其价格的制度大约有三类:村庄制度安排、习惯法、国家制度安排.三类制度从不同的方向影响农地流转的交易成本及其交易价格.目前中国农地制度安排-交易成本-流转价格之间有一定内在关联性.     

公共责任与官员问责制

源于西方政治的问责制(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如今在中国已成为现实,正在推行.为了理解官员问责制的内涵,对于英文"accountability"初始涵义,以及"责任"、"公共责任"等相关概念的考察就成为必要.本文在分析了这些概念之后认为,公开、民主、公平和效率是当前我国的官员问责制所追求的目标;而官员问责制的基本内涵有:政府官员应对其已履行的责任向人民汇报说明;对没能履行的责任要接受民众的问责;来自政府系统内部的问责;来自法律法规的问责及来自自身的问责.显然,把握问责制的这些内涵,对于我国官员问责制的成功推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制度安排·资源利用效率·国民经济福利

制度安排的效率决定资源的利用效率 ,而资源的利用效率在两个方面决定国民的经济福利 :一是通过决定商品价值量和价格总水平影响经济福利 ,二是通过资源的稀缺状况决定商品价格总水平影响经济福利。有效利用资源的制度安排主要是 :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 ,建立规范的市场秩序制度 ,建立科学的宏观调控体系 ,建立规范的产权制度     

社会治理、社会发展与财产权制度安排

西方通过文艺复兴建立起了私有财产制度,它的确立为人的行为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种行为准则,促进了社会治理绩效的改进。随着生产社会化的发展,物权的权利逐步分散在不同人的身上,由此形成了产权理论,这表明西方由最初物权治理关系发展到了行为治理关系的层面,这是社会治理和社会发展深化的一个重要拐点。与西方从财产权制度到产权制度的自然演进不同,我国的改革则是经历着从产权制度到财产权制度的逆序演进轨迹,这种没有经过历史强化的制度安排极大制约了产权改革绩效的显现。     

可持续消费的路径依赖与制度安排

代际公正和代内公正是可持续的代名词,与一般的消费行为相比较,可持续消费具有公正性、系统性、动态均衡性和社会效率性的特征;消费行为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主要根据消费行为的比较效应来判断,而要实现消费的可持续性,根据可持续消费的基本要求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必须依赖政府推进型路径;政府实现可持续消费的制度安排,要注意降低消费行为的社会成本,制度推进的成本,以及制度安排的五个次序;可持续消费的制度安排的主要内容包括人口制度、解贫制度、可持续生产、生产与消费的监管体系、消费领域内部制度和实现手段综合协调制度等。     

从行政道德到依法问责--对于我国高官问责建制的若干思考

高官问责再度引起了公众对于行政道德的关注,它在制度上适时填补了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之间的空白。道德抑或伦理的约束只是一种软性力量。高官问责在界域和体制维度上的建构、扩展以及纵深,根本上有利于通过法制他律最终促成行政部门的道德自律。实现问责制度化的系统性和预期性,其关键即是从行政道德走向依法问责。     

香港特区政府主要官员问责制研究

香港特别行政区主要官员问责制作为行政问责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行政责任体系。它的出现和施行,集中体现了香港社会转型时期对反映当代公共行政民主化发展趋势的公务员制度及其改革的社会需求。因此,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上深入研究特区政府主要官员问责制,对促进香港体制转型、促进特区政府公务员制度改革和发展,以及促进我国行政问责体系建设和健全决策、执行、监督有机协调的运行机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