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汉书》游侠研究

有关“游侠”的争论及研究由来已久,《游侠传》又是《汉书》中备受争议的一章。学术界多将它与《史记·游侠列传》作对比。新时期尤其是近三十年以来,关于《汉书》游侠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从内涵、特征、史学观到社会文化现象和文学视角,《汉书》游侠的研究呈现一种多元化的趋势。对《汉书》游侠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班固的作史精神和《汉书》游侠在游侠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从《汉书·儒林传》看《儒林外史》的艺术构思

《儒林外史》题名中的“儒林”和“史”字都透露出它与史传文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儒林外史》的艺术构思在人物出场的线索设置、人物退场方式以及主旨确立等方面受到《汉书·儒林传》的诸多启发。《儒林外史》虽日“外史”,却是依托“正史”进行艺术构思,从而探索出了一条汲取历史营养进行小说创作的新路。     

从《汉书》的内容看其编纂特点

《汉书》是参照《史记》的体例编撰而成的。但是它创新发展,首开断代史编辑体裁的先河。在编辑内容上舍弃“世家”修“本纪”,详今略古的作表原则,“列传”的入选原则,“志”的博大精深的内容,对边疆民族的详实记载等,这些独树一帜的做法确立了它在中国编辑史上的崇高地位。     

班固与《汉书》--一则知人论世的考察

《汉书》是中世纪"正史"的真正鼻祖.它的作者是否剽窃父书?是否剥取《史记》编纂形式而无所创造?本文尝试厘清这一名著攸关的人与事的历史真相,以论证决定《汉书》编纂取向的,是班固时代的政治生态环境和当时的重大事变.将《汉书》的编纂过程,藉班固一生政治沉浮的历史陈述表而出之,悖于《汉书》学的研究传统.是耶非耶?期待高明指正.     

由《汉书·赵尹韩张二王传》简析班固的史学思想

《汉书·赵尹韩张二王传》在全书中一枝独秀,是纯一色的六位官职不过郡守、曾在三辅就任最高行政长官的合传。这是班固有意安排的,反映了他以刑法治国治民的史学思想,也恰好印证了他在《刑法志》中所说的“吏不专余,法无二门,轻重当罪,民命得全”的思想。     

试析班固的民族观

班固民族观是其民族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对传统民族观的继承和发展。以他对民族较为深入的认识为基础,以民族关系的状况为转移,班固民族观有贬斥“夷狄”、主张对其实行武力征伐的一面,但以承认少数民族已有的地位、主张对其实行怀柔羁縻政策为主要方面。     

从《汉书》七纪一传诏令奏议中看西汉经学之变迁

经学作为研究各种儒家经典的学问,在西汉武帝以后与政治联系日益紧密,在西汉武帝至王莽统治时期的诏令中可以看出汉代经学与政治之间的相互影响。《汉书》中自武帝至平帝七个本纪及《王莽传》中记录了大量诏令奏议。这些诏令奏议在语言风格上,由最初引用、转述儒家经典语句渐变为直接摘抄和模仿儒家经典;在内容上,由最初利用儒家经典解决现实政治问题逐渐转变为解释灾异、祥瑞和谶纬,并逐渐提高古文经学的地位。从西汉诏令奏议的文风和内容上可以看出,西汉经学从务实到神秘化、从政治指导思想到宗教化的变化过程。这既是经学发展到极盛的表现,也是经学蜕化的表现。     

从《汉书·艺文志》看西汉阴阳家的衍化

阴阳家作为先秦诸子学派中的一家,曾经被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排列于诸学派之首,可见其地位之重要。然而自战国末年起,诸子百家学说开始出现调和、杂糅趋势,至西汉,道家、儒家思想先后受到统治阶层重视,阴阳家学说为适应现实的需要,发生重大转型,逐渐渗透到道家、儒家、兵家学说及数术、医学等研究领域。试结合《汉书·艺文志》对先秦、西汉著作的著录情况,考察阴阳家学说在西汉的分流与衍化,及其对西汉政权产生的影响。     

论向歆父子文献编纂思想对班固《汉书》的贡献

向歆父子对文献的整理和编纂是继孔子之后我国古代文化史上又一创造性的伟大工程,他们的《别录》和《七略》是中国古代编辑史不朽丰碑。向歆父子崇儒扬经、经世致用,求真务实、择善而从,辨章学术、传承文化的编纂思想和编纂方法,对班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向歆父子编校的中秘图书是班固编纂《汉书》的重要文献来源,向歆父子的撰述成果和观点被班固在《汉书》中大量引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向歆父子的文献编纂成就,也就不可能有班固的《汉书》。     

《汉书·邹阳传》所载袨服考

<汉书·邹阳传>载:夫全赵之时,武力鼎士袨服丛台之下者,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湛患.该句中袨服不是指玄黄之服,也不是指武士黑色的礼服,更非泛指炫目的盛服,而是特指勇武的侠士门客的盛服.这种盛服以深衣为主要式样,腰间束带,纹样以云纹和几何纹为代表.袨服的材质为丝织,颜色靓丽,其佩玉、带钩、佩剑等配饰也雕镂精美.侠士门客身着袨服,反映了西汉初期的赵国民风开放和社会经济繁荣.     

《史记》"游侠"略析

“游侠”在历史上以不同的身份出现 ,或为刺客 ,或为卿相 ,或为布衣。侠是“义”的化身。侠义精神为后人所称颂。     

《史记》《汉书》边塞题材探析

作为全面反映汉代社会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史记》《汉书》,对当时的边塞问题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一是全面地确立了固边守塞的观念;二是真实地记录和热情讴歌了汉代边塞抗击匈奴战争中的将士们的丰功伟绩,使其成为历代文人诗人世代传唱的对象;三是对边塞的风土人情、自然景物及战争场面有着真切的描绘。这些,均成为后世文人了解边塞及其历史的重要资料来源。     

班固《尚书》学研究

班固《尚书》学承师渊源颇为纷杂,但其家学当远承之班伯.班固集西汉《尚书》学以“洪范五行”察变之大成,对后世《书》教传统影响巨大.其撰《汉书·叙传》及其论纪、表、志、传之所以作,体式仿《书序》.班固推尊《尚书》为信史,曾作《典引》一篇以续《尧典》.班固所撰《汉书》称引《尚书》今古文兼采,较好地体现了东汉《书》教传统兼通的特色.     

《汉书》矫正《史记》举隅

《汉书》在《史记》基础上,建立起纪传体断代史编纂的完整体系,成为中国史学发展历程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汉书》对《史记》的袭用也绝不能用简单的"抄袭"二字来概括。班固在袭用《史记》材料过程中遵循有一定的原则,决非盲目照抄。班固对《史记》或增补,或改易,或删节,无不是在一定原则下进行的。     

《汉书·地理志》与《诗经》的文学地理观

《诗经》文学地理观内涵丰富且影响深远,受其影响,《汉书·地理志》在风俗区划上借鉴《诗》国地理,具有空间、时间、逻辑上的合理性;在风俗描述上汲取《诗》国风俗,对后世风俗研究、《诗经》研究产生影响;在风俗论议上征引先秦《诗》论,对其所含先秦人文地理观予以深刻的解读和充分的发挥运用.由此可见,《诗经》文学地理观对汉代时贤之影响,亦可窥见其在汉代发展所至新的历史高度.     

敦煌《汉书》唐写本的校勘价值?

传世的敦煌《汉书》唐写本有十一件,它们有着较高的辑佚、校勘、文字学、音韵学、版本学等方面的学术价值。敦煌《汉书》唐写本的校勘价值远非吐鲁番《汉书》唐写本所能媲美。利用敦煌《汉书》唐写本,可校中华本《汉书》中存在的讹脱衍倒等问题。     

《史记》、《汉书》比较简论

《史》,《汉》为我国古代历史散文之典范。比较而论,体例上,《史》发凡起例,创千古之业,《汉》完善定型,为不祧之宗;思想倾向上,《史》明天人之分,《汉》主天人感应;《史》通古今之变,《汉》调上下洽通;《史》成一家之言,《汉》尽圣人之道;人物塑造上,《史》明善恶,《汉》辨忠奸;《史》重传情,《汉》重传事;《史》重为人,《汉》重为文;《史》爱奇,《汉》重实;组织结构上,《史》神明变化,《汉》严填绵密;语言风格上,《史》错综成文,《汉》骈散一体;《史》雅俗共赏,《又》雍容尔雅;《史》笔端含情,《汉》不甚动情。总之,《史》为正史与杂史的巧妙结合,《汉》开后世正史一途;《史》为历史与文学的完美统一,《汉》开后世纯史一路。     

《汉纪》与《史记》、《汉书》比勘举要

东汉末年,荀悦受命以《左传》体即编年史体,重新整理纪传体《汉书》。建安三年,荀悦开始撰写《汉纪》,至建安五年完成。由于《汉纪》据《汉书》而成,乃中国第一部断代编年体史著,故历来不乏探讨两书关系的论著。《汉纪》在史体方面开创先河,但论者鲜有全面探讨《汉纪》与《史记》、《汉书》关系者。其实三书皆记西汉一代历史,而其中所记内容又多有重复,故本文拟通过比勘《史记》、《汉书》与《汉纪》,以补校今本《汉纪》,并据以订正《史记》与《汉书》之讹误。     

从唐代游侠诗看唐代游侠及侠文化的新变

从创作的文化背景来考察,唐代游侠诗主要表现为两大特点:一是游侠大量聚集于都城长安,这体现了长安都城文化对侠文化的包容;二是游侠与边塞战争的结合,这表现了侠文化对儒家文化的互补与回归;这些特点均体现了侠文化在唐代文化影响下表现出的独特魅力。     

《汉书》版本史考述

《汉书》因其成书年代久远,经过历代传抄翻刻,形成了复杂的版本体系。版本研究是《汉书》文献学研究的基础和重要内容,运用历史文献学的基本知识,以传统版本学的研究为基础,考述《汉书》版本源流及其相互间的承继关系,较为客观地揭示了《汉书》的版本体系,对《汉书》研究者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