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的“青铜时代革命”

中国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进入青铜时代以后,大部地区在技术经济、文化格局、社会形态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革现象,堪称一次"青铜时代革命"。这次重大文化变革当与西方青铜文化的影响和刺激密切相关,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当时气候向干冷转化这个大的环境背景。     

吐火罗人的起源与迁徙

本文研究了吐火罗人的族属 ,分析了公元前 2 0 0 0年至公元前 150 0年间新疆分布的几种青铜时代文化 ,认为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的克尔木齐文化、楼兰地区的小河—古墓沟文化为吐火罗文化 ,塔里木盆地中部的新塔拉文化和尼雅北方青铜文化则是吐火罗文化与羌文化结合的产物     

青铜编钟研究源流略考

青铜编钟盛行使用于青铜时代。以此，文章基于现有出土文物和文献记录对青铜编钟的起源、发展、衰落及研究和制作这一发展脉络进行了概述，并试析了它的文化内涵和人文、艺术价值。     

夏代青铜器的审美特征

夏代是中国青铜时代的滥觞期,出现了鼎、、爵等青铜礼器和戈、戚、镞、钺等青铜兵器,奠定了中国青铜时代以礼器和兵器为主的格局。造型方面,夏代青铜器逐渐摆脱陶器和玉、石器的造型特征,达到功能和美观的统一。纹饰方面,线条形式较为简单,赋纹位置大多一致,并出现了以镶嵌物组成的纹饰,具有抽象性、单一性和合成性的特点。风格方面,技术的不发达及礼仪的功用使其呈现出原始拙朴简约抽象和冷静自然的特色,有着初创阶段的独特美感。夏代青铜器显现出夏代先民发达的审美思维能力和高超的手工艺水平,对中国青铜器艺术的产生发展有着开创性的意义。     

新疆温泉县阿敦乔鲁遗址出土早期铜器的初步科学分析

新疆温泉县阿敦乔鲁遗址是西天山地区发现年代较早的一处青铜时代遗存,出土青铜器数量也为该地区同时期发现中最多的,对于研究公元前2千纪上半叶西天山地区早期铜器的传播和冶金技术的区域特征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对阿敦乔鲁遗址出土的铜器进行了49件无损检测,并对其中6件做有损检测,显示其材质均为锡青铜,成型方式有铸造、锻造,无论器型或材质都与中天山的萨恩萨伊墓地M56出土铜器相同,皆符合已知安德罗诺沃文化铜器的特征,应是安德罗诺沃文化直接影响的重要证据。     

云南青铜文化地理初论

云南青铜文化是云南文明之始的灿烂篇章;在中国历史上,则是中国青铜时代行将结束之际大放异彩的终幕曲。对于云南青铜文化宝藏,学者们已从多方面进行过研究。本文将借鉴云南考古学界的发掘和研究成果,从文化地理的角度探讨云南青铜文化的分布特征、地理成因、地域特色及衰落原因。     

帕米尔地区早期历史的演变格局

新疆的帕米尔高原地区自青铜时代以来，大致经历了两个文化发展阶段：一个是以安德罗诺沃文化为代表的中亚族群不断向东迁徙运动的阶段；一个是其后的新的族群占据帕米尔，并继续向东进入塔里木盆地西南边缘的阶段。如果再放大一下观察的视野，新疆喀什地区的早期历史也是在不断进行的东西南北文化交流和碰撞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新疆各地的早期文化正是在这种兼容并蓄、相互借鉴和影响的环境中长期共存，最终形成了今天多民族文化繁荣发展的历史格局。     

鄂尔多斯式青铜短剑的特征

学界对鄂尔多斯式青铜短剑的研究由来已久,但对其特征的认识却缺乏专一而全面的论述.在分析鄂尔多斯式青铜短剑特征的不同观点的基础上,通过对比青铜时代中国、蒙古国、俄罗斯不同地区青铜短剑的特征,归纳出鄂尔多斯式青铜短剑的具体特征.     

通过史前骨器玉器的契刻 论证甲骨契刻前的状态——对郭沫若先生一个结论的推敲与求证

殷商时期中叶，殷人在前人青铜铸造技术的基础上，创造出了令后世叹为观止的青铜文化；同时，亦是在前人创造的符号、文字、绘画等文化基础上，经过总结、发展后，殷人又创造出一个彪炳千秋的文化——甲骨文。     

“美金”与“恶金”的考古学阐释

"美金"、"恶金"二词,出自《国语》等先秦古籍。不少历史学家认为,用以铸造兵器的"美金"是指青铜,用以制造农耕具的"恶金"是指铁,并以此论证春秋时期的冶铁和铁器发展水平。然而,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春秋时期,兵器不仅用青铜铸造,而且同样用铁制作;铁被用于农耕具的制作,青铜同样也用于农耕具的铸造;春秋铁器中大量是贵族用品或发现于贵族墓葬,当时的人们对青铜和铁并不存在美与恶的认识和区分。鉴于当时人工冶铁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而社会生活中大量使用的金属仍然主要是青铜,可以认为,"美金"和"恶金"都是指青铜,"美金"是优质青铜,"恶金"是劣质粗铜。     

郭宝钧对殷墟发掘和研究的贡献

郭宝钧自1928年第一次参加安阳殷墟科学发掘,至20世纪60年代初仍然坚持在田野发掘第一线,毕生从事殷墟的发掘与研究,为殷商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是新中国考古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并为新中国考古事业培养了接班人.他著书立说,弘扬民族文化,他的<中国青铜器时代>、<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上古审美文化对日本绳文时代的影响

从中国和日本考古文物、古代文献、古史传说来看 ,中国上古审美文化对日本绳文时代审美文化曾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可分为早中晚三期 ,早期影响表现为以山东后李文化为代表的“太昊时代”审美文化对绳文时代草创期、早期审美文化的辐射 ;中期影响表现为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少昊时代”审美文化对绳文时代前期、中期审美文化的渗透 ;晚期影响表现为商周时代青铜、玉雕等审美文化因素在绳文时代后期、晚期审美文化中的凝聚。由于接受了中国上古审美文化的影响 ,日本绳文时代无论是在太阳崇拜、火崇拜、凤鸟崇拜、鸡崇拜等深层文化观念方面 ,还是在整体造型、陶塑装饰、抽象纹样等审美形式方面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从而呈现出由神秘古拙到神奇华美再到庄重秀雅的风格转换     

商周中原文化对长江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影响

中原商周文化向长江流域的扩张,对不同地区的影响是通过不同的模式进行的,其影响程度及结果也不相同。中原商文化在二里岗时期曾大规模向长江流域扩张,直接促成了长江流域商代青铜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殷墟时期,中原的青铜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由于商王朝疆域的内缩及对周边控制力量的减弱,促使长江流域的青铜文化迅速发展,并使区域性文化中心得以形成。此时,南方青铜文化明显承袭二里岗时期所形成的一些传统,同时又接受了以安阳殷墟为中心的中原晚商文化的新因素。长江流域各支青铜文化在中原商王朝礼制文化的强烈影响下,不仅进行着物质文化的融合与统一,而且还是思想观念上的融合与统一,为西周集中统一的政治格局的形成奠定了文化基础。而到了西周中期,中原地区的强势文化已波及到大江南北,长江流域已成为西周王朝政治文化统辖的直属地区。随着中原先进文化的传播,在意识形态领域,长江流域有的部族已开始采用中原商周的礼仪制度作为社会的整合手段,以规范社会的等级秩序和社会的正常运转。长江流域在商周时期的文明化进程既体现出中央王朝与边疆地区的文化与其政体性质及生活形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反映出长江流域的古代社会主要通过地方与中央的行政隶属关系被纳入文明社会的发展框架中。     

中国史前并不存在"英雄时代"

针对史学界认为中国史前有个"英雄时代"的说法,本文考察了英雄、英雄史观的产生过程,认为殷商时期不存在滋生英雄、英雄史观的条件;西周时虽已开始对人间英雄的歌颂,但和英雄史观有着本质的区别.在中国,英雄史观实际形成于战国时,完备于秦汉时,它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伴生物.并认为,理性地观察这个问题,对于中国文明起源史、文化史的研究应具有正本清源的意义.     

古代亚洲的驯马、乘马与游战族群

驯马史滥觞于新石器晚期的亚洲草原,当时的草原住民为了取得肉乳,遂由猎马逐步发展为畜养马匹。至青铜时代,随着草原人口的不断扩展而形成新的族群,他们出于战争和迁徙的需要,开始将马匹当作交通和战争的工具,马的使用从而有了新的方向。公元前2000—前1600年间,只有少数特殊的"游战族群"(nomads)才掌握驭使马匹的技术。青铜时代的马政与贩马贸易,一方面促使马车向外传播,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民族流动。从人类掌握驾马技术起,原本各地相对独立的历史才逐渐转变为互相沟通的世界史。殷商文明处于亚洲驾马历史的早期阶段,此时掌握马车的族群即是殷商王族。从亚洲历史的角度观察殷商文明,或许可以更进一步理解其文明成分的来源。     

论先秦时期的祭祀禳灾

先秦时期的祭祀禳灾是由早期天神崇拜、自然崇拜和鬼神崇拜发展而来的,从原始社会开始孕育,到夏、商和西周时形式逐渐多样化,春秋战国时则渐渐趋于衰弱。早期的祭祀禳灾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如消除人们对灾害的恐慌心理、提前防范灾害发生、与药物相结合有治疗作用,等等。     

史、史官与中国早期儒学元典的书写

书写的前提首先要有文字,中国文字的产生绝非始于殷商甲骨文,最初产生的文字恐怕比八千多年前的贾湖契刻还要早,"史"就是参与创制文字者之一。国家建立后,"史"转化为史官,国家成文的书写基本由史官来完成。《尚书》是中国早期史官书写的成文,也是中国早期的儒学元典之一,它含有《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书相比较,《周书》不仅篇幅多内容丰富,而且已经具备了比较成熟的书写模式和相当高的书写技巧,表现出鲜明的儒学意识与相对稳定的民族喜闻乐见的艺术审美风范,对后世成文的书写影响极大。     

商周青铜器上动物雕塑的美学研究

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以其厚重的造型、繁复的纹饰,传达着统治者的意志,形成了一种狞厉之美。但是作为青铜器扳手、提梁或器盖装饰的动物形雕塑,却小巧可爱,充满着灵动活泼的生命气息,形成了青铜器审美的另一个侧面。青铜器上的动物雕塑是史前明朗、活泼的审美文化精神在商周时期的延续,只是在鬼神和等级观念浓厚的商周社会,这种灵动之美只能退居器物的从属部位。     

商周部族之间的信仰差异与兼容

古代部落的封闭性导致其固有文化的独特性,商周部族文化就是相对独立而平行发展的。在至上神的信仰方面,商周部族各异,一者为“帝”,一者为“天”。在商统治期,间由于“小邦周”与“大邑商”的隶属关系,从政治角度看,“帝”和“天”有一种微妙的上下等级关系。在周族形成国家的过程中自然就产生“天”与“帝”之对抗,这种对抗主要导源于周族向商族之挑战。在周克商之后,周采用信仰怀柔政策,令“帝”与“天”相和谐,进行了一次商族与周族之间的信仰调停。     

“曾国之谜”探微

曾和随是一国两名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曾国和随国至迟在西周末就并立于汉东,这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都能得到证实。曾侯乙的族姓还没有得到最后的确证,过去认为其为姬姓证据并不充分。从“上曾太子鼎”出土于山东的事实可以看到,两周之交山东与豫南、鄂北曾有过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对于“曾国之谜”的破译工作将是长期的,我们期待着将来更丰富的考古材料的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